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伊始，默多克前去拜会了首相撒切尔夫人。二人谈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哈罗德·埃文斯。此时，距默多克接管《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仅10个月有余。
作为当时《泰晤士报》的主编，我是默多克的一块心病。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当年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我保证，《泰晤士报》不会受到政治干预。讽刺的是，这些誓词最终在撒切尔政府面前让步，并在日后帮助默多克逃过了反垄断委员会的调查。一些重要的保守党党员，包括在野党都认为，根据《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理应就默多克的收购案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的解决方案。
这并非无理的要求，与保守党对待竞争的原则也绝无出入。要知道，默多克是在求购销售量最大的品质周报和全英最负盛名的日报。此前，他已经拥有了最畅销的日报和周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1979年的大选中，这两份报纸无一例外地倒向了撒切尔。1981年的收购案中，撒切尔的意志也贯穿于政府讨论的始末。同年1月22日，她宣布这宗收购案不存在任何垄断嫌疑。默多克在撒切尔最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支持过她，她势必会在日后为默多克保驾护航。
作为新一任英国贸易大臣的约翰·比芬，在他升入下议院五天之后，让事情变得稍显不同。默多克的收购需要有条件地进行，即保证编辑的独立性。这也在默多克的意料之中。默氏的承诺让我印象深刻，我还曾帮助他们在《泰晤士报》内部做过系统的阐述。
我深知默多克对待承诺小心谨慎，就像魏玛共和国发行马克一样。但是，国务大臣为这些承诺增添了法律保障，意味着违背承诺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参加完下议院辩论的第二天，默多克这样和我说：“见鬼，如果我和你说话，我就得进监狱。”这看起来像个天大的玩笑。“假设我能另辟蹊径，毁掉那些承诺，并且炒掉一名主编，结果会如何？”他问召集起来的《泰晤士报》员工。“答案很简单，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也会毁于一旦。”
没过多久，默多克便计上心来，把我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撒切尔。一时间，我似乎被大材小用了，我理应担任某个更高、更有意义的公职。默多克的挫敌之道，让撒切尔很是着迷。事情也被摆在桌面上和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讨论。
默多克的立场是，我不是一个好的日报主编。但他实际的中心意思却是，埃文斯不是保守党的党员。帕金森曾对一名同事说：“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这非常重要。”在首相和党主席的眼里，我的非党员身份增添了不可靠因素：埃文斯手中的《泰晤士报》能否一心一意地支持撒切尔和保守党？这原本只是一个疑问，却在默多克的添油加醋下愈演愈烈。
马岛战争前夕，社会民主党派的崛起以及撒切尔糟糕的民意支持率，让唐宁街10号和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党内极端主义倾向开始显现。1982年，体育协会主席迪基·季普思结束了五年任期。帕金森四下环顾，表示要为这位前英格兰橄榄球队员寻找一名继任者。
可爱的帕金森注意到，滑雪是我除报纸之外的第二大爱好。使出如此一招，我一来不会怀疑这是骗局，二来也能欣然接受。可惜的是，我对和季普思纠缠争球没有兴趣。后者不久便成功连任。我才53岁，从来就没有想过早早地从新闻业退休。
默多克没有就此罢手，他一直在寻找支开我的正当理由。在《泰晤士报》内部，默多克找到了他的秘密武器。报纸易主不久，一些改变多少会引发不安。他利用这一点，否决了议会赋予我的编辑自由，打破了他对议会的承诺，并且离间了我与我的副手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
自打我担任主编开始，默多克就希望《泰晤士报》能成为撒切尔在英国的骁勇战士，充当在美国的里根的坚强后盾。尽管在通向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发生了些许奇怪的事件。可最终，事情却逐步演变成与崛起的社会民主党的冲突。
