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
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难忘的往事，时时闪耀在我的眼前，而抗日战争时期的四下江南，又是一段最难忘的往事。
一、侦察
1942年初，撤退到苏中如（如皋）西地区活动的苏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中心县委，和新四军六师警卫一团三个连的武装，正准备寻机过江时，接到六师首长谭震林同志的电报指示：有一个短枪队已从太湖插到锡东，开始站住了脚跟，要我们设法渡江南下，重新打开澄、锡、虞地区的局面。
自1941年下半年，敌伪对澄锡虞地区大举“清乡”以来，顽军（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又无耻地公开与敌伪配合，两面夹击我们，采取拉网战术，铁壁合围，梦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扑灭我们；我主力部队和大批机关干部，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大部分渡江北撤，避开“清乡”锋芒，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反“清乡”斗争，到现在已经两三个月了。这两三个月，我们对江南情况，只有零星片断的了解，为了知己知彼，必须深入虎穴，从敌人肚皮里掏出确切的情报来。于是中心县委决定，由我先带6个侦察员渡江侦察。
“清乡”后敌人的长江江防，与“清乡”前大不相同，江中心有络绎不绝的巡逻汽艇，搜捕可疑的船只；江边上几百里竹篱笆连成一片，从浏河口一直筑到江阴；江岸旁边隔几百米就是一个碉堡。怎样越过这个敌人自夸是鸟也飞不过的层层防线呢？我和侦察员们商量，装农民或生意人，都不大妥当，商量的结果，还是化装成敌人的“清乡”队，偷渡后，干脆白天走路，这样，我们可以大大方方，不受拘束。
2月的一天夜里，天冷风大，我们从江北乘上了江阴渔民“钉碗麻子”的小船。长江的浪，无风也有尺把高，风大浪就更大了。
随着巨浪的起伏，一会儿把小船举了起来，一会儿又把小船掷到江底，大家都担心地望着“钉碗麻子”。他是我们的一个“关系”，今天接到我们这批亲人，劲头特别大，施展全身本领，稳操着小船。这时又传来巡逻汽艇的马达声，我们的心都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一个个握好枪，扣住手榴弹的弦，准备万一碰上，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心一横，大家精神百倍，毫无怯意。再听听，巡逻汽艇倒又远去了。我们相视而笑，扯足篷，乘着呼呼吼叫的西北风，悄悄地飘过长江天险，迅速钻出竹篱笆，踏上故乡的土地。天亮以后，迎着初春的太阳，7个人7条枪，大家都把驳壳枪的机头打开，大摇大摆地向“清乡”区走去。走到江阴周庄附近，就碰上一支真的“清乡”
队。跟敌人面对面的遭遇上了，回避不行，只有沉着地应付。我们的侦察班长舒永泉同志抢先大声喝道：“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自己人！”那支“清乡”队懵里懵懂地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
舒永泉不让他们有一点喘息的余地，接着厉声问道：“这两天新四军有什么活动？”
“新四军，哪里还有新四军……”
“新四军早就走光了。”
他们又大大咧咧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这里东有伪军二师徐蓬藻的部队，西有伪十三师、伪十师的部队，不远的镇上还住着鬼子。我们和敌人嗯呀哦地应答了一番，然后相互擦肩而过。
以后又碰上几支“清乡”队，黄壳虫（伪军）、黑壳虫（伪警察）都有，气焰非常嚣张。
整整走了一天，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半夜，到达蒲市里。蒲市里很早就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但两三个月来，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靠近我们的积极分子，大多惨遭迫害；一般的群众，心里盼着新四军快来，可是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当我们回来了，又不大敢和我们接近。对乡亲们这种矛盾心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几个月来他们遭受了多么大的苦难，哪一个见了不心酸？我们恨不得立刻打一仗，歼灭一批鬼子伪军，解解心头之恨。
但是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不能这样做啊！只好暂时将仇恨埋在心底。我们找到伪保长家，故意粗着嗓子大喊：“洋先生来查户口了，快开门，快开门！”
伪保长把门打开，“清乡队”一拥而人，他连忙作揖打躬，一副奴才相；但一当我们告诉他是新四军以后，又坚决不收留我们，要推我们出门，我们只好一面说服，一面压服，最后好歹在这里睡了一宿，吃了一顿饱饭。
一直走到寨门，才找到一个地下“关系”。我们就派他到锡东，约锡东县委的同志到梅村北的一个村庄里会面。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真是望眼欲穿，终于在一个小茅棚里和锡东县委副书记刘敏同志，县委委员陈克、朱帆同志会面了，在艰苦的岁月里，见到自己的同志，是何等高兴的事啊！这比见到自己的家人还要更亲一层，大家紧紧地握手相抱，互相把对方看了又看望了又望。原来锡东县委靠短枪队的支持，利用敌伪顽之间的空隙，已经恢复了活动，并且解决了西仓、后桥、鸿声里三个敌据点，缴到了二十几支步枪，组织了一个武工队，建立了小块根据地。敌伪自以为“清乡”胜利，傲慢松懈，这就给我们有机可乘。根据这一情况判断，我们大批的武装部队过来，也还是可以回旋的，但当时，我们对敌伪特务情报网的严密控制估计不足，以致后来遭受了一定的挫折。
