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节前,中年丧妻的大舅和我们一家迁往北平(即北京)。我们先坐小车到南京,再坐轮船到天津,一路由宪兵护送到北平。
到北平后,我们先住在南河沿附近的怡和饭店里,不久搬进南河沿二十四号(欧美同学会隔壁)的四合院,它位于皇城根下。
这四合院里住着四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朝北的两间屋子里。我家的厨师、保姆、车夫、门岗都是警察局派来的警察。
我和弟弟先在孔德学校幼稚园,后读小学一年级。每天,由一位叫朱庆林的三轮车夫接送,他同时每天接送父亲去北平警察局上班。
那时我才六岁,在北平的两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带我去故宫,还去了煤山,我记得在煤山,许多人心情沉重
地围着一棵枯树,说崇祯皇帝就吊死在这棵树上。父亲自幼读孔孟诗书,为人敦厚善良,仗义好施,虽然身任官职,但也同情革命,北平的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被捕后,他还暗中救济过他的家属。
不久,我大舅在北平中山公园与一位女子谈恋爱,警察局内的军统特务追查到我们家,对我父母说:“你家大舅和共产党有联系呢。”
父亲开始难以忍受警察局内部的派系斗争。这时,有人叫他去东北前线,也有人叫他去台湾做政训主任。可是,父亲最后选择了辞职。
1948年年底,我们一家来到上海。
我们先住在母亲的表哥冯守之家,地点在胶州路永顺坊十号。
不久经溧水乡亲介绍,租了一爿老虎灶,租期两年。这家老虎灶靠近泥城桥,位于长沙路附近新闸路上一条弄堂口。我们一家五口便住进这家老虎灶楼上一间八平方米大小的亭子间里。
我母亲是南京溧水人,在上海开老虎灶的又以溧水人最多,从此,我家竟与“老虎灶”结下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这“老虎灶”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到“老虎灶”原来是老上海特有的产物,在上海的老城厢里,早先是供应茶水的地方。如今已是消失了的一道风景。
旧上海有许多茶馆,其中最简陋的茶馆叫老虎灶,主要营业范围是卖熟水给附近居民。因为烧水灶头的外形像一只前蹲后踞的老虎,所以俗称“老虎灶”。老虎灶头朝街面,“虎口”大开,那是进风与出煤渣、糠灰的地方。“虎背”上有三只汤罐用于烧水,开水就是从此舀出,灌进顾客的水壶或热水瓶的。三个汤罐中间凸起的一个圆孔,是加煤、加糠等燃料的进口。老虎灶后半部,有一前一后两口大锅,前者储冷水,后者则安放着一只加盖的大木桶,是储存温水的地方。前方三只汤罐里的沸水舀去大半时,就将灶后大木桶里靠炉底余热加温的热水再舀到汤罐里去烧成沸水。灶尾是砖砌的烟囱,像虎尾上翘,直穿屋顶,将废气排放到屋外。老虎灶一年到头主要是供应开水,但也有摆上桌椅条凳,开个小茶馆的。到了夏天更加繁忙,在老虎灶后面的大浴间里,备有十多只洗澡木盆,由专人从灶头提取一桶滚热的水倒进浴盆,另外再发给来客一条毛巾供洗澡用。
父亲终日把精力用在老虎灶的熟水业上。他还收留了一对从山东逃难来上海的夫妻,让他们留在我家,男的烧老虎灶,女的给我家做家务。
老虎灶隔着弄堂口有一家醒目的棺材店。
我那时才七岁,时常在弄堂口独自玩耍,蹲在棺材店门口的泥地上,一边玩打玻璃弹子进洞的游戏,一边看着棺材店的工人给白皮木棺材涂油漆,他们涂了一层又一层,涂了红漆涂黑漆。那难闻的油漆味至今我都没忘记。
有时,我伏在泥地里,挖弹坑,也常抬头好奇地望着棺材店里叠放的一口口漆得乌黑发亮的棺材,那上面还画着连环画,画上的人物都着古装,大约是描述睡在棺材中的人是如何如何的荣华富贵。
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死,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棺材上的图画,是指逝者生前的显赫经历呢,还是死后要去的极乐世界?
母亲对住在亭子间十分不满,尤其是隔壁那家棺材店更叫人感到沉闷和压抑。
母亲说:“孔福堂!怎么搬到这种地方来住呢?隔壁那家棺材店,叫人看了不舒服。”孔福堂是我父亲。他哈哈大笑地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我家的老虎灶还没开张几天,弄堂口便出现了一个“碉堡”,这“碉堡”不是用砖头砌的,而是用鼓鼓沉沉不知里面装着什么的麻袋堆成的,我还摸过那硬硬的麻袋,也猜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些日子,我看到马路上到处都是慌慌张张的士兵,他们在附近一家粮店进进出出,将一袋袋、一包包的面粉、大米,从店里背出来堆在外面,我想,难道附近修筑的“碉堡”都是用米包堆成的?
我真想找一把刀将麻袋割开,看看流出来的是什么?是米还是沙?上海的马路上“隆隆”的军车开来开去,草绿色的敞篷吉普车不时呼啸而过。马路上烟尘飞扬,行人匆忙,一切都显得紧张、慌忙、混乱,弄堂口的那个“碉堡”开始还有人站岗,但很快就不知去向了。
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到亲戚家去,我和母亲坐一辆三轮车,父亲坐另一辆,走到半路,一群持枪的士兵和警察大声地叫我们停车,父亲赶紧掏出证件,他们在黑暗中打着手电照了一下,这才放我们通行。上海已经戒严了。
那时我在永乐路小学念一年级,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大街小巷有许多人一排排地站在路旁,他们聚集在一起买卖银洋,每人手上托着三四寸厚的银元,像耍杂技似的一边喊:“大头小头买进卖出!大头小头买进卖出!”一边抛弄雪亮的银元,这银元像弹簧一样在空中被垂直地拉得很长,很长。
金融危机,物价飞涨,国民党兵败山倒,就要逃跑了。中国正面临巨变,我却只知道在老虎灶门外的一片泥地里玩打玻璃弹子进洞的游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在北平警察局的一些同事也匆匆地陆续赶来沪上。
北平南河沿的邻居,西郊警察分局局长卓慈利和他的夫人;成其志,父亲的同事,他是卫立煌的侄女婿、成仿吾的侄子,黄埔第6期学员,他们都先后来过我家。
陈国辉,黄埔军校第8期学员,父亲的老朋友,开着摩托车,带着一条乌黑发亮的警犬到我家,催促我们一家五口去台湾。他对我爸说:“老孔,你要走快走,还有最后一艘美国军舰停在黄浦江上。”任凭陈国辉催了又催,父亲却怎么也不肯去台湾。陈国辉焦急地取出怀表看时间,见父亲坚持不走,只好牵着警犬下楼,在老虎灶门口开动摩托车离去。当天,他匆匆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最后一艘美国军舰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