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她爸爸的女儿。无论他还是她都从未真正想要成长，而现在，他们一起成长。雷的病情并没有让她像弟弟妹妹们那么不自在，那么恐惧，无需否认这一事实让一向好胜的她感到满足。还是个孩子时，她曾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他爱她胜过一切，而现在，当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试着帮他挨过一阵阵甚至连吗啡也只能缩短而无法使之消失的疼痛时，这愿望变成了事实，他们使它变成了事实，而这改变了她。
在黑斯廷斯村的唯一神教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帕蒂想起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这次的葬礼也同样来了很多人——至少有五百。看上去，韦斯特切斯特的每一位律师、法官、现任公诉人和前公诉人都来参加了，那些为雷致悼词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内容：他不仅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能干的律师，也是最友善、最勤奋、最诚实的律师。他职业声誉的广度和高度让帕蒂晕眩，而对坐在她身旁的杰西卡而言，这一切都是个全新的发现；帕蒂已经能够预见到（事实证明，准确无误），杰西卡事后将会向她发起责难，公平的责难，为她剥夺了她了解外祖父的机会。
阿比盖尔走上讲台代表家人致辞，她想要表现得风趣，出来的效果却是不得体和自说自话，然后，她利用失控的悲痛抽泣，部分地挽回了她的形象。
直到家里人在葬礼结束后陆续离开时，帕蒂才看到后面几排长凳上坐了一百多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各色人等，当中大多数是黑人、拉美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高矮不一，身着西服或裙装——显然是他们所拥有的最体面的衣服，耐心而庄重地坐在那里，显然比她更熟悉葬礼仪式。这些是雷以前为之提供过免费服务的老客户或者那些客户的家人。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包括帕蒂在内的爱默生一家人面前，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的眼睛，简短地对雷为他们做过的工作表示感谢。为那些他拯救过的生命，扭转过的不公，以及表达出的善意。帕蒂并没有完全被这一切吹昏头脑（她深知在这个世上，行善的背后是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不由得想起了沃尔特。现在她只是感到后悔，在沃尔特为保护其他物种而斗争时，她却处处为难他；她发觉自己当初那样做是出于忌妒——忌妒那些鸟儿在他眼中那么纯粹地可爱，忌妒他拥有这种去爱它们的能力。她希望她现在可以走到他面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我敬爱你，因为你的善良。
她很快发现她尤其要感谢沃尔特的一点是他对金钱的淡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足够幸运地培养出自己对物质的淡漠，然后，就像幸运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好运气一样，她嫁给了沃尔特，她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物质的不贪婪，直到雷去世后，她被拽回到家人与金钱有关的噩梦当中。爱默生一家人，正如沃尔特多次告诉帕蒂的那样，代表着一种贫乏的经济。就他的喻意（也就是说，情感上的贫乏）而言，她有时候能够看出他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局外人长大的，没有参与家人对物质的竞争，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雷的父母那份永远令人觊觎却又永远不可撼动的财产——贫乏的人为性——是她家人种种麻烦的根源。直到在雷的葬礼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她逼迫乔伊斯作出明确说明，了解了爱默生家族位于新泽西的祖屋的故事，听说了乔伊斯如今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她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情况是这样的：作为雷在世的配偶，乔伊斯现在拥有了那座乡间庄园，那是六年前奥古斯特去世后由雷继承的。当帕蒂的妹妹们，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恳求雷“处理”那份地产（也就是说，卖掉它，把属于她们的那笔钱分给她们）的时候，雷当然能够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不在了，乔伊斯每天都要承受来自两个女儿的压力，而她却不具备承受这种压力的先天优势。然而，不幸的是，除去雷对祖宅在感情上的不舍这点之外，雷当初无法“处理”这份地产的其他原因仍然挡在她的面前。首先，如果卖掉祖宅，雷的两个兄弟就可以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取一大部分房款。此外，那栋石头房子里现在住着帕蒂的弟弟埃德加和他的妻子加琳娜，以及他们很快就要增加成四个的孩子们，而且房子已被埃德加擅自进行的一系列“翻新”搞得不成样子，由于他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又有很多张口等着要吃饭，所以到目前为止，“翻新”工作就只进行到局部随意拆毁这个程度。而且，埃德加和加琳娜威胁说，如果乔伊斯把他们赶出祖宅，他们就去以色列的西岸聚居点定居，带走乔伊斯这辈子唯一的几个孙子，靠一家设立于迈阿密的基金会的救济过活，而那家基金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衅式宣传令乔伊斯极其不安。