二、第二次渡江南下
完成了侦察任务，我们又渡江返回苏中。中心县委研究了锡东侦察的情况，提出军事反“清乡”的方针和计划，从我们的3个连里抽出两个排50余人，配备两挺轻机枪，组成一支精悍武装，准备展开游击战争；另外还带着三四十个地方干部，准备过江后，留下一批在江阴，到无锡再留下一批，以恢复群众工作，配合游击武装，进行反“清乡”斗争。
5月7日，我们第二次渡江南下。当我们在江阴和常熟交界的店岸登上岸后，天就亮了。这里是“清乡”的边沿区，群众条件很好。群众见子弟兵回来了，都打开门来，喜笑颜开地欢迎我们，东也拉吃饭，西也拉吃饭，大家见到这种军民鱼水情的情景，都情不自禁地说：“我们又回到家里了！”
我刚刚端起第二碗粥，“哒哒哒”机枪响了，第一枪是从东北方向打响的，从望远镜里看到，有四五十个鬼子边打枪边侦察，慢慢地向我们的驻地运动；紧接着西南枪声也响了起来，西南人数较多，有好几百个鬼子和伪军，直向我们猛扑。我站在圩岸上判断情况，“叭”一枪，正打中我的右腿，幸好是飘花，棉裤打了个对穿洞，皮擦坏分把，鲜血直淌。同志们急坏了，我挥挥手叫他们不要乱，要沉住气。这时西北方向也打响了枪，一大群伪军拥了上来，我们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了，东南方向的少数伪军，行动比较迟缓，看来这是一个薄弱点，我立即命令连长钱青同志带一个排，坚决把西南方向前进速度最快威胁最大的一股敌人顶住；我自己带一个班掩护地方干部向东南方向突围。钱青同志的一个排，打得勇猛沉着，两挺机枪，挡住了西南方向拥上来的敌人，轻机枪不慌不忙地点射着，敌人一个个歪倒下去。敌人看到我们是老手，知道碰上了主力，前进速度就缓慢下来。我带着三四十个地方干部，一个猛冲，冲出了四五百米远，抢占了公路。公路上迎头开过来一辆敞篷车，我们集中排枪猛射，敞篷车停下不动了。跨过公路，又抢占渡口，渡口上的渡船，已经被敌人点着了火，正在炽烈地燃烧着。我们迅速扑灭了火，用绑带作绳索，系着残破的渡船抢过了渡口，把敌人抛在后面。到傍晚，我们部队突围到达陆家桥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三四间小屋，七八十个人挤在一起，才休息下来。
第二天在陆家桥附近，又遭遇到敌人袭击，情况逼着我们天没黑就开始行军，向锡东前进。这样且战且走，第4天到达了许家桥，和锡东县委的武装会合了。两军会合，大家情绪高极了，互相问长问短，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倍增。
群众见到我们两军会合，也都喜笑颜开，胜利的希望在他们心田里荡漾，忙着杀猪沽酒，烧饭洗菜，来慰问我们。
哪知道红烧肉、大米饭、甜黄酒刚刚端到嘴边，“轰轰”几发炮弹就打了过来，紧接着机枪响了，敌人又合围上来。事后侦察了解：我们过江以后，群众谣传说新四军大部队回到了江南，鬼子震动很大，就组织力量，想一举消灭我们，日本鬼子小野少将坐镇无锡安镇，对锡东地区使用了二三千兵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合围。
我们从敌人的隙缝里穿来插去，整整打了一天。
当时，由于敌人在“清乡”区里，建立了严密的情报机构和保甲制度，我们大部队活动是比较困难的。于是决定我带一个排到虞西，团部作战参谋陈国平带一个班去江阴。
许家桥战斗的第二天，我带一个排连夜转移到虞西，从船上下来，正好天亮，刚刚挨近村庄，就听到人喊马嘶，村庄已经驻满了敌人。我们立即继续转移，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村庄，但进村不久，水也没有喝到一口，敌人又跟踪赶来，只得再次转移。我们刚刚到达顾山附近，又给敌人团团围住，周围几座桥都被敌人占领了，把我们圈在中心。中心区直径不足三里地，我们完全处于敌人的射程之内。这时情况紧张到了极点，只有坚决厮拼，别无出路了。我们几十个人团聚在一屋，大家扔掉被服，轻装得只剩下一支枪和几颗手榴弹，这时，大家默默无声，谁也不想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沉重，党交给我们坚持江南反“清乡”斗争、恢复根据地的任务怎么去完成呢？时间不容我多想，我高喊了一声：“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人一枪，也绝不低头屈服！”大家的情绪如沸腾的开水，纷纷向党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此情此景，我感动得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我们有这样赤胆忠心的战士，敌人别想讨到我们的便宜。这场战斗，差不多是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在争夺，十分激烈，整整相持了一天。傍晚，在暮色苍茫里，忽然看到西南方向一座桥上，伪军进屋子去吃饭了，桥上只留几个人看守，我看准了这个空子，立即命令部队冲上去，等几十个伪军弄清是怎么回事时，桥早被我们占领了，这才又突出重围。
我们打了一天，点滴饭水也未曾进口，夜里大家又饿又累，可是住不下来，只好继续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们紧挨着走。在严家桥以西的窑厂附近，又遇到了敌人，一阵排枪打过去，虚虚实实，把敌人吓跑了。就是这样边走边打，仅仅13天的时间，就打了15仗。
这样天天打仗，无法开展群众工作，不得不化整为零，改为分散活动。在以后的7个月中，我们从苏北过江的部队同志，有的英勇牺牲，有的光荣负伤，也有的因为经不起斗争考验动摇逃跑，甚至个别投敌叛变了，地方干部也遭到很大的损失，其中县委书记以上负责同志如史雨生、刘敏、陈凤威、钱仁斋、陈国平等同志都在斗争中光荣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