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泡！确实如此！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环境。德国博物学家奥肯认为，一个处于新环境里的囊泡，一个生存在黑暗中的囊泡，将会变成动物；而在光亮中生存的囊泡，将会变成植物。生存在动物的亲代中的囊泡要经历种种变化，最终产生出奇迹般的力量，衍化为鱼、鸟，或者四足兽，衍化为它们的手、脚、眼、爪。环境即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即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你不能做。我们有两样东西——环境和生命。过去一旦我们思考，积极的力量就是一切。现在我们知道，消极的力量，或者说环境，也占其中的一半。自然是个暴虐的环境、粗糙的颅骨、潜藏的毒蛇、笨重如岩石般的颔。它是日常必须的活动，是暴力的倾向，是工具的限制；它像火车头一样，在轨道上强大有力，可是一旦脱离轨道，它只能引发灾难；它又像滑雪，在冰面上自由飞翔，却被束缚在地面上。
自然之书是一部命运之书。她翻动着巨大的页面——一页接着一页——从不回头。她放下的一页是一片花岗岩的地面，一千年后，那儿变成一片石板床；又过一千年，那儿成了一层煤炭；再过一千年，那儿又成了一层泥灰和泥土：出现了植物的形状。她创造了第一批发育不完全的动物、植形动物、三叶虫类和鱼；然后是蜥蜴——粗糙的形体。在它们身上，她只塑造了她未来雕像的轮廓，把她未来君主的美好形象隐藏在笨拙的怪兽的面目之下。这个星球的表面变得寒冷干燥，物种进化，人类产生。可是当一个物种的生命极限到来时，它也一去不复返了。
世界上的种群是历经淘汰的种群，他们不是最佳的物种，但却是现在可以生存的最佳物种。在大规模的种群中，某个种群总是能够抵制住自然的考验，稳定地发展，而另一种群则经受不住自然的考验，这就同社会阶层的更迭相一致。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一个民族拥有怎样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牢牢地扎根于美洲和澳洲的每一片海岸和市场，垄断了这些国家的商业贸易。我们热爱种族中我们自己这一支系的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的习性。我们尾随着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足迹。我们看到多少人费尽心机，妄图灭绝犹太民族却无功而返。看看诺克斯在《种族残篇》中令人不快的结论吧——这个作家固然草率冲动，令人觉得不满意，但他指控的却是尖锐而令人难忘的真理：“自然尊重纯粹的物种，不是杂种”，“每一种群都有它自己的‘栖息地’”，“把一块聚居地从其所属种族中隔离开来，那么它就会日渐衰落，就像一棵孤零零的野生苹果树一样”。看看地图上的一片片阴影吧，数百万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像黑人一样，命运中充满了坎坷。他们乘着轮船越过大西洋，在美洲的大地上颠沛流离，开沟渠，做苦工，使粮食变得便宜，然后过早地躺倒在土地上，化为大草原上一簇青青的野草。
统计学这一门新科学是极其坚硬的枷锁中的又一种桎梏。它是一种法则，即只要人口的基数足够大的话，最为偶然最异乎寻常的事情也会成为一个得以准确计量的材料。人们很难确切地说什么时候波士顿会诞生一个波拿巴式的上校、一个詹尼·林德式的歌唱家，或者一个鲍迪式的航海家。但是，如果有两百万或两亿的人口基数，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精确度。
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物，如果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它就属于包含物质事实的体系。个体的数目越大，个体的影响也就消失得越多，那么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一系列依赖于因果作用的普遍事实，而社会也依据这些因果作用得以存在和保留。
——凯特勒
学究般地确定某些发明的日期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发明人们已经屡屡不下五十次发明过它们了。人是主要的机器，所有源于他自身变化的事物都是玩具模型。每一次紧要关头，他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模仿和复制自身的结构来帮助自己。人们就很难指出谁是真正的荷马、索罗亚斯德、梅努，更难指出土巴该隐、伏尔甘、卡德摩斯、哥白尼、福斯特、富尔顿这些无可争议的发明家。这样的发明者成百上千。“空气中充满了人。”这样的天才灿若繁星，人们极具这样一种建设性地制造工具的效率，似乎他牢牢地黏合在化学原子之上，似乎他所呼吸的空气是由沃康松们、富兰克林们和瓦特们构成的一样。
