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酒器所延展的历程，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从土陶器，到瓷器，再到青铜器……酒器的提档升级，无不印证着文化与精神的久远与传承。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里有大量的陶器和陶片，其中最易被忽略也最易扯人眼球的，便是那不可多得的酒器，这些酒器中既有酿酒用的大量陶罐，更有数量众多的盉、觚、壶、勺、缸、瓮等，还有铜酒器，如尊和罍等。
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可以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一路走来，很大程度上都与酒和酒器密不可分。礼器在一定意义上是与酒器对等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酒器就像母亲的子宫，孕育和贮藏着一切人类文明的种子。在那里，会萌芽出和平与战争，风花与雪月，才子与佳人，还有唐宋元明清……因此，我们可以说，酒器扮演着中华文明子宫的角色。
人类从陶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这样的时代也当然是酒器的黄金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空隧道里锻铸青铜器的过程，就是一个从低层次文明向高层次文明飞奔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历史最早的国家。从酒诞生那天起，它便以独特的方式浸润着人们的内心，还有它所在的整个社会，并始终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酒器、酒具令人叹为观止，袒示了西蜀酒业的久远、兴旺和“以酒曰礼”的酒文化。
从水井街酒坊遗址出土的牛眼杯身上，我们看到了“蜀酒”和“蜀瓷”的渊源与流长，它也成为“蜀酒浓无敌”特有品格传承的佐证，点出了饮酒的真谛，也道出了蜀都特有的酒风酒韵。
酒器就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载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的这一名言，可以说是每一位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可以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一路走来，很大程度上都与酒和酒器密不可分。礼器一定意义上是与酒器对等的。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载体，同酒文化一起，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讲，酒器就像母亲的子宫，孕育和贮藏着一切人类文明的种子。在那里，会萌芽出和平与战争，风花与雪月，才子与佳人，还有唐宋元明清……因此，我们可以说，酒器扮演着中华文明子宫的角色。
自古以来，就有“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敬人”之说。酒装在哪里？当然是酒器。因之，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将内心的满足与外在的奢华寄附在酒器之上，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在庄严的场合与时刻的一次隆重宣誓和展示。大凡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陶器出现后，人类便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此时此地，只有如礼器一样的酒器方能匹配那些“成功人士”的体面与脸面。在华丽高贵的酒器面前，酒的品质与高低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也就是说，此时此地，虚荣与浮华绝对占了上峰，“形式”已经远远大于了“内容”。这，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所在。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历史最早的国家。从酒诞生那天起，它便以独特的方式浸润着人的内心，还有它所在的整个社会，并始终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酒器种类繁多，无论从材质，还是用途来看，无不令人眼花缭乱。这也是中国古代酒文化十分发达的标志之一。史载，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有四百平方米的谷物堆积层，同时还发现了陶盂、陶杯等酒具。到了商代中期，中国人将曲、蘖分离，单独制曲酿酒，实现了酿酒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在商周出土的各类文物中，酒器竟占40%。我们可以仰望，那时的酒，对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可以说，酒器所延展的历程，也就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从土陶器，到瓷器，再到青铜器……酒器的提档升级，无不印证着文化与精神的久远与传承。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里有大量的陶器和陶片，其中最易被忽略也最易扯人眼球的，便是那不可多得的酒器。这些酒器中既有酿酒用的大量陶罐，更有数量众多的盉、觚、壶、勺、缸、瓮等，还有铜酒器，如尊和罍等。这不仅说明我们的先人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酿酒技术，酿酒和饮酒已经成为古蜀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更说明他们当时的富有和繁荣是令人不可想象的。
以往，我们只有在古装影视剧中才看到那些古装人物推杯换盏，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剧情需要在表演，表演中的酒杯及酒器都是一些道具，那些道具是不是那个年代用的酒器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一般的观众也看不出来，反正只知道那是古人用过的就成。我敢肯定地说，就是导演也未必搞得清楚酒器与朝代的关系，更不用说那个朝代的饮酒礼仪了。由于革命等诸多原因，我们就是这样在活生生的文化传承被割裂之后，带着一种好奇和新鲜，去欣赏我们的古代的——当然包括看似不起眼的酒器。因此，在写此章时，我查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也到一些博物馆去实地查看了一些陈列的酒器物件，但由于数量较少，这方面的介绍不多，也由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恶补，并未真正入脑入心。故只有根据极其有限的知识和自己的理解，将酒器和礼器放在一起咀嚼了。
文献记载，中国的酿酒和饮酒至少有四五千年甚至更久的历史。《淮南子·说林训》中记载：“清醴之美，始于耒耜。”《商书·说命》也有“若作酒醴，尔惟麹蘖”的记述。《周礼·天官》则明确地记录有酿酒制度和酿酒过程中的五个阶段（即“五齐”），以及《十三经注疏》所载的“事酒”、“昔酒”和“清酒”等酒的三个系列品种，在此基础上，《礼记·月令》又载了古人六条酿酒经验：“秫稻必齐，麹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得六物，大酋监之。”
自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从殷商时起，人们已经发明了曲蘖并已能成熟地用曲蘖来酿酒了。至周朝，酿酒则已发展成规模可观的一门工艺，有较系统的操作规范了。
据《世本》《战国策》《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述，夏禹时就已经出现酿酒。《世问》中有“仪狄始作酒醪”之载；《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说文解字》称“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黄帝内经·素问》甚至提到了黄帝与医家岐伯讨论“汤液醪醴”之事。
