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底，向警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4月，回国。向警予来到广州，住在邓颖超家中。从广州到武汉途中，她顺道去长沙看望了蔡母和孩子们，但第二天，向警予就和亲人告别。孩子一个才5岁，一个不满3岁，平时很难得着母亲的爱抚，他们看见向警予都兴高采烈地争着喊妈妈。葛健豪带着孩子们到车站送行，向警予依依不舍和家人告别。到武汉后，她时常惦记长沙的亲人，一次，她给女儿写了一首诗：“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表现了她对后代寄予的殷切期望，对祖国的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血腥统治的世界。接着，武汉的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出反革命面目，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正处在异常激烈而复杂的境况中。向警予正是在这个革命的紧要关头来到武汉。她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
4月27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向警予出席了大会。会上，她关心工人干部的成长，用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帮助妇女代表。参加五大的张金保当时是纱厂女工，文化程度低，得到向警予的许多帮助。后来，她回忆向警予在大会期间对她的关心和帮助，亲切地称呼向警予为“我的第一个老师”。五大以后，形势一天天恶化。5月17日和21日，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流的信号。向警予在送别外甥女刘昂时，意味深长地说：“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昂昂，你要注意呀！”这简短的话语显示了向警予敏锐的政治眼光。果然，昨天笑脸相迎的朋友，今天成了磨刀霍霍的敌人。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顿时，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广大革命人民陷于血海之中。
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激烈搏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革命，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组织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武汉地区党组织从公开转入地下斗争。向警予转入地下后，继续坚守岗位。这时，她从市总工会调到省委工作。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由卢德铭、辛焕文领导，是我党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个团奉命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因途中受到国民党部队的阻拦，错过了时间，部队折向西进，转入江西修水县待命。卢德铭等到武汉寻找党中央，找到了向警予。向警予深深懂得，毛泽东等同志领导湖南秋收起义，需要有一支忠于革命的部队作为广大农民起义部队的中坚力量。因此，她代表省委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决定准备秋收起义的计划，明确提出要他们直接寻找毛泽东，还派了六名干部到该部工作，拨了3000元作活动经费。她反复交代他们，到了修水，要立即派人与毛泽东联系，尽快使警卫团部队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支部队后来在江西铜鼓找到了毛泽东，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向警予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对秋收起义予以坚决有力的支持，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另外，向警予还是我党最早领会关于党必须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思想的共产党员之一。作为地下党的湖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她极力指示同志们到农村去，组织和发展农民武装，派干部，筹军饷，积极支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她对工人积极分子说：“工人要有自己的武装，没有武装就不能容身。要建立游击队，要建立根据地，要有自己的政权。”她还亲自带上手枪，到吴家巷一个秘密活动点，训练工人掌握射击技术。在她的帮助下，有些工人骨干经过训练，被派到军队、派到农村，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的斗争。
由于向警予是一个长期公开工作的著名共产党员和妇女运动领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日子里，要在武汉地区隐蔽地进行秘密工作，条件是极为艰苦和非常危险的。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她常常改名，常常化妆，还要常常搬家。
为了更好地对敌人展开斗争，向警予接受省委的派遣，担任了党的地下机关刊物《长江》的主编。她化名夏易氏，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同助手陈桓乔以姑嫂相称，住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号楼上。晚上，当法国巡捕们布满街巷、领事馆灯红酒绿之时，向警予在小楼昏黄的灯光下，伏案写稿，直到深夜。《长江》的很多文章都出自她的手笔。她写的社论短评，短小精悍，文笔泼辣，像刺向敌人的匕首投枪。同志们从她的安全考虑，劝她离开武汉。向警予坚定地说：“确实我的处境有困难。可是，惟其这样，我更不能离开。”敌人的搜捕，叛徒的告密，时时威胁着向警予。但在这种严重时刻，向警予不避艰难，临危不惧，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宋若林的出卖，向警予被法国巡捕房逮捕。4月12日，她被引渡给武汉卫戍司令部，关进军法处监狱。被捕后，向警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耿耿丹心。反革命监狱成了她坚持斗争的战场，反革命法庭成了她宣传革命的讲台。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都不能动摇向警予的坚定信念，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反动派凶相毕露，决定选择“五一”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杀害向警予，妄图“杀一儆百”。
五一清晨，向警予穿好衣服，在熹微的晨光中迎窗而立。牢门突然打开了，一群匪徒荷枪实弹蹿进牢房。向警予整了整衣服，昂然走出了牢房。在通往刑场的路上，人山人海。向警予一边向群众讲演，一边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歌声和口号声像划破长空的闪电、像震撼山河的雷鸣，在街头回荡。宪兵们凶殴她，在她嘴里塞上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不准她说话。向警予被押到余记里刑场后空坪（现铭新街黄石路中学），壮烈牺牲了。当天深夜，地下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摇着小船，把烈士的遗体运至汉阳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下埋葬。不久，向警予英勇就义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党中央在上海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悼念这位为革命捐躯的女杰。
2.作者点评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周恩来也说：“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我们不要忘了她。”为了表彰先烈、激励后人，1978年，在纪念向警予烈士牺牲50周年的日子里，邓小平写了“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的题词。现在，向警予烈士的纪念墓碑高高矗立在武汉龟山之顶，烈士的英灵安息于她曾经战斗过的英雄江城。她创办的溆浦学堂现已改名为“警予小学”，她亲手栽种的大樟树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向警予说过：“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她言行一致，以壮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青年时代，向警予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创办了溆浦学堂。为了追求“真事业”，她不惜背井离乡，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她被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妇女部第一任女部长。从此，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9年10月丁玲在《向警予烈士给我的影响》一文中回忆说：“尽管那时我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熟人有些意见，但对她，我是只有无限敬佩的，认为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有的人在你面前，可能发过一点光，也会引起你的景仰，但容易一闪而逝。另外一种人却扎根在你的心中，时间越久，越感到他的伟大，他的一言一行都永远令人深思。向警予同志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同她一块工作过，读她的文章也很少；在她的眼中，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但她对我一生的做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蔡和森在《向警予同志传》一文回忆说：“她不知道别的欲望，惟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她是一个‘事业的野心家’，她每每自己这样奋激地幻想：‘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她每每这样激烈地幻想时便要大哭一场。她每一奋激的时候，便不认识任何险阻与艰难。”“警予责任心极重，同时好胜的‘野心’亦极强，因为她自幼以来即养成了她这种心理。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她是五卅运动中有力的煽动者、组织者之一；她是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者。但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作——纵然她在这种工作上得到一般的信任。”“她的工作成绩，她的忠实，她的责任心，她的过度的刻苦耐劳，她的思想行动，生活之无产阶级化，为党内一般同志所通晓。”蔡和森在《向警予同志传》一文最后说：“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向警予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