毫无疑问，每一百万人中总有一位天文学家、一位数学家、一位喜剧诗人、一位神秘主义者。人们在阅读天文史的时候无不认为哥白尼、牛顿、拉普拉斯是天文学的鼻祖，是一代宗师。然而在他们之前，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喜帕恰斯、恩培多克勒、阿里斯塔恰斯、毕达哥拉斯以及埃诺彼得斯早已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紧绷着的几何头脑，同样擅长于富有生气的计算和逻辑推理，他们的思想与世界的进程相同步。罗马哩可能源于对子午线长度的测量。穆斯林和中国人也同样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闰年、公历以及分点岁差。就像每一桶带往新贝德福德港的贝壳里都会有一枚贵重贝类一样，在成百万的马来人和穆斯林中必然会有一两个天文奇才。在一座大城市里，那些最偶然的事情，美就美在它们的不经意，不似面包师为早餐准备的小松糕一样准时而按照规定地制作出来。《笨拙》周刊每个星期都会精确地制造一个绝妙的笑话，报刊每日都会设法为人们提供一则好消息。
抑制的法则具有同样的功效，违反这些法则必然招致惩罚。饥荒、伤寒、霜冻、战争、自杀和灭绝的物种，这些都必须被看做世界系统中所能预想得到的部分。
这是些山上滑落下来的鹅卵石，它们意味着禁锢我们生活的准则，表明我们所谓的偶然或意外的事情具有一种像织布机和碾米机一样机械性的准确度。
我们与如潮水般浩浩荡荡的趋势相抗衡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可笑，就如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百万人的压制，提出抨击和抗议。我似乎看到了狂风暴雨之中，落水的人们在滚滚波涛里挣扎着，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明智地瞥了一眼对方，却爱莫能助。每个人能够各自继续漂浮着，就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确实，他们所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眼神，其余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们不可小视这一个在世界核心中枝繁叶茂的花园里崭露头角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可憎的现实，那么生活的画面也就不具有真实性。一个人的力量总是被必然性所钳制，经过多次的试验，他会接触到必然性的方方面面，最终了解到这种必然性的弧光。
那种贯穿整个自然法则的因素，我们一般把它称作命运。据我们所知，它是一种局限性。任何限制我们的东西，我们都把它称作命运。如果我们是残忍粗暴的，那么命运也会显得粗暴可怕；如果我们变得高雅的话，命运对我们的限制也会变得较为文雅。假如我们升华到精神文化的高度，我们的对立势力也会以精神的形式出现。在印度的神话传说中，保护神毗湿奴追随着摩耶夫人，历经她所有向上的变化，从昆虫到龙虾再到大象。无论她变成什么形态，他都会变化成该种生物的雄性形象。直到最后她变成女人和女神，而他变成男人和神。随着灵魂不断纯化，局限性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必然性的圆箍总是栖息在最高处。
当斯堪的纳维亚天空中的众神无法用钢铁或大山的重压绑住芬利斯恶狼时——它猛地咬住一位天神，又用后脚踹开另一位天神——他们就用一条比蚕丝和蛛网更柔软的细带子捆住它的脚，这样就制服了它。它踢得越使劲，带子就绷得越紧。命运之环也是如此的柔软而坚固。无论是白兰地、仙酒、硫酸醚、地狱之火、灵液、诗歌、天才，都无法摆脱这条柔软的带子。因为倘若我们如诗人一般赋予命运以崇高的意义，那么，甚至思想本身也难以凌驾于命运之上：思想也必须依据永恒的法则发挥作用，思想中所有任性、荒诞的东西总是与其基本的本质相悖谬。
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世界里，命运像保护神一样高高地凌驾于思想之上。它抑高扶低，要求人们坚持正义，一旦正义不复，它便会给予世人当头棒喝。有用者自必长久之，有害者当将沉沦。希腊人说过，“行为者必定遭罪，你应该抚慰一位无法抚慰的天神。”威尔士的三题句说，“上帝本身决不会施恩于恶人。”西班牙的吟游诗人说，“上帝也许会应允，但仅仅是一时的。”人类任何的洞察力都不能逾越这些限制。在最后、最崇高的升华中，洞察力本身和意志的自由也都顺从于命运。但我们决不能匆促得出过于笼统的结论，而要指出法则的限度和本质的差别，并尽力对其他因素一视同仁。