关于货币主义的优点，默多克与我就曾在我住所的门阶上爆发过一次争吵。保守党内的一排排诽谤浪潮，给我扣上了“挥霍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帽子。默多克的总经理杰拉尔德·隆执意要我说明，为什么在政府宣布经济衰退结束后，还允许《泰晤士报》的报道大唱反调。1982年新年之际，默多克暗地勾结政客和知名记者，强化他展开人身攻击的阵营。他大费周折，宣称我俨然一副社会民主党人的模样，并游说保守党后座议员媒体委员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该委员会主席杰弗里·约翰逊-史密斯稍后就表示：“我们知道你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然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默多克控诉我挥霍无度的。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仿佛在告诉世人，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闻。眼下这个阶段，他和我玩起了政治游戏，一切就从他编制的免责声明开始。他极力掩饰，并暗示手下通过政治活动对我展开批评，例如“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没有良心”。
我对这种代号并不陌生。默多克收购报社不久，我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在报纸上，我撰写了一篇标题醒目的社论--《撒切尔夫人，你大错特错了》，总结了我过去几年关于经济领袖的报道。其中的立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文章以撒切尔公布的经济报表为蓝本，对其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起初收到的百余信件，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乎都是赞同之声。
两周以后，我被任命为《泰晤士报》主编。这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内容是他和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
在英国大使馆为总统举办的招待会上，我和首相谈及了你的新任命。我向她建议说，《泰晤士报》需要你这样的主编来打破常规。她说她很喜欢你，《泰晤士报》也需要改头换面。但是，她不确定你是否拥有“坚强的靠山和坚定的信念”。她认为对一份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来说，以上因素很重要。
布兰登评论道：“她也许是在担心，你不能像前任主编威廉（李斯-摩格）一样支持她。尽管这是一次私人谈话，但是其中信息还是有必要告知于你。因为，谙熟首相对一个人的看法，是非常有用的。”
1981年2月，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我对此深表理解。然而一年后，事情的发展轨迹却出乎我的意料。坦白地讲，我感到非常震惊。没错，我并不是保守党党员，但我也绝非社会民主党、工党或者自由党的党员，更不是什么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我的选票是根据判断投出的。1979年大选中，我投给了撒切尔。但是，个人的投票记录与职业信仰关系甚微。一份独立报刊的最高标准，就是避免新闻记者活跃在政党活动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大选中捞得资本。
1980年，威廉·李斯-摩格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来到了位于杜伦郡的一个矿工小镇切斯特。1959年，我也曾受邀以自由党人的名义，参加在柴郡保守党选区的竞选。不过，我拒绝了这个邀请。在新闻工作中摆脱党派干系绝非易事，多数记者很难不受影响。主编作为报纸的监督人，更应拒绝从政府手中接过任何政治荣誉。我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对此举送上诚挚的祝贺。
《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一份独立于政党的报纸，在我担任编辑的14年间，报纸仅支持过一次工党和两次保守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的独立性至关重要。首先，这是一份天天和新闻打交道的报纸。其次，与其他的民主国家相比（如美国），英国的在销日报更容易被党派意见所左右。
让我们来看一则保守党的最优计算：若《太阳报》－《镜报》＝零，则《每日邮报》＋《每日快报》＝保守党阵线。这会体现在新闻的选取和陈述、专题报道和头版头条中。纵观严肃报刊，《金融时报》是中立偏右，而右派《每日电讯报》的读者群是左派《卫报》的三倍。
但这并不意味着，《泰晤士报》也要成为政治砝码。长此以往，《泰晤士报》一定会失去自我，变为墙头草随风倒。届时，报纸的新闻和观点会受到政党忠诚的影响，这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损失。某种程度上说，对党派的忠诚可能被视为一种优点，因为报纸会得到回报。但是，独立较之为一个更高的理想，我们理应为此努力。更有意思的是，独立性能服务于读者，让政客不敢越轨行事。
《泰晤士报》有史为鉴。托马斯·巴恩斯被认为是《泰晤士报》最伟大的主编之一。他打破了拥护执政党的传统，坚信自己是对公众，而非对政党或统治者负责的。报纸应当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运作的理念，正是从巴恩斯那里传承下来的。“二战”期间，《泰晤士报》经历了一段灾难--对纳粹德国的姑息纵容，这与时任主编的杰弗里·道森脱不了干系。他个人对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忠心耿耿多少产生了影响。《泰晤士报》视自己为政府和政党的附属之时，亦是其沦为平庸之日。
