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宋国国君。春秋中期，意欲与齐争霸的宋襄公率领军队伐郑，与前来援郑的楚军在泓水展开激战，楚军半渡时，他自诩为“仁义之师”，不听大司马公孙固“半渡而击”的劝告，乃至楚军登岸，尚未列好阵，公孙固力谏襄公乘敌乱击之，襄公不听，一再贻误战机，终致使宋军在强大楚军攻击下败阵。毛泽东称，“我们不要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毛泽东评点泓水之战】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摘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6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泓水之战概要】
泓水之战的史实，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场战役发生在春秋中期，是楚国军队在泓水击败宋国军队的一场战役。
在史家笔下，齐国公子小白是第一个在春秋诸侯中称霸的国君，此人即是齐桓公。齐桓公的霸气和霸业刺激了其他诸侯国国君的野心，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诸侯战争。齐桓公死后，国力弱小的宋国出人意料地图谋争霸。
此时，宋襄公是宋国国君，姓子，名兹甫。公元前650—前637年在位。他曾追随齐桓公，参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之盟。那次会盟，齐桓公的威仪使宋襄公佩服得五体投地。宋襄公暗下决心，立志成为齐桓公式的天下霸主。桓公一死，齐国内乱。宋襄公乘机出兵干涉，企图顶替齐桓公的位置。
他在宋国的盂地（在今河南睢县东南）邀请诸侯会盟，想借这个机会谋取霸主地位。宋襄公不曾料到，此时楚成王熊恽也想谋求霸主地位。成王经过精心谋划，在诸侯会盟前夕的一个夜晚，派出精兵干掉了宋襄公的卫队，然后乘襄公熟睡之际，以武力劫持宋襄公，将其囚禁在亳都（今河南偃师）。结果，在诸侯会盟大会上，郑国国君郑文公提议，将楚成王尊为霸主。当时，楚国是南方强国，兵力强大，与会其他诸侯只得响应。
楚成王见霸主地位已到手，便放掉了宋襄公。
宋襄公不仅不对楚成王的宽大表示感激，而且认为楚成王使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尤其是，郑文公为了巴结楚成王，让成王继承了霸主地位，使自己的美梦幻灭，对他十分仇恨。因为宋国过于强大，而郑国是一个小国，不是宋国对手。于是，宋襄公决定发兵攻打郑国，一报被囚之仇，二泄心头之恨。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春夏之际，宋襄公倾全国之兵，前去攻打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欲置郑文公于死地而后快。
当宋国军队逼近郑国的消息传到郑文公耳朵里时，他正在与爱姬下围棋。听到这个消息，郑文公先是一怔，手中的棋子随之掉在地上。然后，他推开棋盘，起身大叫：
“快派人去楚国求救！”
他认为，自己算是对成王有功之人，楚成王对他不会撒手不管的，如果不是自己倡言让楚成王继承霸主之位，恐怕也没有楚成王今天的荣耀。
果然，楚成王听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马上把脸一沉，说：
“这个宋襄公果然该杀。人们都说此公仁义宽厚，我才放了他，可见不可偏听。”
楚成王随即领兵直奔宋国而来，以围攻宋国之策略来援救郑国。宋襄公听说楚兵攻宋，马上将宋军主力从郑国前线撤回，转而奔向来犯之敌。楚、宋之兵在泓水遭遇，一场大战旋即展开。
泓水，古河名。故河道约在今河南省东部的柘城县西北，为古涣水的支流。楚军抵达泓水西面之时，宋国军队早已在泓水东面严阵以待，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不一会儿，只听见楚国军队擂响战鼓，楚军前锋开始渡河。
这时，大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提出攻击的建议，说：
“大王，楚国军队的人数大大超过我军，不可与之硬拼。现在楚国军队正在渡河，机不可失，应该发起进攻，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请大王下令，让我带精锐部队向楚兵发动进攻。”
不料宋襄公怒瞪双目，说：
“你着什么急？没看见楚国士兵正在过河吗？我军乃仁义之师，岂能做出这等不仁不义之举？就是打赢了也不光彩。应该等楚国士兵渡过泓水之后再言战斗之事。”
大司马公孙固不敢吭声。春秋时期，大司马是辅佐国君的最高武官，职掌全国军事。公孙固，字子鱼，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楚国将士见宋军阵容依然不动，没有丝毫进攻之意，都觉得蹊跷，惟恐有诈，急忙渡过泓水，并手握兵器，做好了战斗准备。奇怪的是，楚军全部过了河，还没有摆好阵势，仍然不见宋军进攻。
宋国的公孙固再次建议襄公发起进攻。他说：
“我看见楚兵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不如趁现在楚军还没有摆好战阵，突然发起冲击，打乱敌人的阵脚，赢得战斗的胜利。如果贻误战机，我军将面临失败的命运。”
可是，宋襄公坚持要等楚国军队布好阵容之后才可发动进攻。
这时，站在战车上的楚成王突然发出哈哈大笑，说：
“这个宋襄公真是头蠢猪，哪里有这样打仗的？他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不曾料到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今天便是楚军胜利之日。赶快摆好战阵，立即发动进攻！”
直到楚军全部摆好阵势，宋襄公才下达战斗命令。但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楚国精锐之师在咚咚的战鼓声中，向宋国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楚国军队的士兵数倍于宋国军队，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了宋军的防线。
经过猛烈的厮杀，宋国军队被楚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宋襄公见状，只得狼狈逃窜。
这时，一支利箭射中宋襄公的大腿。少时，宋襄公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
打了这场败仗，宋国的大臣们纷纷抱怨宋襄公不听公孙固的建议。躺在病榻上的宋襄公却说出了一大篇道理：
“凡是信守仁义道德的人，绝不会伤害已经受伤的人，绝不会擒拿敌军中白发苍苍的老兵，绝不会在险要的地方阻击敌人。古代作战有一个信条，就是不能乘人之危。我虽然是亡国之君的后代，虽然想报仇雪恨，但也不会趁敌人在渡河时下令击鼓进攻，也不会去攻击没有排列成阵的敌人。”