于是，我们从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也从种族、阶级的阻滞里，以及在思想和性格里追溯着命运。无论在哪里，它都是束缚与限制。但是命运有自己的君主，局限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人们从上面、下面、里面、外面的不同角度来看，它都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虽然命运法力无边，但力量作为二元世界的另一个事实，同样无穷无尽。如果说命运追随着力量，并限制着力量，那么，力量将会陪伴着命运，对抗着命运。我们必须将命运视如自然史，但是命运远非自然史。因为是谁是什么在探究和评判着这个物质世界呢？人并不遵循自然法则，一袋袋地，肚子连着身体各器官般的，连接在一起。人不是臭名昭著的荡妇，而是了不起的对抗者，是宇宙极限的强性聚合。他暴露了自己与比自己低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愚钝、小头、多疑、四足均可当手用——这种拙劣伪装的四足兽，还未彻底进化成两足动物，他必须以损失一些原有的力量为代价，才能得到新能量。可是在他的身上可以发现爆炸并形成行星的闪电，可以发现行星与恒星的缔造者。在他的一边是自然要素的排列，沙岩、花岗岩、岩礁、泥炭沼、森林、海洋和海滨，在他的另一边则是构成并分解自然的思想和精神，它们肩并肩站着。一系列的上帝和魔鬼、精神和物质、国王和谋叛者、束缚和发作，一起在每个人的眼睛和大脑里平静地向前行。
他也不能拒绝自由意志。不妨冒险作出矛盾的假设：自由即必然。如果你愿意站在命运的一边说，命运是一切。那么我们会说，命运的一部分是人的自由。灵魂里不断涌出抉择和行为的冲动。智力抹杀了命运。只要一个人在思考，他就是自由的。尽管没有什么比奴隶们对自由的夸耀——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更令人反感，也没有什么比那些从来都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人轻率地把类似于《独立宣言》的文件绪言或法定的选举权谬论成自由更令人厌恶，不过，人们不盯着命运，而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着眼于现实就是另一种观点，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观点。他与这些事实的正确关系是使用和支配它们，而不是在它们面前卑躬屈膝。神谕说，“不要直视自然，因为它的名字是宿命。”过多地盘算这些限制往往导致自卑。那些大谈天命和星相之类的人置身于一个更为卑微而危险的平面上，他们招来自己所恐惧的恶魔。
我曾经褒扬过一些富于直觉的勇敢民族，视其为自豪的命运信仰者。他们与命运同舟共济，每有事变都虔诚地遵从天意。但意志薄弱和懒散之人持有这一信条时，它却会给人另一种印象。软弱而恶毒的人们常把过失归咎于命运，可命运的正确用途是把我们的行为提升到崇高的自然状态。自然力是原始野蛮的，是除它们自身之外便无可战胜的。那就让人也如此吧，让他去除胸中虚幻的自以为是，以达到自然标准的举止和行为展现他的统治地位，让他坚持自己的目标，就像拥有万有引力的牵引作用。没有什么力量、什么劝说、什么收买可以让他放弃自己的目的。一个人较之河流、橡树和高山，应该更有优势。他应该拥有更强的流动性、延展性，以及对这一切的抵抗力。
使用命运的最佳方法是授予人们一种凛然大义。当你知道命运的普智天使在保护着你的时候，你就会勇敢地面对海上的大火、朋友家的霍乱、家中的抢劫、履行职责时的危险。如果你认为命运会危害你，那么，至少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相信它吧。
因为，如果命运是如此喧嚣的话，人也是它的一分子，可以以命运直面命运。如果宇宙有这些残暴的意外，我们这些原子在反抗时就会同样残暴。我们本会被大气压得粉碎，却由于体内空气的反作用而幸免。一根用玻璃薄膜制成的软管如果装满了同样的水，就可以抵制海洋的冲击。如果在冲击中有万能的力量，那么反冲击中也会有万能的力量。
但是，以命运反抗命运仅仅是逃避和防御，它也有卓越的创造力。思想的启示让人们远离奴役，投身自由。我们在谈及自身时公正地说，我们在出生之后还要再次诞生，经历许多次重生。我们所拥有的接连不断的经历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记住了新的经历，就忘掉了旧的经历，因而也忘却了关于七重天或九重天的神话。生命的节日是重要的日子，是最最伟大的一天。心灵的眼睛将会在那一天睁开，看到万物的统一性，看到法则的普遍性——它会看到什么是必须的事物，什么是应该的事物，什么是最好的事物。这一至福由空中落下，浸透了我们，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切。它在我们身上，但我们更是在它的体内。如果空气进入我们的肺脏，我们可以呼吸、生存；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死。如果光明进入我们的瞳孔，我们可以看清事物；否则的话，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如果真理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可以突然间膨胀扩充，达到同真理一致的尺度，仿佛我们长到与天地一样大小。我们像法则的制定者，我们代言自然，我们预言未来，占卜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