1981年至1982年，关于独立性的措辞，引起了撒切尔和保守党政府的敌意。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政策的阐述面面俱到，一丝不漏。其中一些担心经济受到了冲击，很多则得到了赞同。财务大臣就向《泰晤士报》表示，在与公职人员的薪酬之战中，我们的支持非常重要。反对派工党的苦难经历得到了忠实记录。我也能保证，关于社会民主党崛起的报道和评论是全面且公正的。就此，撒切尔的保守党批评者有了施展拳脚的平台。
我和撒切尔的个人关系还算过得去。直到《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丹尼斯·撒切尔介入建筑申请计划的报道。作为报纸主编，我不认为频繁拜会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是必要的。然而，有十年的时间，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与撒切尔会面。个人而言，我很钦佩她的执著。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她都保持了相同的姿态。然而，她对异议的领会能力让人不敢恭维。撒切尔可以谅解全盘的反对，却很难适应友善的批评。别人都期待得到帮助，她却欢迎对手的发难。于她而言，没有永远的反调，只有信心的缺乏。我反对工会的禁令，特别是新闻业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让撒切尔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在其他事情上和她保持一致？这一定是谬误。埃文斯不是那么“值得信赖”。
如果说撒切尔不是履行编辑独立性的理想人选，她也不会是第一位乐于看到新闻业健康发展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发起过反对诺拉·贝尔奥夫的活动。后者是《观察家报》的政治记者，她的老板兼主编大卫·阿斯特对威尔逊很是反感。当时，正值反垄断委员受理罗伊·汤姆森求购《泰晤士报》一案，威尔逊在首相别墅与汤姆森共进了晚餐。晚餐后，他还建议汤姆森炒掉自己的政治记者大卫·伍德。这个建议后来被打入冷宫。
1967年和1982年《泰晤士报》的区别就在于其所有者--罗伊·汤姆森和鲁珀特·默多克。二人表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外来的小子在英国报界游刃有余，辛勤耕耘又极富魅力，热爱金钱又相当保守，在多样化经营方面也都大获成功。
不过，两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汤姆森天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质。然而，他为此也弄得自己伤痕累累。汤姆森似乎很享受泄露秘密。他始终维护编辑的独立性，秉信报纸的职责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他不善伪装。他向商界同仁提出建议，但从不指手画脚，或者寻求他人的奉承。他可能有些刻薄，但绝不向恐惧低头。
1963年，就在首相顾问委员会考虑给汤姆森授勋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却在同一时间对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的政策大加批评。政客和商人抱怨他对此视而不见，任由他的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胡闹。对此他缄默不语。汤姆森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宁愿保持沉默。”在一群议员面前攻击自己编辑的事情，他断然不会加以考虑。
在我供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14年里，汉密尔顿仅有过一次，试图引导我向经营者偏好的政治路线靠拢。事情发生在1974年的大选期间，他和善地建议我说，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为工党帮腔，汤姆森先生会很不高兴。周六晚些时间，我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了汤姆森我们的立场。他表现得泰然自若，先是给希斯和威尔逊做了精辟的点评，然后总结道：“嗯，不过哈罗德，一切还是取决于你……今晚的事情还顺利吗？”
汉密尔顿也就此罢手。汤姆森从来没有施加过什么压力，都是汉密尔顿自己的判断，谨慎使然。
汤姆森对他的商业判断信心满满，却在政见方面不求权重。他是个保守的人，但他的保守主义和塞缪尔·斯迈尔斯一样朴素。默多克则散发着工厂机器的味道。经过早年自力更生的艰苦生活，汤姆森身上具备了先驱者正直、谦逊和节俭的品质。他对自己的成功也惊讶不已。这种天性是由内而外的，而非由外而内的。让人感到稍显古怪和偏颇的是，他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复制自己的成功。
相比之下，默多克的保守主义就和自立、朴素的人生哲学扯不上关系了。金钱和权力才是滋养他的源泉，手段无外乎控制、操纵和审时度势。他的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利益的出现能让他搁置一切主义，自然这些信念也就算不上根深蒂固。他支持政客，也是基于他们能够赢得权利和赞同的前提。任何时候，一份报纸的独立性在这位经营者的需求面前，都毫无地位可言，只能充当其个人的工具。
