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应是人生的美好岁月,可在我刚刚跨进大学的时候,却迎面撞上一个十分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吃饭问题。
刚进校时,学生食堂实行客饭制,校部发给学生每人每月三十斤饭票、十元菜票,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可以酌情再买菜票,随意点吃小灶的炒菜。
进校第一个月到食堂,常看到饭桌上白花花一片,尽是学生吃剩的菜、包子、米饭或肥肉。一到十月,饭后的餐桌已很少有什么了,因为大家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吃了。
没到十一月份,所谓“困难时期”的粮食困难在校园便显露了出来。
记得刚进林院时,院长在大会上兴奋地说:“再过三年,吃饭不要钱!”大厅里响起一阵笑语声。但没两个月,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在同一个大厅里,院长号召我们:“要勒紧裤带过难关!”
那时,院长、党委书记和学生的关系相当融洽,他们经常和学生聊天,谈马列主义,谈理想,谈前途,谈学习。每星期六下午,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大礼堂听院长、书记作报告。院长说:“现在国家困难了,我们要同国家一起共度难关。”同学们则在小组会上纷纷表示要与国家风雨同舟。
年底,学校伙食便从客饭制改为包伙制。林院师生们开始陷入饥饿状态。
实行包伙制前,学生进餐厅时,校广播台总是不断地宣传包伙制的优越性,所谓“吃得好、吃得多、吃得热、吃得省、吃得卫生。”那是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的。
不久,食堂开始实行按班级人数发饭、发菜的包伙制了。每班二十人,八个人一桌,一个班二桌半,菜和饭实行定量供应。
包伙制刚施行时,每日用餐两干一稀,早餐喝稀饭,中午、晚上吃干饭。转眼,粮食越来越紧,学校又不得不改“两干一稀”为“两稀一干”,早晚都喝稀粥,只有中午吃干饭。
学生每人每月定粮为三十斤。平均每天一斤,按十两制计算,每天早上二两半、中午四两、晚上二两半,一天每人合计九两,一个月二十七斤,余下的三斤,一斤发全国粮票,两斤发机动饭票二十张,每张为一两,可打一平勺稀粥。
随着肚子里油水越来越少,学生的饭量便越来越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青年人来说更是如此,饿一顿两顿,饿一天两天,尚且难受,如果天天挨饿,那就难以承受了!
“民以食为天。”一到开饭时间,同学们不约而同蜂拥而至,此时餐厅的热闹真是胜过盛大的节日。大家只有在餐厅,才活跃起来。全校学生济济一堂,大餐厅人山人海,密密麻麻。上千人按班级为单位编组,八人一桌,无数餐桌星罗棋布,活像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招待会的场面。
各班负责领饭菜的值日生排成长蛇阵,依次入大厨房操作间。厨师们已将大锅饭装进一只只饭桶,每只饭桶都有编号,各桶的饭量,是根据各个班级的人数确定的。每班还备三只脸盆盛菜,八人大桌打一平口脸盆的素菜,四人为小桌,打半脸盆素菜。
全班同学早已在饭桶前自动排队,值日生把饭桶打开,为了公平分配,他先用搪瓷碗将一桶饭全部打松,如果是稀粥就用铁勺子伸进桶底把粥搅匀,然后一手拿着一只固定的饭碗盛饭,一手用另一个碗刮平高出碗沿的饭,每人一碗,童叟无欺。
每人分到一碗后,桶里总还有些剩饭,于是大家再排队期待第二次分配。虽然所获甚少,但如果分完还有余量,就继续分割,如同《庄子》所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饥饿者在饭菜面前人人平等,除非见到桶底,才开始有人弃权,我也看见有人在众人散去后独自在那里埋头刮饭桶的。
我班二十人,规定按两桌半分配饭菜。开始食堂的供给量尚属充足,三脸盆的菜都比较满,加上在实行包伙制初期,大家肚子里多少有点油水,所以,这时的吃相还不失绅士风度。因此,大家对饭菜分得是否平均不大在乎。但随着饭菜供应越来越紧,桶里的饭,盆里的菜越来越少了,尽管大家表面上尚能文质彬彬、不动声色,但只要值日生轻声说:“加饭”,每个人都会很敏捷地围过来,谁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一份。
我很幸运,除了班上其他两桌,我正好与三个女同学合成另外半桌。女同胞对我很优待,每次都给我多分些。时间长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总是等到她们分完饭,开始吃饭时才到场。但她们知道我能吃,依然多留一些给我,班上的男同学便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福气好,有人剩给你吃!”