考古还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有温酒的陶盉、饮酒的陶杯等酒具，一些考古专家甚至认为“这是最早的酒器”。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墓葬等出土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大批酒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剑华先生认为，地处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同中原殷商王朝一样，酿酒技术和酒事活动都成为同时期最为发达和昌盛的。除了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酒器外，彭州市竹瓦街商周窖藏，成都西郊土坑墓，新都马家战国早期墓葬等都出土有各种大量的铜酒器。据统计，成都平原出土的古蜀铜酒器达一百多件。这些酒器就像列阵一样，形成了成都平原一张富裕的剖面图。中国考古界权威、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特别指出：“它们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来巴蜀后，始传到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项贡献”。
当陶器抵达彼岸时，青铜器已经在路上了……
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若隐若现地感觉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青铜充当起了一个判官的角色。因为在人类文明之初始，只有强大的部落和国家，才有能力拥有青铜。而青铜制作出来的酒器，无论是档次还是质感，都更为精致和漂亮。无疑，那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因为人类已经从陶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样的时代也当然是酒器的黄金时代。
时间已经上溯到很远很远，近乎远古洪荒的公元前四千年上下，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辉煌时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第一次掌握了黄铜铸造技术，不过制造者不是在我们这个诞生炎黄子孙的版图上，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别处——美索不达米亚，史学家们把这群人叫做“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的发明让全世界震惊，特别是后来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等，都对他们顶礼膜拜。再后来，世界上不少“学家”干脆把这个地区喻为人类文明的子宫。这样的礼赞规格是极高的，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一些专家眼里，他们就像四肢爬行的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了那么伟大。
透过历史的时间表我们发现，与古苏美尔人同时期的是位于东方成都的宝墩人和尼罗河边的古埃及人。青铜器诞生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黏土成为苏美尔陶工手中的优良原料。令人叹服的是，他们的陶器上竟然出现了鸟兽及人的图案，其创造力在陶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与此同时，陶器在遥远的东方也神秘地成为人们手中的艺术品和生活品，宝墩人的陶器开口阔大，通常还有一些粗细绳纹作为装饰。
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史书说的“耕而为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大体如此，因为人类同时期的文明进程总体而言应该相差无几——虽然那时信息闭塞，交通原始。
烧制陶器需要用火，温度必须达到数百摄氏度乃至上千摄氏度以上，这是人类用火的一次大革命。历史表明，陶器的出现，使文化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坚硬的陶器往往成为考古学上的绝佳证据。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陶器无论在苏美尔人手中也好，在宝墩人和埃及人手中也罢，这样的出现可能只是青铜器诞生的前兆，也就是说，这时的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陶器的整个工艺流程，当陶器顺利抵达彼岸时，青铜器也已经行驶在路上了。特别是在苏美尔人手中，这种神奇的金属给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来了新的气象。苏美尔人用黄铜铸造斧头、镰刀，并大规模武装军队，他们可能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金属部队。
就像我们今天的信息、人类共有的成果都必须共同分享一样，新的“科技成果”诞生之后，即使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岁月，口授相传往往也会像风一样为人类共享。几百年后，黄铜铸造技术传至古埃及人手中，并迅速成为其新宠，他们的别针、针、鱼钩都用黄铜铸成。青铜也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由苏美尔人炼就而成。当时信息的风还没能刮进这个古老的“盆底”，此时的宝墩人刚刚迁徙到成都平原上，在他们眼里，对于铜显然还十分陌生。
不要把他们之间的信息往来看得过于艰难，因为三星堆时期就有印度洋的海贝在成都平原出现了。这样又过了几百年之久，三星堆人赶上了“青铜时代”的大好时光，这个时候的“青铜之风”从他们身上刮过，他们在一个更加辉煌的文明面前显得很从容，与千里之外其他种族的同类共同享受着这一炫目的新事物。或许因为我们处在地球村的信息时代，故往往会对历史的认识有这样一个误区：以前百年乃至几百年太过漫长。不要把几百年的时间想得过于漫长，特别是生产力相对低下、信息闭塞的古代，在他们眼里，修好一幢建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很显然，宝墩人、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这三个不同的民族在时代的进程中摆脱了蒙昧，虽然自然和神灵仍是他们的精神脐带，但人类对青铜器的掌握足以使他们迈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境界。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酒器，袒示了“以酒曰礼”的酒文化
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锻铸青铜器的过程，就是一个从低层次文明向高层次文明飞奔的过程。
难怪我们今天会发现，那时的酒器大多系青铜铸造而成。作为一种绝对的稀有奢侈品，青铜基本上用于制作神器、供器和礼器（酒器在此当然属于礼器）。因为对于这个时期的古人而言，他们认为青铜器的出现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这样的神物绝对应当用来供奉和回报神明的。
在此之上，酒，当然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神物，被物化为神的精灵。我们可以寻着这精灵的轨迹，探寻古蜀远古时代的文明路线图——
都江堰发现的史前城址——芒城遗址是研究古蜀文明最好的参照物之一。此遗址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出土的距今四千年以前的众多陶器和石器，在国内外曾引起轰动，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因此，被赞为“成都平原第一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