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陈嘉庚听说后，担心毛泽东受害，拍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前往。后来，陈嘉庚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可见他对蒋介石的本质看得入木三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毛泽东安全的焦虑。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陈嘉庚义愤填膺，于9月11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杜鲁门总统、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及大使司徒雷登，谴责美国政府的卑劣行径，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此举震动国际舆论界。
为团结华侨、促使国内早日停止内战和平建国，陈嘉庚在友人的协助下，于1946年11月21日创办《南侨日报》。他发表多篇专论和演讲词，如：《论美国救蒋必败》、《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国共决无和平可言》等，大力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预言解放战争将在1949年取得胜利。同时就新加坡马来亚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为广大侨民的切身利益服务。共产党中央给予《南侨日报》以很高荣誉，毛泽东为该报三周年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亦为该报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此外，陈嘉庚还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并被选为主席。民联会为海外华侨开辟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第三条战线。为声援国统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民联会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全新加坡工农商学及文化团体174个单位代表及知名人士共数百人出席了大会，陈嘉庚号召“政治民主化，全国民众奋志维新，取消蒋介石一切非法条约”，得到全马来亚各地华侨团体的热烈响应。
1949年1月20日，在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声中，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回国参政，共商国是。9月，陈嘉庚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陈嘉庚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扬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号召华侨热爱新中国。同时陈嘉庚结束未了的合营企业，把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陈嘉庚回到家乡集美定居。他献身公益事业意犹未尽，制订出“重建集美学村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年近八旬的他，每天头戴毡帽，手拿拐杖，步行数华里巡视、检查、指挥。他为集美学校扩建了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校舍，比以前增加了3倍多，其中有当时称为厦门市最高建筑物的“南薰楼”，有可容纳4000人集会的福南大会堂和可容纳3000观众的体育馆，从规划、设计、备料到施工，陈嘉庚都亲自过问，甚至连用什么料，怎样雕刻的技术问题也不放过，精打细算，一丝不苟，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为了创造完备的办学条件和美好的学习环境，他发展公用事业，扩充电灯厂和自来水厂，充实科学馆，办好图书馆，扩大医院，并美化周围环境，从而实现了他“建设集美文化区和风景区”的夙愿。为表达感激共产党使集美人民获得新生之情，他在鳌头小岛修建“鳌园”，“鳌园”内树“集美解放纪念碑”，并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词。他还扩建了厦门大学校舍，从1951年到1954年，由他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的建筑面积62600平方米，共31幢楼房。其中，建南大会堂座位近5000个，为全国高等学校礼堂之最。
从回国定居到逝世，在这短暂的11年间，为了修建和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两校舍，并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亲友筹集资金，前后争取的侨汇共达港币3000多万元。
陈嘉庚十分关心福建省的建设，他多次向中央重申在福建修建铁路的建议，促使鹰厦铁路于1956年建成通车。他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积极推动厦门棉织厂的建设，以谋福建人民纱布自给。在他的努力下，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陈嘉庚著有《住屋与卫生》和《民俗正论集》两本小册子，主张城市住宅建筑要有规划，注意环境卫生，推行健身运动，养成卫生习惯，增强人民体质，做到“人人明白了解”。在改革民俗方面，主张嫁娶不宜铺张，迎神应禁止，风水是迷信，减少无谓应酬、酒肉征逐等等，这些对于今天侨乡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他访问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亲眼看见祖国建设迅猛发展，面貌日新月异，异常兴奋。途中，陈嘉庚不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机关写信，反映情况，贡献提案，并发表文章，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陈嘉庚十分重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认为博物馆的对象不限于学生或知识分子。一般市民，无论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间，都可由直观获得必要的常识。因此，他积极提倡在华侨进出口岸的厦门建一座“华侨博物院”，并自任筹建博物院主任委员，带头认捐10万元，又动员其他华侨、侨眷募款共40万元。厦门华侨博物院于1958年落成。这座宏伟壮丽、富有民族风格的宫殿式大楼，陈列文物展品近万件，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华侨的历史，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于开展海内外文化交流、增进国内人民与华侨侨眷的相互了解，对于激励海内外侨胞热爱祖国，都起了积极的作用。随后，他建议在首都北京建一座全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并率先捐款50万元。
陈嘉庚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数千万元，而自己一生的生活却过得十分简朴。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从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偶尔带妻儿出去散步，回家的路上顺便吃一杯冰淇淋，算是在外头最奢侈的花费了。他的饮食极其简单，常常是一碗白饭、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他一生只带妻儿看过一次拳击比赛，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还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家人过同样的生活。家中不许有金饰；家具已破损不堪，妻子要求换一套新的，结果被斥之为浪费；儿女在工作之前，不许系领带，在工作之初一律坐公汽。陈嘉庚晚年定居集美，其所住的董事会的二楼房间，既小且暗，陈设简单而陈旧：古老的床，古老的写字台，古老的蚊帐，一对单人沙发，皮面已变色，扶手亦已磨白。他的衣着极度俭朴：外衣打补丁，裤子打补丁，鞋子打补丁，袜子也打补丁。晚年，他为自己规定伙食标准每天5角钱，招待客人不外乎家乡风味。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陈嘉庚先后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等职务，在祖国建设、国际外交等方面都提出过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尤其在制订侨务政策和开展侨联工作上，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倡导华侨回国投资，建议设立华侨补习学校，号召“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鼓励并帮助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他关心祖国统一，期盼台湾回归。他常对亲友们说，他一生有许多愿望，在人民政府手里都一一得到实现。但还有一件使人遗憾的事，就是祖国统一事业还没有完成。他在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号召“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每当有华侨到集美看望他，他就带他们登上延平楼，指点烟波，眺望金门，感慨不已，勉励大家要促进华侨爱国大团结，为台湾回归祖国而努力。
1961年8月12日，同癌症战斗了3年多的陈嘉庚，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弥留之际，陈嘉庚还念念不忘台湾回归和“把集美学校办下去”，嘱咐把存款300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周恩来总理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陈嘉庚的灵柩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运回集美，举行国葬，永远安息在鳌园中。
【作者点评】
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东南亚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工业企业家、社会改革家、教育家与慈善家，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社会贤达领袖，也是中国近代史与东南亚华族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是继孙中山以后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
他经营实业30年，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培养了成千上万个企业家和技术人才，为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对祖国满怀热诚，思尽国民天职，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他倾资、倾心办教育，数十年如一日，虽历尽波折，仍义无反顾。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单独创办与维持一间私人大学16年的华人。他开创了华侨热心兴学的先河，带动了华侨捐款，促进了公益福利事业的发展。他不居功、不务名，为集美学校和社会大学建高楼大厦数十座，却没有一座刻上他的名字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一生慷慨为怀，为教育捐献了数千万元，自己却十分节俭，生活简朴。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美德，感人至深，令人敬佩！
他深爱祖国，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时，他坚定地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抗日战争中，他领导了在深度与广度上史无前例的东南亚华族爱国救亡运动，并领导了新加坡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抗日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毫不犹豫地参加反美、反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回到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钱出力、献计献策，并积极提倡和引导华侨回国投资参加祖国建设；他终生不忘祖国统一，怒斥一切反动派妄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言行。他只求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他没有个人私利，对国家大政方针和提高人民生活，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丝毫不愧“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称号。
他是亚洲近代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华人，其依靠教育、依靠工业兴国、科技立国与救国的言行以及大部分措施，仍为今天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所推行。其创业、改革与不畏惧失败的精神，也为绝大部分华族人士所接受。
（陈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