和默多克一样，汤姆森视办报为一种挣钱的手段。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威廉所说，汤姆森持久的贡献在于，他努力保持了报刊在不断复杂化的商业环境下的专业性。默多克则认为新闻业是生意的一部分。新闻报道成了商品销售和个人权力交易的附属品。这种经营者的特点让人倍感厌恶。哈特维尔勋爵是《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总编兼经营者，但他却堪称新闻总编的楷模。同样，《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也是如此。
汤姆森与社论的分裂，往往被描绘成追求利益的产物。这种解释真是大错特错。很多时候，《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的社论题材，都会影响到汤姆森的钱包。记得有一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和之后一系列的报道，对早年北海油田开发许可证的问题进行了全盘报道。报道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汤姆森的商业利益，但他从来没有私下抱怨过。
汤姆森一行工作组还曾就出手电视台的问题，计划与圭亚那政府会面。然而，就在前一天，报纸刊登了一则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当地大选的报道，这队工作组随即被请出了圭亚那。还有一次，公司董事长戈登·布伦顿出行南非，我们也做出了相似的举动。多年之后，偶然得知这些事情的影响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当我获悉自己阻止了一笔汤姆森亲自发起的交易时，多少还是会开始讨厌这些记录。
某个星期六，汤姆森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摩门教朋友告诉他，《星期日泰晤士报》可以取得隐居的百万富翁霍华德·休斯的自传。就在当时，有一部克利福德·欧文给休斯撰写的伪自传。汤姆森得到内部消息，休斯准备重新出山，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就飞到了迈阿密，却一直没能见到休斯本人。他的律师切斯特·戴维斯和摩门教助手，在汤姆森与休斯的住所间来回穿梭。谈判中汤姆森的失礼让我大跌眼镜，好在他调整了过来。得知对方接受了我们给自传和连载版权的报价后，汤姆森喜出望外。
不消两三天，最终的细节文本就能够出炉。此时，休斯的随从却在本书的编辑控制权上不肯让步。我告诉汤姆森，这是不能接受的。就在对方还在极力反对时，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这笔交易。几个月后，我们推出了一本关于骗局的小书。休斯诸人为此向汤姆森大发牢骚。我听到他这样评论道：“嗯，是本好书，写了不少有趣的事，我很喜欢。”
有传闻说，汤姆森只读报纸上的广告，间或读点编辑内容。他也喜欢清点广告数量。不同于默多克的是，他有兴趣和耐心阅读长篇报道。在飞往迈阿密的途中，他通篇浏览了《观察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并给出了高明的意见。（另一个典型事件，当我带着《迈阿密先驱报》和《华尔街日报》出现在早餐会上时，他嘲笑我是铺张浪费。）
从汤姆森到默多克的转变，也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过程。报社诸君也在暗夜下日渐式微。在汤姆森父子手中，编辑独立性是完全的、纯粹的。这不单纯是一个事实，更多的是一种赞美。借由正当的自由和资源，新闻报道得以大显身手。
不可否认，新闻业的自由与政府和法律不无关系，外在的约束是十分必要的。我也花费了编辑生涯的大多数时间来寻找暗藏其中的中庸之道。1974年的格拉纳达市政厅演讲因为法律的蔑视和自满而搁浅。较之美国新闻界，英国的新闻界只能算“半个自由身”。在我看来，这个称谓现在仍然适用。
对《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说，它完全有能力摆脱身上的桎梏，在谋求公众利益上取得成功。因为，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内部自由，还有一群能够把握机会的优秀员工。汤姆森和汉密尔顿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支持。当有人试图借法律之手堵住我们的嘴巴时，他们会在背后无怨无悔地提供金钱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创造的环境，抚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天才记者。真理难以捉摸，但这些记者都清楚，这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
汤姆森时代的晚期，印刷联合工会的游击战术腐蚀了这种内部自由，这种精神也在汤姆森集团的高层中逐渐垮塌。1981年，屹立20年不倒的内部自由，终于经历了鲁珀特·默多克的围城之困。本书首先描写了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担任编辑期间，汤姆森时代的风格和价值观。我们在各种新闻报道和调查性活动中大显身手。随后步入默多克时代，揭示我在《泰晤士报》经历的种种令人不悦的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