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社会，给人以希望和光明。我弟弟孔祥骝重新考回西安交大读研究生。
小妹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报考研究生呢？”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帽子还没有摘掉。”她说：“公安部长赵昌璧不是说要摘帽么？你死马当活马医，可以试试看嘛。”
回白茅岭农场后，弟弟给我来信，支持我报考研究生：“你从小就爱文科，在劳改农场里，还继续读书，你的根底是深厚的。”
三月正是农忙时，六队的管教毛队长把我叫到队部。
他说：“你母亲来信了。提起你考研究生的事。你打算考什么？”
我说：“我对文史哲都很感兴趣。”
他说：“你大学是读理工科的，考文科的研究生行吗？”我说：
“我虽读理工科，但那么多年，我一直在看马列主义著作和文史哲方面的书。”
他说：“你母亲有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打个报告试试看，现在不是讲解放思想，广开才路吗？右派已摘帽子了，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能平反，帽子也会很快摘掉的，说不定上了考场，你能对答如流，有希望考上呢。”
我交了报考研究生的申请报告，由他交给分场，之后又转到总场，一直报到上海市劳改局。
一天中午，毛队长把我叫去，他坐在办公桌旁的凳子上，我坐在他面前一张小板凳上，在这里，坐的凳子有高低之分。
他告诉我：“上海劳改局打来长途电话，同意你考研究生。”
我查阅复旦大学文科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看选哪个专业把握最大。
我想，报考马列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研究，这些专业对考生的政治表现一定要求很高。我还是挑选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较好。
复旦中文系陈子展、蒋天枢两位老教授招收先秦两汉文学专业研究生。考试的科目是：政治、外语、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古文阅读。
我心里琢磨着，先秦文学与政治无关，陈子展、蒋天枢教授都是真正的学者名家，他们不会在政治上苛求于人，录取可能性大些。而且，《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诗》《诗经》，我也熟，考古代史和古文阅读问题不大。
我终于报了名，能不能拿到《准考证》，只有天知道了。一天，我收到一封牛皮纸信件，落款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办。拆开一看，是一张“准考证”。
啊！我真的发呆了，想不到我可以进考场了！复旦大学允许我进考场了！
1979年春天，我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店，找不到复旦大学研究生考试指定的书本。
尽管我平时积累的书不少，但与考试相关的还是不多，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四大册，我有，多年来我一直在读。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我没有，到淮海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没有借到。
我去福州路旧书店找，依然没有，我发急了，在书店里逢人就问，人人都摇头。
在古籍书店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道静先生，他在文革中被关，才平反出来。
在老西门书店里，我碰到一个青年人，他高中才毕业，叫卢俊，他住在小南门，离我家很近，我与他攀谈起来，他说他有我要的书，他借给我的是第一册《中国文学史》，另外两册怎么也搞不到了。卢俊为人真诚，爱好文学，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
5月17日，我去复旦，这是我第一次拜见朱东润老教授，他住在复旦一舍六号。
早在1973年，我在农场读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时，朱先生曾指导我如何读《左传》。
此时，我按信址摸到朱先生家，按了门铃，一位老先生自己出来开门，我向他鞠躬，自我介绍：“我是孔祥骅，这次是为考复旦研究生来上海的。”
朱先生在书房里接待我，鼓励我考研究生。
那天，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也来拜访他。朱先生的寓所是一套日本式的小洋房，一大群人挤在二楼的书房里，书房四壁是书，朝南摆着一张书桌。
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即向朱先生告别，朱先生对我说：“你也坐在这里，不要走。”
朱先生谈笑风生，他的博学和风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天，朱先生心情特别好。《解放日报》《文汇报》上，都登了记者采访他入党的报导。
朱先生对山东大学很有感情，他说了许多话。
过了两天，我又去复旦大学，想找老师求教。
此刻，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我的政治身份是可怕的，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居然也跨进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我看见大门外两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警察，由于多年劳改生活的积习，我只要一见到警察，就会发抖，我点头哈腰地把“准考证”拿给他们看，他们放我进去了。
