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不得不提起我的父亲。我上大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59年5月28日，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父亲重进提篮桥监狱，此后他再也没调往外地。
1960年底近春节时，我和母亲去看望他。
上海提篮桥监狱位于苏州河北岸的黄浦江畔，在长阳路147号，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后经陆续扩建、改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今天的规模，曾经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大门口有两个持枪站岗的士兵，面容严肃。我心里很害怕，退后几步伸着脑袋往里面看，我看到大门里面还有大门，一层一层阴森森的。站岗的人对我们厉声说：“不是这里！到后门去。”
我们赶快转身走到后门。后门排队的人很多很多，男的，女的，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是老伯伯、老太太，每人手里不是拿着包就是提着篮子。
排着队的人都会发到一个号码牌，监狱里的警察按照号码牌到牢房里叫犯人，这些犯人
按照家属的号码排好队。排着队的家属转过一个弄堂来到一个大礼堂。大礼堂前放着一个很长很长的桌子，犯人要从监狱里面绕过来，才能接见。长桌上用粉笔写着号码：一号，二号，三号……犯人根据自己的号码对号站立，与来看望的家属见面。
这时，从里面出来很多警察，他们大声吆喝着，像赶鸭子似的把犯人赶出来。我看到了第一批犯人。
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衣服，头发都剃得精光，跌跌撞撞还没跨进大礼堂的小门口就开始东张西望，找自己的亲人。等在外面的家属一见里面的人出来，有的叫爸爸，有的叫儿子，也有叫丈夫名字的，声音喧闹而凄惨。
经过这么繁琐的程序，接见的时间却只有五分钟。隔着长台子，刚一见面，双方只是呆望着，不知说什么话。静默了片刻，有的家属哭了起来，有的犯人也哭了起来，这哭声好像是一种急性的传染病，顿时，爆发出全场的一片号啕大哭。
这样一来讲话声音听不见，有人就喊叫起来，你叫得响，我叫得比你更响，整个场面哭闹吵叫，十分嘈杂。
五分钟时间只是很短的一瞬间，没多久，哨子“嘟”的一吹，表示时间到了，警察开始赶人。这时接见犯人的大礼堂里，又掀起了一片哭声……犯人们把家属带来的东西接过来。刚刚还在痛哭的犯人，一转头就把家里带的食品从包里取出朝嘴里塞，这些人也许是饿极了，于是满堂的哭声突然刹住。
等到第二批时，父亲出来了。我们看到父亲已经瘦得脱形了。只见他慢慢地有气无力地向我们叫喊声的方向走来，他的脚步似乎在打飘，人好像风一吹就会跌倒的样子，他穿的上衣和长裤空荡荡地在干瘪如柴的躯体外晃动着。
父亲的两只眼睛，一向是炯炯有神的，可是此刻我所见到的父亲，两眼已深深地凹进面骨里去。他隔着长桌对母亲说：“要当心身体，小孩子一定要读书，要好好培养他们！”
母亲此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四周的哭声此起彼伏，有人当场昏倒在地。我被对面长长一排干瘦如柴，面色如鬼的犯人惊呆了。我不敢想象那又黑又深的提篮桥监狱里，到底是个什么去处？
我听不清父亲说的话，我向父亲大声叫出来的话，也被周围的大哭声覆盖了，连我自己的耳朵也听不见。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告诉父亲，我要他撑着走出牢狱，我要他活着回到家里，我要告诉父亲，自他入狱后，我们已经懂事了，我们会活下去的！可此时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忽然，我心里一亮，向父亲大声地喊道：“爸爸，你放心，你要保重，精神第一，全靠精神。”
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每当我们挨饿向母亲要吃的时，母亲就皱着眉头说：“没有东西吃，只有靠精神活下去！”
“靠精神活下去！”这就是我们一家的口号。
此刻，面对父亲，我只能向他高声地喊出：“要坚持，精神是第一的！”
我用双手的手掌放到双耳的边缘，在一片喧闹的哭喊声中，尽力听父亲讲话，父亲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不要惹你母亲生气，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妹。”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警哨又响了，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到了，一排犯人开始被推搡着回狱室。父亲也匆匆忙忙地跟在犯人的队伍里，他们个个是一步三回头，回头泪直流。
父亲忽然从帽子里拿出一张条子，他将这张条子隔着桌子向我们丢来。这个动作被警察发现了，警察把条子从桌上拾起，就冲到父亲面前，一个耳光打在父亲脸上，父亲被这一记耳光打得蹲倒在地，他一手捂着脸，一边强作笑脸对打他耳光的警察解释着什么……
父亲写的这张条子，我们没拿到，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一巴掌虽然打在父亲的脸上，可他当时装出的一脸笑容，像一把尖刀刺痛着我的心。
我站在那里发呆了。
我低着头陪着母亲，离开了那里。背后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哭声，那是又一批犯人与他们的家属见面了。走出监狱，站在长阳路上，回望高楼，那里有一排排的铁窗，黑洞洞的……我不由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惧。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一家那么艰难？我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幸？！
