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负债已在2011年5月16日达到法定上限的14.29兆美元，但财政部透过行政手段左拨右调，将极限日期延长到8月2日。届时如仍未能调高法定上限，美国政府将无法偿付到期债务，也就是美债违约。
法定上限调高与否的争执，源自于美国政府与国会在预算上的博弈，国会（主要是共和党和茶党）坚持大删预算，否则不调高上限，白宫则不愿妥协。双方姿态均强硬，但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摊牌，政府缺钱无法运作，陷入债务违约，是很麻烦的事，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一般认为，关键时刻一到，必有一方退让，这即是“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也有译为斗鸡博弈）”，原本市场也是这样的心理，所以没当回事。
但曾是索罗斯得力助手的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力主以短暂违约几天的方式迫使白宫削减支出。他说这种“技术违约”没啥大不了，只要不是旷日持久，却可换来美国政府认真减赤，债权人非但不会抗议，对美国信心反会增加。他还警告，真正的灾难是政客不要求白宫严控开支，轻率地提高举债上限。此论一出，竟然获得相当支持，包括原本非激进派的共和党议员。虽然美国财长盖纳一再警告，任何美债违约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越来越多共和党人认为，短期的技术性违约几天“可受控制”，以施加对白宫的更大压力。这是惠誉继标普、穆迪之后，对美国朝野及市场发出严重警告的背景。
针对所谓“技术违约”论点，商品大王罗杰斯明言，美国正步向比金融海啸更差的境地。他在CNBC节目中说，当再出现经济问题时，美国政府已不能再让债务递增三倍或大量印钞，情况只会比金融海啸来得更坏。中国人民银行顾问李稻葵也警告美国，这样的做法形同“玩火”。他说，“中国能够承诺不会抛售手头上的美国国债，但美国亦要承诺，保证我们投资的安全，不会令我们利益受损”。连不处理经济事务的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在记者会中表示，北京希望美国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财政及金融状况。
撇开盖纳不谈，何以罗杰斯、大陆官方、信评机构及众多华尔街人士对当前形势有着高度关切与感应？因为：一、即使短暂违约，也会吓坏全球市场，令全球利率飙升，美元暴挫，并使脆弱的美国及全球经济重陷衰退。二、一旦美国发生国债违约，无须信评机构调降评级，美国政府即无可能再以举债筹钱。这时如想再施量化宽松（QE）故技，来个QE3，也将不复同样效果。因为连续两次QE，除造成美国及全球商品及股价大涨，于实体经济帮助有限；若再来QE3，连商品及股价都未必上得去，因为前两次QE时，一般还期待实体经济会拉起来。美国经济将因此陷入真正的困境。
三、尽管如此，美国仍可能死马当活马医，推出QE3。如此将造成国际流动性的进一步泛滥，迫使各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在中国大陆，除投资美债造成巨大损失，货币政策再收紧，极可能挤破房市大泡沫，造成中国经济大幅减速。四、中国经济的减速，当然不免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贺顿（Will Hutton）的新书《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写的是故事的后半段；前半段的主角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