当然了，乔伊斯的噩梦是她自愿招来的。当年在学校里拿奖学金的她被雷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出身、他的家族财富和他的社会理想主义所吸引。她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家庭，不知道她最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不知道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她将忍受种种令人厌恶的怪癖、孩子气的金钱游戏和奥古斯特专横无礼的对待。她，贫穷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很快就用爱默生家的钱去西藏、马丘比丘以及埃及的几处地方旅游；与达格?哈马舍尔德、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共进晚餐。像许多从政人士一样，乔伊斯不是个健全的人；她甚至比帕蒂还要不健全。她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当她开始生育孩子，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们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因此，便有了帕蒂童年的副歌：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有保险，但是爸爸不信任保险。
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打零工，但是我们更希望你们去开发你们非同一般的天赋，追寻你们的梦想。别人家不得不为应付突发事件所需的款项发愁，但是祖父的钱意味着我们不必如此。别人要作现实考虑，要工作，要为将来存钱，但是就算祖父为慈善活动捐了那么多钱，外面仍然有一大罐金子在等着你们。
多年来乔伊斯一直传递着这些信息，一直纵容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被它们扭曲，如今，面对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要求清算那份地产的压力，她用颤抖的声音向帕蒂坦白说，她觉得“不安”且“有一点点愧疚”。
在过去，她用一些隐藏的方式表达着她的愧疚：不定期地转给两个女儿数目可观的现金，不去评判，比如说，类似阿比盖尔在某天深夜赶到垂危的奥古斯特的病床前，从他那里要到了最后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这样的行为（帕蒂从加琳娜和埃德加那里听说了这个把戏，他们认为这太不公平，但在她看来，他们更多地是在懊悔他们自己怎么没有想出这种好点子）。看到她妈妈一向隐藏于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背后的愧疚，现在在大白天于她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表露无遗，帕蒂感到一种有趣的满足。“我不知道我和你爸爸做了什么，”她说，“我猜我们的确做了什么。我们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都没能作好准备……作好准备去，嗯，独立养活他们自己。我猜我……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阿比盖尔再次要求我卖掉她祖父的房子……我猜，我想，我活该受这份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猜，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只不过需要勇敢地面对她，”帕蒂说，“你有权不受她的折磨。”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同，如此独立，”乔伊斯说，“你似乎没有这些方面的烦恼。我是说，我知道你有烦恼。但你似乎要……更加坚强一些，不知怎么回事。”
毫不夸张：这是帕蒂人生中最得意的十个瞬间之一。
“沃尔特是个了不起的养家人，”她反驳说，“他是个好人。这一点不无帮助。”
“那你的孩子们……他们……？”
“他们像沃尔特。他们知道怎样去工作。乔伊可能是北美洲最独立的孩子。我猜他这点部分是受了我的影响。”
“我真希望能多见见……乔伊，”乔伊斯说，“我希……既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我们已经被……”她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刺耳，
非常的不自然，“既然我们已经被原谅了，我希望我能多了解他。”
“我相信他也希望这样。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很感兴趣。”
“哦，不过，我可一点儿也不确定我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或许他应该和埃德加谈谈。”乔伊斯再次发出那种奇怪、不自然的笑声。
其实，埃德加并没有比她们变得更像犹太人，除了在最被动的那些意义上。九十年代早期，他做了任何一个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人可能去做的事情：成为一名股票交易商。当他停止研究东亚语言的语法结构，投身股票交易，他很快赚到了一大笔钱，足以吸引并留住加琳娜，一个年轻漂亮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刚一结婚，加琳娜俄式物质主义的一面就显现出来。她刺激埃德加去挣更大数额的钱，并将其花在了新泽西肖特山上的一栋大宅、皮草、昂贵的珠宝和其他富丽堂皇的物品上。有一阵子，通过经营自己的公司，埃德加成功耀眼，以至引起了平日里疏远而专横的祖父的关注，刚刚失去妻子的奥古斯特，或许是受早期老年痴呆症的影响，一时冲动，贪婪地允许埃德加更新他持有的股票，卖出他的美国蓝筹，大数额地投资于东南亚市场。当亚洲股票泡沫达到最高峰时，奥古斯特最后一次修改了他的遗嘱和信托基金，把他的股票投资留给了两个较小的儿子，而把新泽西的祖宅留给了雷，在当时看，这样的分配非常合理。但是埃德加做的更新工作却是靠不住的。亚洲金融市场的泡沫如期破裂，而之后没多久奥古斯特就去世了，帕蒂的两个叔叔几乎什么也没有继承到，而得益于新高速公路的开通和新泽西西北部的快速发展，庄园的价值却翻番了。