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后，我也因为几句“不合时宜”的议论和家庭出身问题被关进这座监狱！
1959年—1961年，父亲一直关在提篮桥监狱里。1961年冬，母亲给我来信，告诉我父亲又一次保外就医。
这时他已经六十出头了。
父亲这次回来，与1956年冬回来时完全换了一个人。
那次回来，他精神很好，挺着胸，人很高大，身体看上去还健康，而这时他已撑不住了。寒假回家，晚上脱衣睡觉时，我看见父亲两条腿像两根很细的棍子，浑身皮包骨头，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给人的感觉好像已经活不长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是在大学里，在社会上，药也奇缺。因为，全国无数人都在生病。
父亲告诉我们，他的心脏病、肺气肿都加重了，药品在监狱里是没有的。
他说：“死在监狱里，毕竟对政府、对家属子女都是名声不好，所以保外就医。”
我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说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一天早上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家人之间已冷酷无情。那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
我的父亲从提篮桥监狱出来后，尽管瘦得不像人，但毕竟是人，没有变成甲虫。但令人可怕的是，他的心的确遭遇了“变形”！
父亲的心理状态与第一次保外就医回来时有了天壤之别，他从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变成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几乎失去了人的理性。他虽然回到家里，但他把我们都看作外人，只顾自己的生存，连妻子、儿女都成了他算计的对象。
过去他常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可是这次回来他常说：“除我之外，皆是敌人！”
他在家，既不看书，也不看报。走在马路上，总是低着头，在地上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回到家里，他把口袋里捡来的东西掏出来，原来是许多香烟头，他把这些香烟头里的烟丝抽出来，再用薄纸将烟丝卷起来，然后独自坐在屋里点燃了抽。
母亲上班，我们上学时，他偷吃家里的口粮。吃了不算数，为了防止自己的偷窃行为被我们发现，他还在面粉里加水，用秤称好分给我们吃。
二妹发现父亲分给她的面粉分量不缺，但很潮湿，怀疑他加了水，就把可疑的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回家一看很伤心。
不久又出现新情况，父亲原本在家负责买菜，谁知道在买菜时，又做小动作，偷偷从全家菜钱里克扣几个钱，背着我们在街上买早点吃。每天晚上，我们饿着肚子上床，他倒蒙在被子里，嚼山芋干。
家里出了异己分子，不知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儿女太残忍了。
1962年1月寒假，我从南京回家。母亲告诉我这个情况，后来我注意观察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看上去他表面对我们很客气，但他一个人在家时，还是这样做。
我批评他说：“你这样，我们一家人更要挨饿了。”
我们同父亲的感情就这样出现裂痕。
父亲在我们逐渐懂事的年岁里，一直在外面劳动改造，由于他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前途。我们都是靠母亲带大的，母亲为了我们兄妹五人常常受饥挨饿。如今，他回来后，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非但不关心我们，还偷吃仅能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口粮，我们几个子女不得不为生存对父亲的自私行为群起而攻之。
父亲把脸一板说：“怎么样？你们干什么，你们是不是也要审判我？”
听到“审判”两字，我们就不说他了，因为我们想他被打成反革命，已被审判过了，做儿女的怎么能再审判他呢，尽管不再说他，但都对他有看法。
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一种人格的扭曲，是在一种非正常非人道的物质与精神的压抑下，所产生的人格变异。
我当着面问父亲：“你上次出监，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父亲回答说：“‘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我看到家里如此困难，不愿意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寒假没结束就提前回到南京。
母亲来信告诉我，父亲天天偷吃家里的粮食，全家人忍无可忍，为了保护孩子不至于饿死，母亲采取非常“革命”的手段：
将父亲的铺盖一卷，从阁楼上甩下，把他轰出了家门。
饮食业公司安排我父亲住进复兴东路大夫坊转角上的一家老虎灶的盆汤间里。从此父亲离开了家庭，真正地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因为犯人在保外就医期间，监狱是不管生活费和医疗费的，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只得靠捡垃圾为生。
为了活命，他开始终年累月在老城厢附近大街小巷围着几个垃圾筒转，那年他六十三岁。
此后，他靠捡垃圾为生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二年，一直活到七十五岁。1973年4月18日夜间，他心脏病突发去世，我赶回上海曾向小东门派出所民警要他的骨灰，回答是历史反革命不留骨灰……那年头连刘少奇的骨灰都不给，何况我等默默无名的小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