有一位同桌吃饭的女同学,家境条件好,有海外关系,经常收到汇款和包裹,我发现她吃饭时总把肥肉扔掉。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对她说:“我用精肉和你换肥肉吃好吗?”她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肥肉,下次有肥肉全分给你。”其实,我也是想吃精肉的,但总觉得多吃点肥肉可耐饥。从此,她总是将分得的肥肉拨到我碗里。
大饥荒来得更凶猛了。饥饿袭击着林院师生,天越来越冷,人也愈感到饥寒交迫了。
校领导发动师生动脑筋,寻找食物的代用品。有位专家发明用“小球藻”做人造肉,后来得到了推广。人造肉的做法各不相同,有的是把洗菜池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有的是用淘米水来培养藻类,据说里面含有蛋白质。到了“开荤”的日子,我们每桌都分到一小脸盆人造肉,平均每人吃一点。这“肉”不好吃,既无肉味又无油味,只能充饥。开始常吃青菜、萝卜、卷心菜,后来连这些菜也少了,而是用山芋丝、山芋叶当菜。
从1960年冬到1961年冬,整整一年,是学校最困难的时期,粮食越来越紧,同学们越来越饿,越来越怀疑食堂里有漏洞,甚至怀疑早、晚的稀粥根本就不足二两半米,中午的干饭看起来有四两米,但是否货真价实,也值得推敲。
那时全国推广吃“双蒸饭”,韦君宜撰《思痛录》也提到过这种饭。此饭做法甚至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肯定和提倡。所谓“双蒸饭”是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这样的米看似饱满,但像炒米花似的非常松。
林院的做法有所不同,炊事员在煮饭前,先把米倒在大铁锅里炒,炒得像爆开的米花,然后再倒入大锅加水蒸煮,这样经过加工的米出饭率高,打到我们碗里的饭都是粒粒开花的。可人的肚子却容不得半点虚假,空心米、空心饭毕竟顶不住胃的消化。
炊事员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那是一般城市居民法定的吃饭标准,那时小孩每月只有十斤定量。我们注意到,炊事员在食堂里自己吃是明的,问题是他们除了自己吃饱,还顺手牵羊将食堂的米偷偷带回家,还要让他一家子吃。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从课堂的黑板转移到伙房的仓库和秤米的磅秤上了。为了饭量的多少,是否缺斤少两,大学生与炊事员经常在打饭的窗口发生冲突、争吵甚至打架。于是,院长、党委书记、系总支书记、系主任纷纷下食堂第一线,站在窗口给学生打饭。每逢这时,我们的饭就不缺斤少两,菜里也有一点小荤。我们的机动饭票也往往在这时使用,因为是院系领导亲自掌勺,勺子里的稀粥打得比较多。学生们蜂拥而上,把打饭的窗口堵得水泄不通。夜晚熄灯临睡前,我们像做祷告一样地说:“愿上帝保佑,明天有领导下厨房,阿门!”虽然说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总的粮食定量是不变的,守衡的,领导下食堂时打得多,不过是透支,即是今天吃掉明天的那份,领导一走,我们的饭和粥又变软变稀了。
最令人羡慕的是几位越南留学生,这些人长得像广东人,他们在一间小餐厅吃饭,中国学生吃不到的,他们都能吃到,他们餐桌上有鸡、有肉、有鱼。小餐厅离大餐厅很近,我们经过时,总能闻到里面的香气,大家很受刺激,心里不服气,就发牢骚,难道中国的大学生不如越南留学生?后来校部便把他们迁到更为隐蔽的地方吃饭,不让我们看到。
每当我们饿肚子睡不着觉时,一提到这些越南留学生,就会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人真伟大,自己吃不饱,还要保证他们吃饱,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