走进大门，两旁画廊里正在举办书法展览，橱窗内有周谷城、朱东润的题字，朱先生题的是龚自珍的一首诗：
科以人重科益重，
人以科传人可知。
我背着草绿色的书包，走在校内林荫大道上。离开大学十多年了，心中非常感慨，到底是大学，非常干净，宁静。此刻我要去中文系，但不知方向。
路上行人很少，只见对面走来一位老先生，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个子不高，面目清瘦，两个凹进去的眼睛大大的，我上去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向他打听去中文系的路。
老先生说：“什么事？”
“我要考研究生，想找老师请教。”
老先生又问：“你想找谁呀？”
“想找陈子展先生、蒋天枢先生。我报考了他们的研究生，想问问复习的事情。”
他说：“陈子展先生不住在校内，你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我懵住了，心想：“你怎么能代表陈子展、蒋天枢先生呢？”
我又想，问比不问好，我说：“我想问问考试以哪几本书为主。”
他皱着眉头批评我：“考什么书，读什么书，你的读书态度不对。”
我连忙解释说：“老先生，我是劳改农场来的，在那里我只有偷偷地挤出休息时间读书，如果考上了，我就可以放下扁担，跳出苦海，读一辈子书了。”
他听后想了想，没有再批评我了。
我和老先生站在路上说话，只见一辆卡车向大路急速地开来，我迅速伸手把老先生拉到路旁，大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速开去。
老先生看了看开走的大卡车，又回头对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我从书包里取出一本绿封面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对他说：“这套书我只有第一册，另两册我到处借不到，怎么办呢？”
老先生说：“既然那两本没有弄到，你就看这本吧！”
他又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心想，这老人怎么这么自信？我真的糊涂了起来。
我想，我还是要找到指导老师才是，陈子展先生不在，也要找蒋先生。
我说：“谢谢老师！”我朝着他鞠了一个躬。
我又到了朱先生家，告诉朱先生，找中文系的陈子展、蒋天枢教授不遇，这才到这儿来的。我从书包取出一网袋书，朱先生坐在书房藤椅上笑着对我说：“出题目容易考试难，只能碰碰运气。”
他又说：“蒋公这个人很古板。”他告诉我蒋先生就住在附近另一幢房子里。
我去找蒋先生家，没想到开门的正是刚才在校园里遇到的老先生，我心里一惊，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您就是蒋先生，真没想到路上碰到的就是您。”
他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你回去好好复习吧，录取学生要学校里说了算的，我不能说录取谁就录取谁，你好好考吧。”
我后来才知道，蒋天枢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陈子展先生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据说他是船山学社的成员，是毛泽东早年的朋友，马日事变时，陈子展和徐特立、谢觉哉同案，被通缉悬赏的价格与毛泽东一样。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就把自己的书送给小贩包花生米，要去乡下隐居钓鱼，他住在上海苏州河南岸，留了长胡子，发誓不平反不过苏州河，他多年不接触学生，只招过一个研究生。
这些年来，我在监狱和农场一直在偷看古书，古文阅读只有凭自己的基础了；至于《中国古代史》我觉得也可以考好；《文艺理论》我不打算多看了，主要考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巴人的《文学论稿》，以群的《文学理论》，我都看过，这门学科本身就有内在的逻辑，很好理解和记忆；《中国文学史》过去没读过，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我是读了一些的，许多作品我还能背出来，主要是要了解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源流关系，考前我主要集中精力看《中国文学史》，一边看一边记，至于俄语，我是无可奈何了。
我开始在家复习，白天看，晚上看，有时几乎看到天亮，听到马桶车从远处的石子路上开过。我把重要的材料抄下来贴满了墙面，随时供我背诵。
我像是上足马力的马达，发疯地运转。到后来，我已经茶饭不思，心里非常烦躁，一听到噪音就发脾气。
到最后几天，我已经看得精疲力尽了，感到头昏眼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由我妹妹读，我躺在床上闭目听记。
1979年5月20日，我接到朱先生来信：
祥骅同志：
奉赐示敬悉。闻今年报考人数极多，至时各有所长，发挥尽致，此后人才鼎出，不胜为国家庆幸也。马未必皆能识途，何堪已老，管仲之言，或传者之讹耳。考前望在充分准备中，同时注意适当休息，否则临场之时反有无从下手之苦，此事不可不知，此其一。其次，真正宿学之士，不必尽从考场中来。杜甫、梅尧臣、陆游皆未能成进士，个人不以此菲薄杜、梅及陆游也。近代王闓运通才宿学，始终亦未能成进士，事后告人，并非不能入选，以考官皆自己学生，录取后不便称呼。此固湘绮老人解嘲之语，然亦可知录取与否，事前无从预知也。
此复顺祝健康
东润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
收到朱先生和我弟弟的信后，我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注意休息了，临到要考试时，我回到了农场。
1979年6月2日、3日、4日是全国考研究生的日子。
郎溪县当时是三级县城，只有十字交叉两条大街。考场设在城关西门县财政局五楼。
我带的钱不够借旅馆住，城关小学朱老师叫我住在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