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加入共青团是每一个中学生的向往。
初二时,我就打了入团报告,我很积极地争取进步,学习努力,成绩也很好,团的活动也经常参加。在一次团的活动中,我还朗诵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几乎把这篇文章全背出来了。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由于自己的不慎,犯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错误”,从而导致自己从此与共青团无缘。
原因在于一首诗,一首直抒胸臆的小诗。
这要从1956年过年说起。
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满脸欢喜地回来了,她一只手拎着一瓶油,一只手拎着两斤猪肉。母亲告诉我们:“申请的补助批了下来,工会一共补助了五元过年费,这才买了两斤油,两斤猪肉。”
那是1956年春节,一斤油大约五角钱,一斤肉也五角钱左右。平时家里只是用盐水煮菜,在菜汤里滴几滴油,就算是很好了。今天看到整整一瓶油,长长一条肉,全家人太高兴了!
我们家过年,从三十晚上吃年夜饭起,到年初一中午,只十八个小时,就算过年了,比不上别人家一直要到初五、初六。甚至到正月十五。说穿了,我们一家只有这点年货。但母亲自有她的说法:“过年主要是讨个吉兆,只要大年三十、初一中午吃饱一点,老天爷会保佑我们一年过好日子的。清水过新年,久后出状元。”
“清水过新年,久后出状元!”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的话。母亲的这句话,真是如醍醐灌顶,我们似乎看到光明的前途!
每逢过年,我们一家都会变得特别的虔诚和兴奋。
母亲说:“抬头三尺有神灵,这是感动上天的时候!”
过年前,母亲就预先关照我们一定要讲吉利的话,要讲“爸爸就要回来了”。除夕的夜晚,外面马路上放着鞭炮,而我们一家早早入睡,把吉利话藏在心里。
初一一大早,我眼睛一睁,头还没从被子里钻出来,就叫着说:“妈,今年爸爸要回来了。”
妹妹们也从单薄而破烂的被窝一个个跟着探出头来笑着说:“啊!爸爸要回来了。”
母亲听了很高兴。
尽管,东街与西姚家弄应该说是邑庙区最穷的地段了,小孩子平时都是衣衫破旧,夏天穿着木拖板鞋,跑在石子路上,啪嗒、啪嗒震得满街响……但过年了,一般人家怎么着也还是有点好吃好喝的,孩子大人也都会穿上新衣。从大年夜到正月十五,鞭炮声声传送出人们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盼。
触景生情,我们有家不团圆,内心是凄冷的,鬼使神差,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每逢过年过节,
家家欢天喜地,
亲戚朋友来往,
鸡鱼鸭肉满席。
只有我家冷清,
锅底朝天无米,
母亲衣衫褴褛,
弟妹号寒啼饥!
正是这首诗闯了祸,恰似一场“文字狱”。开学后的一天,我的同学——兼团支书的班长发现了这首诗,就将我的日记本交给大队辅导员。这位班长还揭发了我讲的一句话:“今天的幸福就是明天的痛苦,今天的痛苦就是明天的幸福。”
事情也报告给了校长,校长是女革命家,曾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孔祥骅,我看了你的诗,你的意识非常模糊,这样下去很危险,你怎能这样对比呢?别人欢天喜地,你是苦天苦地,如果你是年纪大的人,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你只有背叛反动的家庭,才有出路!”
因为这首诗,学校对我有了看法,认为我没有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入团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争取进步,而是出于虚荣心或个人主义,是为了捞政治稻草,把入团当作升学的敲门砖。因为这首诗,我初二年级两个学期《学生手册》中“操行评语”的结论都是:“政治思想意识模糊。”
出身不好,家庭条件又苦,还被人一直揪着辫子不放,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的内心十分痛苦,充满着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来上海,我们班上的同学接到引以为骄傲的政治任务——上南京路夹道欢迎苏加诺。老师宣读的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班上的同学窃窃私语,我感到无地自容。我逐步意识到,无论我怎么努力,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我是一辈子也丢不掉了。我曾一度灰心,多次的打击,使我麻木不仁,但我最终学会了忍辱负重,我决心在绝望中抬起头来,别人越是歧视我,我就越需要对这种歧视表示蔑视,常言道:“困兽犹斗。”我要用奋斗来抗争!再说,老子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正如我认为“今天的幸福就是明天的痛苦,今天的痛苦就是明天的幸福”。磨难也是一种财富。
我发誓长期奋斗,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要拿出自己的真才实学来回答他们。二十年后,我才三十五岁,总该拼出一点名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