雷用以抵挡两个弟弟对这份地产的合理要求的唯一方法就是留住房子，让埃德加和加琳娜住进去，而这两人也很愿意这样去做，因为埃德加自己的投资也惨遭失败，破了产。正是在这个时候，加琳娜犹太人的一面现身了。她拥护东正教传统，不再节育，生了一堆孩子，使她和埃德加的财务困境进一步恶化。对于犹太教，埃德加并不比家中的其他任何人抱有更大的热情，但他是由加琳娜塑造而成的，自破产以来，为了和睦相处，他变得更加听妻子的话。于是，哦，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是多么地憎恨加琳娜。
这就是帕蒂要着手去为她妈妈处理的情况。只有她有这个资格，因为她是乔伊斯唯一一个愿意自食其力的孩子，而这带给她最奇妙、最愉快的感受：有她这样一个女儿是乔伊斯的幸运。帕蒂在这种感觉中陶醉了好几天，之后才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她正被拉回到恶劣的家庭模式中，再次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一争高低。没错，之前当她帮着看护雷的时候，她已经感到了竞争的刺痛；但是没有人会出面质疑她陪伴雷的权利，而且就动机而言，她的良心是清白的。然而，和阿比盖尔共度一晚就足以让过往的竞争汁液再次四下流淌。
在和泽西城一个非常高的男人同居期间，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像个下错了高速路的中年主妇，帕蒂买了双相当时髦的粗跟高跟靴，如今她选择穿着这双鞋去和她那个个子最矮的妹妹见面，这或许是她最不友善的那部分自我作出的决定。当两人从阿比盖尔的公寓走向后者常去的那家酒吧时，她高出了阿比盖尔一大截，就像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仿佛是为了弥补个头上的不足，阿比盖尔开始了她冗长的开场白——足足说了两个小时——这使帕蒂得以拼凑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她的人生画卷：她在某个已婚男子——现在对他的专门称谓是大白痴——身上浪费了她待嫁时光中最美好的十二年，想等着大白痴的孩子们读完高中，这样他就可以离开他的妻子，而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却是为了一个比阿比盖尔更加年轻的女孩；她转而在那些蔑视异性恋的同性恋男人身上寻求更愉快的男性陪伴；她是数目庞大的半失业演员、剧作家、喜剧演员和表演艺术家群体中受重视且大方慷慨的一员；她的朋友圈中，大家都互相捧场，互相购买演出门票、参加筹款会，当中的大多数钱，追根溯源都是从诸如乔伊斯的支票簿这样的源头流下来的；作为一名波西米亚族，她的生活既不光彩夺目，也不非同凡响，但对于纽约市的运转而言，却是令人敬佩且必不可少的。看到阿比盖尔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她的位置，帕蒂真的为她高兴。直到她们返回她的公寓去喝一杯“餐后酒”，帕蒂提起埃德加和加琳娜这个话题，气氛才变得令人不快起来。
“你去过新泽西的集体农场了吗？”阿比盖尔说，“见到他们的奶牛了吗？”
“还没有，我准备明天去那里。”帕蒂说。
“如果你运气够好，在你到达之前，加琳娜会忘记从埃德加身上摘掉项圈和皮带，那样子可是非——常的帅。非常有男子气概和宗教味。你绝对可以放心，她不会费事擦洗厨房地板上的牛粪。”
于是帕蒂解释了她的提议，即乔伊斯卖掉祖宅，将所得房款的一半给雷的弟弟们，剩余的分给阿比盖尔、维罗妮卡、埃德加和她自己（即乔伊斯，不是帕蒂，帕蒂的财务利益是可以忽略的）。阿比盖尔边听帕蒂解释边不停地摇头。“首先，”她说，“难道妈妈没有告诉你加琳娜的那起车祸吗？她在十字路口撞了一名学校交通管理员。谢天谢地，只有那位穿着橘黄色马甲的老人，没有撞到小孩。她被她车后座上的小崽子弄得分了神，直对着那人就开了过去。这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而且，当然了，她和埃德加让他们的汽车保险过了期，因为不这样就不是她和埃德加了。他们从不关心新泽西的法律，从不关心就连爸爸都有汽车保险。埃德加是觉得不需要，而加琳娜，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竟然说这里的一切都和俄——罗斯不一样，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学校的保险公司赔偿了那位交通管理员，他现在基本上无法行走了，但是那家保险公司坚持向他们索赔，数额高得可怕。他们现在到手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那家保险公司。”
有趣的是，乔伊斯并没有向帕蒂提起这个情况。
“这个嘛，或许就应该这样，”她说，“如果那个人成了残疾，那么他就应该得到那笔钱。不是吗？”
“而这就表示他们仍然要跑去以色列，因为他们根本没钱。这个我可不在乎——沙扬娜拉！但要劝妈妈接受，那就祝你好运了。她比我更喜欢那些小崽子。”
“那么，为什么你也不同意这个安排呢？”
“因为，”阿比盖尔说，“埃德加和加琳娜根本就不该得那一份，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六年了，而且把那里搞得一团糟，还因为反正那笔钱也只会被转走。难道你不觉得应该把它分给能够真正使用它的人吗？”
“听上去那个交通管理员用得到它。”
“他已经得到赔偿了。现在是那家保险公司在追债，而这些公司本身是有这方面的保险的。”
帕蒂皱起了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