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从旁边的盘中，拿起二两的竹筒提子，伸将下去，提将起来，把那千古诗人赞美的玉液琼浆，倒入浅浅的黄褐色土巴碗，如是两次。再从玻璃小柜里夹出一根金黄油亮的猪尾巴来，放上砧板，当当当切成整齐的短段，一刀抄入盘中，酒菜端到桌上，照例要回复一句：“全兴四两！”此时立马进入状态者，便是那依桌面待的酒客……
这场景就是在现在成都的乡场上依然随处可见。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文献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清代成都酒业的情况。《成都通览》载“成都之酒坊”：“凡四百九十六家，有烧酒、大曲酒、红老酒，地均不宽敞。下酒之菜以花生、瓜子、豆腐干为大宗，余系卤肉菜品，随意可买，其价不定。”“烧酒每杯十六文，老酒每杯十四文，大曲每杯十二、十六文。”
据清宣统年间的统计，清末时，成都城内“有酒坊四百九十六家之多，覆盖面遍及全城”；“经营酒业的商帮共有六十四家，而经营传统酿造业——酱园酿造的只有四十三家。这意味着酿酒在整个成都酿造业中占据了很大优势，……酒的社会需求超过酱醋两项”；商帮组织中，盐酒帮四十五户业主，只有“两户兼营酱园，其余四十三户中四十一户专营糟坊酒业，不操别的生计”；“成都城内共有大曲烧坊十二家，普通糟坊四十五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署袜街的福昇全（后改名为全兴成）、北打金街的金谷园和东大街的八百春”。仅这十二家大曲烧坊“总计可产大曲酒十八万斤”。
成都大曲酒的质量很高，据资料清宣统年间成都产“大曲酒三百二十文一斤，烧酒五十二文一斤，老酒三十六文一斤，桂花酒五十六文一斤，葡萄酒五十六文一斤”，远地而来的“泾南大曲一百八十文一斤”，价格逊于地产的成都大曲近半。可以想见，那时的成都大曲酒品质已属上乘，进入高档消费品之列。
成都的烤酒工积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技艺高超，空闲时自带曲药和工具，走街串巷帮市民酿制家酒，每酿一斗收工钱一百二十文，工值高于木工、瓦工，深受欢迎。资料记载，“在近代成都大曲酒的酿制中，已经产生了初步的勾兑工艺”，在现代酿酒工艺中，是很有意义的发明。
成都的酒馆一直呈继往开来，欣欣向荣之势。明清时期，成都酒肆林立，其繁华光景直追当时最繁华的北京城。以清代为例，当时成都就有“永兴敬”、“广玉和”、“薄瓮云”、“乾元和”、“金元长”、“郑兴泰”、“永利生”等数百家酒肆。至民国时，华兴街的“颐二时”，棉花街的“中国食堂”，总府路的“明湖春”，提督街的“长春园”，忠烈祠南街的“荐芳园”，陕西街的“不醉无归小酒家”等，都赢得一片喝彩。
赢得更多喝彩的，是今天成都几个大的“酒吧区”，包括“酒吧一条街”之类，这些酒吧早已不再停留在吃吃喝喝的层面上，而是吃喝之余，有歌声相伴了。昔日酒馆与茶馆勾肩搭背，今天酒吧又与歌厅相伴相生了，闻名全国的那些有着若干粉丝的“超级女声”大腕们，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些酒吧里走出来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成都酒吧一直踏着时代的节拍，与时俱进，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酒文化来说，成都这座以水著称的城市，天然地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老酒吧里走出的“仙”字辈豪杰
清代诗人李调元诗曰：“自古诗人例到蜀。”到蜀干什么？写诗。为什么到蜀？喝酒。可以说，成都自古就是个天下人为之向往的酒吧。“锦江滑腻娥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因为有众多的酒吧作后盾，历朝历代成都的名人排行榜往往就是文人排行榜，从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开始，到唐朝的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稹、贾岛、李商隐、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白居易、刘禹锡、雍陶、韦庄，宋代的黄庭坚、陆游、范成大、苏轼等等，他们大多数不是成都人，但他们来到成都，留下了无数美妙动人的诗篇。今天的成都人也把他们当成了成都人，并加以纪念甚至顶礼膜拜。
