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6日，父亲保外就医，户口由淮南窑厂迁入西姚家弄三十四弄十一号。派出所里来了一位警察对母亲说：“你可以找个保人，把孔福堂保出来。”但是所有的亲戚都怕牵连，没有一个人肯担保，最后还是我家阁楼下的老娘舅，一位靠剃头过日子的邻居，愿意做父亲的保人，他拿出户口簿陪母亲去了派出所。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福佑路老城隍庙派出所门口接我们的父亲。父亲出来了，手提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棉花胎，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大衣，大衣的背后有用红色油漆写的两个大字“劳改”。父亲个子高大，看上去身体还好，看到他，母亲一声不吭，弟弟也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一头扑到爸爸的怀里，嘴里喊着：“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回来了，回来了，不要哭，不要哭，这是在外面。”
第二天，父亲刮了胡子，理了发，穿了一件还没卖掉的马裤呢中山装，跑到茶馆店里去。满座的茶客中，有不少是老茶客，父亲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看到我父亲回来了，也很友好。这里是一个底层社会，对政治不甚关心。
父亲的保外就医是不容易的。
父亲被捕后，母亲听到一种传言：“这女人的老公是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宪兵营长……”母亲非常害怕，父亲从来没在上饶集中营干过事，她知道那是关押共产党杀害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孔福堂被这样定案的话，他就没命了。母亲连夜写信，一封寄给陈毅市长，一封寄给毛主席。
她在信中写道：“人民政府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我用自己的脑袋担保孔福堂，孔福堂是到过上饶，但他原来在南京宪兵第八团当中尉书记，后来调到江西广丰，担任团部书记，他不在上饶集中营，他没有血债。”不久，她收到了回执。父亲回来后，感谢母亲说：“瑞凤，你救了我一条命！你的信他们收到了，还再一次复审我了。”
父亲回来后，母亲一心想着要把寄养在乡下的小妹重新要回来。小妹去的这家人家，当时没有孩子，他们待小妹还可以。但不久，他们生了自己的女儿后，就开始讨厌小妹，对她很不好。
1957年上半年，母亲凑到了一笔钱，到了溧水县的汤村，小妹就寄养在这个村里的一户人家。听说上海来人要孩子，这家人把小妹藏了起来，他们坚决不肯把小妹还给我们。母亲去一趟扑了个空。
没有接到小妹，母亲的精神病越发严重。看到母亲精神失常，外婆说服大姨，由她拿出五十元钱给母亲，1957年下半年，母亲托人又一次去溧水汤村。
看到母亲态度那么坚决，又给了他们一笔钱，他们把小妹还给了母亲。
小妹回来后，一家人围着她抱头痛哭。
可是母亲仍然怀疑自己的孩子给换掉了，整天在家发疯地哭。弟弟对母亲说：“妈，我可以肯定没有换掉，小妹送到乡下前，我一直带她，我知道她背上有一颗黑痣，可以作证！”
弟弟当着母亲的面，把小妹背部的衣服翻开，果真如他所说，这才解了母亲的疑问。母亲把小妹紧抱在怀里，生怕被人夺走似的，心疼地问这问那，小妹告诉妈妈，她整天在乡下院子里看管鸡鸭，鸡鸭进家里拉屎，她就要挨打。小妹说，有一次门外来了一个女人，喊她的名字，养母一把把她拉到里屋，说：“喊你名字的人是个疯女人，你不要出去，不要发出声音！”
母亲哭了，孩子们聚全在身边，她安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