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的一天，法院按现行反革命罪判我三年刑，罪行主要是攻击“三面红旗”。当天中午我又进了提篮桥监狱。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那天凌晨，我和一大批犯人从上海市监狱押解到安徽白茅岭监狱。
1967年1月，我刑满释放继续留在劳改农场改造。外间风传红卫兵烧书，古今中外的许多书都成了禁书，只许看马恩列斯毛林的书，报纸电台天天宣传要彻底批判封、资、修、大、洋、古。
我实在有点搞不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全盘否定历史遗产了吗？毛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对此当作何解？
为什么眼前的一切全变了呢？我困惑了。
1967年3月，我又调到杨村中队劳改。
因为没书看，我心里不踏实。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发现北京有一个邮购书店。
我想，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对医书、农书、占卜书、植物书，还是不烧的，我估计《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书是买不到了，也许还可以买几本古代的医书。
我把身边仅有的两元钱寄往北京邮购书店，定购了一部中医理论书籍，叫《黄帝内经素问》。这已经是1967年4月的事了。北京早经过红卫兵的冲击，看来在此时此刻，此书是难买到的。
谁知不久，邮购书店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办事人从北京给我寄来了这本书，只花了一元七角，余下的钱换成邮票夹在书里寄还给我，见到此书，我很高兴，这是一本先秦的医学书，语言文字都是古文，我感叹地想：“现在要看也就只能看这本医学书了。”
在监狱里我曾学过中医，我知道从这本书里可以学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可以提高阅读先秦古籍的水平，也可以学到古代的中医理论。
没想到小组里的“密探”很快就把我买书的事报告了王队长。
王队长把我喊去：“现在已经打倒帝王将相，你怎么还在看‘皇帝’的书呀？”
我向他解释：这个“黄”是“黄帝”的“黄“，不是“皇帝”的
“皇”，它是一本医学书。
他说：“我不管你什么医学书不医学书，你交给我，我替你保管。”
《黄帝内经素问》被没收了。
我想，大概只有最新出版的供赤脚医生用的医书不在没收之列吧。
于是，我又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只要下雨不出工呆在室内时，我就坐在床边琢磨这本书。
果然，王队长不再来没收这本书了，这本书给了我不少医学知识。
1967年9月，我从上海带来一批书。又有人汇报我躲在蚊帐里看书。王队长把我喊去审问：“你带来什么书？”
我说：“带来《列宁选集》。”
他说：“还有什么书？”
我说：“有陈伯达的几本书。”
他说：“你拿来，统统由我们保存。”
我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他说：“这个我不管，你还有什么书？”
我说：“还有陈毅的几本书。”
他说：“都拿来，还有吗？”
“还有《裴多斐的诗选》《海涅的诗选》。”
他不耐烦地说：“全拿出来，由我们保管！”
我说：“你怎么能全收掉呢？海涅是马克思的朋友。”
“我管你什么马克思不马克思。”
这些书被农场干部统统没收了。不可思议的是，他把我的《列宁选集》四大卷也收了去，大约过了两周又重新发还给我。一直到这位王队长调走，在我离开杨村中队时，我乘机大胆提出要求，才从一位有点文化的中队长那里要回了《黄帝内经素问》。
1970年初，我被调到凌笪分场。
那年春天，我回上海买了《马恩选集》四大卷，从此在我的床头上，不仅有《列宁选集》，还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文革初期，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我是在放马场和杨村度过的，特别是杨村的王队长，我几乎被他折磨成精神病患者，他总把我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好像随时要抓我去枪毙。
1970年春，我被调到凌笪分场六队，这里地多人少，生产第一。队长不是总搞阶级斗争了，但这里的劳动很苦，时间很长。我想，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再苦也是可以的，除了劳动外，我开始有了“比较正常”的读书生活。
平时，在大田劳动时，我口袋里总揣着书，一叫休息，我就“放下扁担，坐地读书。”
1971年上半年，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了：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时，全国都在批判“天才论”。丁队长在队里作报告时说：“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我感到很奇怪，毛主席是天才，已经讲了许多年了，这已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普通常识，怎么忽然要批“天才论”了呢？报上也在不指名地批判马列主义骗子，这是指谁呢？我不清楚。
大概在这时，中央又提出读马列的六本书，我把这六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为什么在这时提出读这六本书，我也不明白。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陈伯达出事了。
这时，我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共产主义原理》，我又看了《列宁选集》一至四卷中的很多文章，还看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至四卷。
我身边还有苏联哲学研究所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纲要》，还有一本上、下两册《世界历史》。我还认真看了《法国大革命史》和《澳大利亚简史》。
在六队，劳动越累，我看《资本论》就越仔细，体会也越深，感想也越多。
我尤其喜欢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在此书的扉页上，我抄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我用滚滚的热泪，拥抱着你，你是我心中战胜黑暗的旗帜！”
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它的题目是：《历史的逻辑》。
后来我带到上海，被母亲烧掉了。
我说：“这是我学习的心得体会，将来要看的。”
母亲回答我：“你过去就是因为写东西才犯罪的，现在还写什么？你不要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