在成都，要依次写下那么多文人和名人与酒的文字实在太难，这里只将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作例。
什么是饮者的境界？如果我们真的有心为千古好饮酒者挨个排座次的话，那么号称“斗酒诗百篇”的诗仙李白，定会携带着这首《月下独酌》，翩翩而来，然后全票通过，当选为千古饮者的最高典范。这位二十五岁出蜀后长期在各地漫游，求仙访道、饮酒赋诗的旷世天才，一生都和“酒”字紧密相连。诗才无人能比，酒量亦奇大无比。他为酒而生，又为酒而死，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一百七十多首咏酒诗，如今按“平均数”稍加一算的话，我们不妨看看其中每一首诗中的酒精含量究竟有多高。
在成都旅居时写下平生三分之二诗歌的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徽号——“情圣”。此桂冠乃梁启超先生所赠。梁先生对此解释道：“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易附和。我认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学界的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当然，此处的“情”并不单单指男女私情，还包含了怜老顾幼、疼妻爱子、关朋惜友等许多人伦亲情。他以一首别具一格的《饮中八仙歌》，为八位同时代又都在当时的国际大都市长安生活过的酒仙立传，就不仅体现了他对美酒的热爱，更体现了他对这些嗜酒、豪放、旷达纵逸之士，这些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惺惺相惜，心心相印。杜甫是爱酒的，不然也就不会写《饮中八仙歌》了，就不会把这些酒中豪杰视为人生知己了。
仅此意义上，梁启超给杜甫冠以“情圣”的桂冠，也并不为过。在他的作品里，酒所催生的更多的则是他的贫民意识与忧患意识。“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为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在杜甫大量的诗篇里，这种微醺的忧患意识在酒精的浇灼下，让人有一种无言的彻骨的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在锦官城水井街的那片酒吧云集的水井坊酒店里，两位衣着长衫的长者正面对一壶已经温热的酒吟风咏月，跑堂的店小二正高声叫着“客官你好”，面对着后坊里热腾腾刚出炉的烧酒，一位长衫长者学着店小二的叫声高喊着再上一壶时，另一位长者的诗已经挥就。
那两位泡酒吧的长者没准就是李白和杜甫，由于李白豪放大方，囊中羞涩的杜甫只能再当一次客人，不跟李大哥抢着“买单”了。
哥儿俩吃着吃着，又发现了一位匆匆走进酒吧的长衫后生，他们定睛一看，原来是隔壁那位咏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小苏。或许老哥俩认为这样黄钟大吕般的大气磅礴真是适合把酒歌咏，他们就又叫了一个座，于是乎，就有了“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的千古佳话。
比起李白、杜甫两位酒仙前辈而言，后出世一个朝代的苏东坡却也不情愿甘拜下风。苏东坡吟诗作文之余，也爱作画，善画枯木竹石，且颇有成就。作画前必饮酒，黄庭坚曾为其画题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苏东坡自己也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也。”
与其他嗜酒如命的文人雅士不同，苏东坡对酿酒的兴趣绝不亚于其饮酒的嗜好。为了酿出好酒，他遍寻民间酿酒之法，并亲自实践，身体力行。每酿成一酒，均咏诗赋词以记之。他曾以蜜酿酒，写有《蜜酒歌》一诗，并在《东坡志林》中记录过酿造方法。在定州中山守任上时，酿制过“松酒”，即用柑橘酿制的一种甜酒，酒味甜，品之略有苦味，美其名曰“洞庭春色”，并作《洞庭春色赋》。在广东惠州任上时，还试以生姜、肉桂作辅料，酿造过“桂酒”，同样又赋成《桂酒颂》。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写下了《东坡酒经》，总结他的酿酒经验，仅数百余言，却包含了制曲、用料、用曲、投料、出酒率、酿造时间等诸多内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成都的酒吧，培育了数不胜数的才子佳人。此真谓“酒吧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