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何香凝等亲自发起和投身的“救国入狱”运动，将营救“七君子”活动推向高潮，它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压制民众救亡运动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救国会和“七君子”的理解和同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国民党当局迟迟不敢对“七君子”贸然判刑。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Δ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的女杰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寇入侵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中共中央继《八一宣言》后，又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策略，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何香凝和宋庆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的主张，利用她们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相互呼应，密切配合，不辞劳苦地为国共合作的再次实现奔走呼号，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
西安事变后，宋庆龄立即表示希望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3日，她在胡子婴的陪同下来到何香凝的寓所，约请何香凝同去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妥善解决。何香凝此时因心脏病在家卧床休息，也在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而焦虑。当她得知宋庆龄的来意后，便支撑着从卧榻上坐起来，共同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一致认为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何香凝欣然应诺与宋庆龄同行，到西安向张、杨二位将军面陈自己的主张，但由于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而没有成行。尽管如此，她们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12月15日，以何香凝、宋庆龄为执行委员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西安事变发表紧急宣言，表示：“救国会一向主张以联合求得真正统一，以团结争取抗战的胜利”，希望当局“尊重民意，和平解决陕事”。16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再次为西安事变致电国民政府及阎锡山、傅作义，指出：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任何内战，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希望“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对事变各方进行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以此为契机，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促进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何香凝、宋庆龄闻讯，深感欣慰。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精神、勇气和以国家为重的胸怀，何香凝、宋庆龄都非常赞赏。1937年6月，杨虎城到达上海时，何香凝还专门约见了杨虎城夫妇及其长子杨拯民。何香凝在寓所的楼梯上迎接杨虎城一家，并表示自己身体不好，腿脚不便，下楼困难，请杨将军谅解。她还表示十分赞成西安事变中张、杨两位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为了表达对杨虎城将军的敬意，何香凝将她的两部画册送给他，并特别在画册上题字留念。会见约3个小时，何香凝还亲手做了广东菜请杨虎城一家用餐。
为了商讨对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国民党于1937年2月15—22日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为了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确实转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何香凝和宋庆龄一同出席了会议。这是何香凝十年来第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围绕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应取何种政策问题，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何香凝与宋庆龄在国民党要人中积极工作，由她们领衔，联络了冯玉祥、孙科、经亨颐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向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在何香凝、宋庆龄等人的争取和推动下，经过激烈斗争，终于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从而使国民党由内战独裁和执行不抵抗政策，开始向和平民主和团结抗日的方向转变。
何香凝对推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所做的积极努力，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尊敬和高度的评价。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亲笔致信何香凝，信中说：“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人而已。”毛泽东还关切地说：“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并告慰何香凝：“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做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1937年上半年，国共双方代表就抗日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何香凝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她利用各种方式，如撰写文章，发表谈话，敦促国共两党合作早日实现。7月1日，她在一篇文章中强烈要求国民党捐弃前嫌，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明确表示实现联共抗日，为此，何香凝焦急而悲愤地大声呼吁：“现在已没有我们苟安或偷生的时间了，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们！请都起来踏着先烈的血迹，为争取我们民族生存，一齐上前线去和敌人拼命吧！”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何香凝心情异常兴奋，热泪盈眶。恰好这时，她收到了爱子廖承志从延安发来的慰问电，更按捺不酌阄拐胶笤谷旮敢胖尽！绷攘仁铮希缬谘员怼？
抗战全面爆发后，何香凝积极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战争之中。她虽年近花甲，身体多病，但爱国之志老而弥坚，抗日热情十分振奋。她亲自约集上海进步人士王孝英、黄定慧、沈兹九、胡兰畦、陈波儿等人组织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1937年7月22日下午5时，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何香凝的寓所召开成立大会。何香凝困守病榻已多日，委托女儿廖梦醒负责招待。当30多人陆续被引到何香凝卧房旁的房间就座后，何香凝从病床上支撑起来，扶杖出席大会，并首先发表讲话。她说：“自从‘九一八’以来，国土丧失，人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我们有满腔的热血，实在无处发泄。现在，中央政府已决定抵抗了，中国的男子，有许多都在前线流血受伤。为了要对得起我国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以及和男子们共同负起平等的责任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拥护抗战政府，不分派别，遵照总理遗嘱和民国十三年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心一德，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而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现在是时候了。”何香凝越讲越激动，因兴奋过度，体力不支，随即告退。