宋襄公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公孙固挺身而出，反驳道：
“恕我直言，大王根本不懂得打仗。强大的楚国军队过河之后，集中于狭窄的河滩，一下子不可能摆开阵势，这正是上天帮助大王打胜仗啊。窃以为，趁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势展开进攻，难道不是绝佳的战机吗？即使如此，我军也未必能够获得全胜。再说我们所面对的，是想杀死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们上了年纪，白发苍苍，能够抓获就抓获，何况敌人多半是年轻的士兵，更应该擒杀之。大王，难道你忘了，平时我们教育士兵战败投降是可耻的，并设置刑法惩治那些懦弱怕死的士兵，其目的就在于为了激励士兵勇往直前、奋勇杀敌。敌人受伤了，但仍然是敌人，怎么可以停止进攻呢？倘若可怜那些受伤的人，就不要去伤害别人。倘若可怜敌军中的老人，就干脆投降吧，何必要与敌人打仗呢？”宋襄公低头不语。公孙固接着说：
“军队本来就是用来打仗的，锣鼓是用来指挥军队、鼓励士气的。既然军队存在的价值在于作战，那么我们的士兵就可以在形势险要之地阻击敌人；既然锣鼓是鼓舞士兵前进杀敌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应该趁敌人还没有排成战阵，击鼓前进，去消灭敌人。怎么可以贻误战机呢？”
经过泓水之战，宋国元气大伤，国势趋于微弱。宋襄公本人因箭伤严重感染，第二年便一命呜呼了。
【作者点评】
泓水之战，使宋襄公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笑柄。
毛泽东嘲笑宋襄公所指挥的蠢猪式的战斗，声称共产党军队的指挥员决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他强调“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文字，见诸毛泽东最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一书完成于1938年。是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关于持久战的精彩演讲。这篇军事经典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全民抗战的重要指针。
毛泽东是在《论持久战》关于“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专题演讲中提及泓水之战的。确切地说，毛泽东是在《论持久战》第83条论述因“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时，讽刺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
在毛泽东看来，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位于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不可能获得主动。相反，位居劣势而有准备的军队，常可以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势，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认为，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人在不意即毫无准备的状态之中。
我们必须意识到，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在武器装备和军事力量方面均落后于敌人。也就是说，侵华日军在军力上拥有优势和主动。
但毛泽东认为，这种优势和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应该也可以争取优势和主动。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的攻击，即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
正是在给敌人以不意的攻击方面，宋襄公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军覆没的灾难性后果。按照毛泽东的军事作战思想，如果宋襄公对正在渡河的强大楚军发起不意的进攻，或者对刚刚渡过泓水、但尚未列好战阵的楚军实施致命打击，那么，宋襄公的军队就会争取到优势和主动，并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宋襄公的军事失误，在于他恪守迂腐的道德信条，并将这种信条僵硬地运用到战争之中。毛泽东一贯反对空谈道德，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者，并常在党内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分清敌友，是革命年代军事指挥员起码的是非标准。早在1926年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便开宗明义，深刻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面对敌人，是没有任何仁义道德可讲的。毫无原则地宣扬仁义，最终将导致宋襄公式的下场，成为仁义的祭品。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革命事业高于虚假的道德说教。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时刻，怎么可以对敌人心怀慈悲呢？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到处烧杀抢掠，实行所谓“三光”政策，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那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到了亡国亡种的时候，在这种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一切革命的队伍怎么能够对丧失天良、泯灭人性的日本鬼子讲什么仁义道德呢？
所以，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军：千万不要再犯宋襄公式的错误，必须抛弃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运用一切军事谋略和战争手段对日作战，并且将其打垮，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实践证明，公孙固的建议是可取的、明智的，毛泽东的告诫是及时的、正确的。
（葛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