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父亲把我送到扬州的大姐家。
父亲对我说：“你十岁了，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你弟才八岁，妹妹们更小，日子过不下去了，你去大姐处读书，减轻家里负担，把饭留给弟妹们吃，不然在一起都会饿死的。”父亲这么一说，我感到自己离家的意义很大，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于是高高兴兴跟着父亲去了扬州。临分手前，父亲还带我去了瘦西湖。
扬州的大姐在扬州人民医院工作，“三反、五反”开始了，她参加了“打虎队”。“打虎队”打的不是虎，而是人，是那时的私营企业工厂商店的老板，查他们的账，叫他们交代偷税漏税、卖假货次品的罪行，大姐“打虎”很积极。积极到后来还检举了我们的父亲。
姐夫是一位小学校长。他从来不和我讲话，早出晚归，我很少见到他。
父亲叫大姐供我读书，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却让我跟着大妈干杂活。一大早我就起身去灶间烧火、扫地，成了她家的小佣人。大妈五十多岁，小脚，每天在灶间做饭炒菜，我帮她将柴草朝炉膛里塞。灶里的火灭了，我用嘴对着空心竹管吹，烟熏火燎得满脸都是炉灰、眼泪。
大姐、大姐夫、外甥从来不让我和大妈上桌吃饭。
我坐在灶间的小木板凳上问大妈：“我们吃什么呢？”她指指挂在灶间烟熏得乌黑的屋顶木梁上的竹淘箩，对我说：“等他们吃好后，我们就吃昨天剩下的冷饭。用开水泡一泡，别浪费粮食！”
冬天，冷饭结了冰，我的心里也结着一层厚厚的冰。
晚上我和大妈在一个又黑又冷的屋子里睡觉，我睡的小木床垫的是稻草，盖着一条旧被子；姐姐、姐夫、外甥睡在客厅的东屋，那里有电灯，有书桌，有梳妆台。
大姐家的房子很古老，高墙深院。走出住房，就是很大的天井，出了圆形的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假山、水池，有许多树木、楼台亭阁，景色很美。闲时，我在院子里独自玩耍，在冷僻的假山脚下，蹲在水池边，拣拾着色彩花纹奇异的雨花石，琢磨着雨花石上的花纹，千奇百怪地想着雨花石是怎么形成的。
这里的人谁也不理我，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孤独的滋味，我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孩子。我独自一个人在院子里，听着树上的鸟鸣，对着假山大叫，有时，忍不住躲在假山背后偷偷地哭……但我记起父亲的话：“回家，没饭吃，一家人挤在一起，都会饿死的，你在大姐家呆着，家里可以负担轻一些，你也尽了孝心，对弟妹也尽了爱心。”想到这里，我揩干脸上的泪水，又在院子里玩起石子，打起鸟，或者伏在水池边，观察水中的游鱼。
但我心中也一直惦记着母亲的话：“祥骅，你去那儿呆个时期吧！妈舍不得你的，妈会来扬州接你的！”我时时望着高墙深院的天空，指望着母亲来接我回上海。
1951年夏末的一天，母亲突然来了。
那天，大姐第一次让我和母亲与他们同桌吃饭，我夹菜时，大姐的儿子用他的筷子打我的筷子，我连忙把伸出的筷子缩了回去，埋着头吃起白饭来。母亲观察到我在这儿的处境，再一打听连学校也没让我进，心疼得哭了。她说：“我们回家吧，就是饿死也要在一起啊！”
就这样，我在扬州住了几个月，又随母亲回到上海，和父母弟妹在一起了。
父母马上给我联系读书的事。
这时我已经十岁了，我原在永乐小学读过一年级，由于家里生活艰难，经常辍学。全日制小学招生已满，只能到三牌楼路小学读夜校，插入三年级。
父亲成天忙着维持生活，我们从工人茶园的盆汤间，搬上老虎灶后的小阁楼住，楼梯下堆满了烧老虎灶的木屑和龙糠。老虎灶后屁股的“尾巴”紧贴（烟囱）着我们睡觉的阁楼，这里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弥漫着烟雾和水汽，屋顶不停地往下滴水，我家床上的棉被总是湿的。
1952年12月，一个下大雪的日子，小妹出生了，取名雪凝。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口，对贫困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