——中国第二次财政改革此其时矣
财政部日前宣布，批准上海、深圳、浙江、广东四地作为自行发地方债试点省市，即日生效。试点省市将有权管理每年债券发行额。据了解，中央下放发债权力予地方政府，除了解决地方政府收入匮乏问题外，也是为了降低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可能引发的银行坏账风险，确保金融安全。
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是中国在后金融海啸形势下的新生事务。三年前，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政府均在第一时间出重手救市，中国政府除了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采取“非常规”的家电下乡政策，及“放行”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融资，推动投资建设，这即是当前地方债问题的来源。
三年下来，地方债的规模有多大，有不同的估计，从9.09万亿（人民币，下同，银监会）到12万亿（穆迪）到14.4万亿（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报告），分别占银行贷款的19%、25%与30%，规模可观。
今年6月，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云南城投表示借贷还息不换本，触动了各界的神经，银行急急赴滇追债；稍后，又爆出上海城投贷款由短期转为长期的消息，这一连串事件，揭开了救市扩张政策盛宴下，地方债务隐现的危机。
有专家形容，地方债是中国特色的“次贷”。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特色的次贷危机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美国的次贷危机最后酿成了巨大金融危机，中国的次贷危机现在也已迎面而来，该怎么应付？
瑞信引述国家审计处资料，全国地方债务中，分别有24.5%及17.2%将于2011年底及2012年底到期，形势已迫在眉捷，这正是中央政府放行地方发债的主要背景。
形势逼人，中央政府放行地方政府发债恐怕也是情非得已，而且为了避免可能的副作用，还设了几个保险阀：
（1）是“自行发债”而非“自主发债”。自主发债是地方政府根据财政情况自主决定发债规模，并提供担保，有点像美国各州发行的地方债。自行发债则是在中央政府设定的地方债额度内，从目前的由“财政部代理发行”改为由“地方政府自己发行”。换言之，总额度仍由中央政府控制。
（2）选择的四个省市均为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财困情况不严重，相对上滥发债的可能性较低。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政策试点其实意义不大。对于解决长期的地方财政问题，甚至是对于纾解短期的地方债的风险问题，效果都相当有限。这就触及到一个两难困境了：如果要真正有效化解地方财政困窘难题，又不希望地方政府走上土地财政，也就是靠卖土地筹措财源之路，办法之一就是中央下放发债权给地方。然而中央下放发债权给地方，以当前的地方政治体制，显然又缺乏一个对于地方政府发债、理财有效监督的机制，让人不能不担心日后各地方政府出现省与省竞争，滥发乱发的新隐患。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只能分两部分做，一是短期的，治标；一是长期的，治本。
就治标而言，这二三年来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制造的地方债风险，最终除了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及银行三方面共同吸收之外，理论上没有别的办法，出入只是在三者之间分摊的比例大小而已。
就长期而言，下放地方的发债权的政治体制条件尚不成熟，为避免地方政府继续走地方财政老路或面临财政窘境，进行税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建立各种包括资源税、房屋税、环境税等的地方税制，让地方政府有稳定的税源可以从事地方建设；条件困难，地方税源不足的省、市、区，则由中央进行财政调拨。这是治本。
中国的第二次财政体制改革，此其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