团体原拟名为救护慰劳会，正好这一天日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联合上海工、商、学、妇女、慈善事业等各大团体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所以，正式定名为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大会通过决议案：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设扩大理事会为领导机构，何香凝为常务理事会主席。沈兹九、王孝英等21人为常务理事。理事会下设总务、征募、慰劳、救护4组，负责组织具体工作。会议进行中，廖梦醒从卧室拿出何香凝新创作的《勖励将士》一诗给大家传阅。诗中写道：“妇女手中线，征人身上衣。针针含敌忾，勉子杀敌夷。”与会代表深为何香凝的爱国精神所感动。
7月24日，何香凝主持召开了妇女抗敌后援会首次常务理事会，她在会上提议：“（1）响应蒋委员长筱日四项救国主张。（2）通电恳请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立即领导南京妇女成立抗敌后援会。（3）通电各省政府主席夫人，发动该省妇女大众一致做抗日后援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何香凝的提议。在何香凝和她所主持的妇女抗敌后援会的推动下，8月1日，以宋美龄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随之，上海妇慰分会亦宣告成立。
在这一时期，何香凝和她所领导的“妇慰分会”对抗日战争最突出、最有力的贡献集中表现在支援八一三上海抗战中。
上海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5日，率部抗战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通电全国，表示要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求得最后光荣的胜利。何香凝得悉，深为感动，当日致电张治中，热情勉励他为国效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即推行战时财政，自9月1日起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何香凝考虑此举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决定予以支持。为了掀起声势浩大的公债劝购活动，何香凝领导“妇慰分会”决定将9月5日定为上海妇女首次“献金”日，号召上海各界妇女踊跃献金购买公债。9月5日，上海女子银行十分热闹，各界妇女你来我往，熙熙攘攘，踊跃献金购买救国公债。何香凝和“妇慰分会”领导人带头积极认购，何香凝拿出了50块银洋，她的小外孙女李湄湄也将自己唯一的金戒指拿了出来。不到一天时间，仅“妇慰分会”的常委会就认购救国公债2.3万元，有力地推动了这次救国公债劝募活动。
进入9月后，上海战事越来越激烈，中国军队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抗击着日寇一次次的进攻。何香凝领导“妇慰分会”积极地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军运动，发动各界妇女制做救伤包，组织各种慰问品，然后，由“妇慰分会”负责将慰问品送往前线。另外，根据需要，何香凝等人还组建了战地服务团、缝纫服务团，专门为上海战线的抗日将士们服务。
上海抗战进入10月后，日军开始总攻击。10月26日晚，中国守军88师525团团长谢晋元奉命率800官兵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凭借这座钢筋水泥7层高楼，谢晋元团长率800壮士英勇抗击着连续进攻的日军，坚持战斗4昼夜，毙敌200多人。消息传来，何香凝感动得流下热泪，她于10月29日亲笔致信扼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信中处处流露出何香凝对英勇抗敌的战士们的关心、鼓励和爱护。
Δ身在香港心在抗战
1937年11月12日，据守上海南市区的最后一批中国军警退入法租界，上海沦陷了。
1937年11月27日，何香凝在经普椿的陪同下，来到香港。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中，何香凝继续进行着各种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给中国抗日军队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募捐，何香凝利用她在海外华侨中的崇高威望，与宋庆龄联名发表《致海外侨胞书》，号召华侨发扬革命救国的传统精神，继续给予抗战部队以鼓励和援助。在她们的号召下，旅居英国的侨胞和海外各地侨胞一样，积极热情地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主动募集捐款和各种救济物品，很快将第一批物资包括十几大箱衣物和日用品从伦敦托运到了香港。
当时，何香凝以60多岁的高龄，拖着有病的身体，一次次地呼吁奔走募捐，又一次次地落实各种救济物品，为支援抗战效力。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攻占广州、武汉后，汪精卫便对路透社记者发表了鼓吹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论。何香凝、宋庆龄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国民党内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于是，她们联合在港的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罗翼群联名致函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孙科等国民党政府各委员，指出“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先生忽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公开言论，举国惶惑。今我政府既宣布抗战决策，则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主张坚持抗战到底。
早已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往来的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底在河内发出“艳电”，公开叛国投敌。何香凝读了汪精卫艳日通电后，当即著文《斥汪精卫》，痛斥汪精卫一伙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
这一时期，何香凝尽管生活艰苦，始终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然而她创作了许多诗词和画，或记述往事，或感时伤怀，或排遣忧愤，或直抒胸臆，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作和画作，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何香凝身处困境，却常常牵挂着战友宋庆龄，她们共同为抗日战争而奔走，坚持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4—23日，蒋介石一面连发三封电报，“特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与中共签署了《双十协定》，一面加快了部署内战的步伐。何香凝对此忧心忡忡，决定尽一切力量呼吁和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十一周年之际，她对《华商报》记者口述了《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一文，并与彭泽民、港粤各界及爱好和平的人士98人，自香港连发三电，呼吁制止内战之发生。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和包括何香凝等民主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于1940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一时间，国土上空，狼烟四起，炮火连天。6月30日，何香凝和彭泽民等100余人联名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力主停战、和平。
何香凝等人反内战、求和平的呼声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中共中央予以极大的关注。毛泽东接到何香凝等6月23日的电后，即于7月7日复电给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等，陈述了国共两党于6月举行的南京整军谈判破裂的原因。毛泽东强调“和平为全国大多数人民之希望，敝党决与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共同为争取和平实现而努力。兹事体大，前途艰难尚多，望诸先生时有以督教之”，并对何香凝等语重心长地呼吁和平“至为感佩”。这更增添了何香凝反内战的信心，使她更坚定地投身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英勇斗争中。
1947年元旦，何香凝同其他友人联名分别致电美国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卡尔逊、德拉西、哈里逊先生，并通过他们向美国各团体各界人士呼吁，援助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同时致电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6月17日，何香凝与李济深联名发表了《致海外同胞同志书》，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之流的罪行。针对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供大量借款以支持反革命内战的事实，何香凝又同李济深、蔡廷锴等港九民主政团负责人于6月25日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及参众两院，指出，美国的大量贷款“无论以任何方式接济中国，都变成助长内战的资料”，“这样的债务，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