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查亚特的初衷就是乡村自治，如圣雄甘地所说。但是，一个政治组织如何才能进行治理呢？它的治理能力不仅仅来自人们选票的赋予，更需要财政上的赋予，以及权力上的赋予。现在的乡村自治委员会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却没有财政上的权力。所以这些潘查亚特首领们，每个人都清晰地知道村民们需要什么，但他们没有资源去做事情。他们除了处理那些不用额外的资金和资源就能解决的事情，所能做的就是跑来找我，或者找其他人。干什么？要钱，要资源。
--玛尼·尚卡·阿雅，印度国会议员
初识阿雅先生
2010年3月间的一堂青藏高原地理课上，哈吉特教授（Harjit Singh）对我说：“下午一个重要人物来讲座。你来，我把你介绍给他。”我一时没理解哈吉特教授的意思，什么重要人物要来？为什么要把我介绍给他？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下午5点，我准时来到社科学院的讲座教室。屋子里坐满了人，哈吉特教授也在其中。3月的德里已经热起来了，大家都穿着短衫。我在靠窗的空位子坐下来，窗外大榕树茂密的须根携着阵阵清香飘进大敞的窗子。一屋子人都静静等着，只听见院子里鸟儿清脆的啼叫连成一片。
我和好友肖坐在一起，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离预定的讲座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40分钟。20分钟以前，讲座主办人接到电话，说讲座人下午的活动耽搁了会儿，加上堵车，要晚些才来。为了省电，主办方把屋子的简易空调关掉，等演讲人来了再开。此时，一屋子的人都满头大汗。只见哈吉特教授不停从裤兜里拿出小手帕，把那一额头豆大的汗珠擦了又擦。可满屋子没有一个人走开，倒是不断有人加入，连屋外都站满了人。抢占了最靠前位置的是左翼学生政党的几位活跃分子。他们总是衣着朴素、风尘仆仆但目光坚毅、一副要拯救天下苍生的样子，在大大小小的场合不停地发表演说，发动游行。那形象是尼赫鲁大学里最典型也最好辨认的。
这个即将演讲的人是谁，能让尼赫鲁大学这帮自视甚高对谁也看不上眼的左翼青年和争分夺秒嗜书如命的学术青年都如此耐心等待？他肯定不是什么福布斯上榜大富豪--尼赫鲁大学可不是印度管理学院，对财富只有鄙视没有仰望；他也肯定不是什么高官显要--那些当政者都是高危人群，来了尼大这左派当权的学府，安保措施必然兴师动众；他也不该是什么大科学家大学问家--象牙塔的生活可吸引不了这群时时伺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学生政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又过去了40分钟，只听门口的人群一阵骚动，没占到位子的蹲着、坐着、站着的人都一律起立，让出一条窄窄的过道，一个约莫60岁矮个子的白衣男子微笑着从人群中走了进来，边走边向大家点头问好，人们纷纷双手合十半鞠躬向他表示敬意。我一下被那笑容吸引了--花白眉毛下一双清澈真挚的眼睛，如孩童一般灿烂的笑容，映在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上。这强烈的反差瞬时产生了一股令人难以抗拒的由内而生的亲和力，让你暂时忘却他的年龄和那背后可能隐藏的曲折历史，而被这模糊了时空的笑容深深感染着。
他来到屋子中央，微笑着环顾四周，和每一个人眼神致意，接着坐下来，用雄厚的低音开始讲话：“大家好，我是玛尼·尚卡·阿雅，对不起让大家久等……”玛尼·尚卡·阿雅--这名字并非如我想象中的如雷贯耳。玛尼·尚卡·阿雅是谁？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名字却引来人们的如此崇敬？他到底是谁？
如今我已记不清他那次演讲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那浑厚的男低音上自远古下至当今，立足印度放眼列国，手无讲稿一气呵成，洋洋洒洒两个小时，听得众人有的如痴如醉、有的眉头紧皱、有的扬长而去、有的鼾声如雷。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何他的讲话会让人产生如此不同如此矛盾的反响？为何即使那些中途离场或提问刁难的人，也对他如此崇敬？他到底是谁？
演讲和提问环节结束，一大群人冲上去围住了阿雅先生。只见这位奔波了一整日的老者依然精神矍铄地与众人交谈，从容回答各种刁钻的问题。哈吉特教授把我叫过去，试着要和阿雅先生说话。可围着他的人实在太多了，忠厚的哈吉特教授怎么也抢不过活力四射的左翼青年，只能站在原地等着，不住地擦汗。
过了一会儿，阿雅先生看见了哈吉特教授，亲切地说：“嗨，哈吉特，你好吗？谢谢你今天来。”随即伸出手来和哈吉特教授握手，神情轻松自在。“阿雅先生您好！您的演讲很精彩。我有一个学生，她来自中国，我想把她介绍给您。”哈吉特先生把手指向了我。
“阿雅先生您好！我是宇歌，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现在尼赫鲁大学念硕士。很高兴认识您。听您的演讲不难猜出，您对中国很了解。”阿雅先生看着我，露出那极具感染力的笑容，略带惊讶地说：“太棒了！在尼赫鲁大学看到你这个中国姑娘真是惊喜！1988年，拉吉夫访问中国，在清华大学演讲，我和他在一起。我记得清华大学，那是多么美妙的记忆。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语调沉了下去，露出一丝深沉的忧伤。
拉吉夫？他竟然直呼被暗杀的印度前总理、甘地家族第三代领导人拉吉夫·甘地的乳名！好像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周围人平静的反应似乎也印证了我的猜测，无论这位神秘的阿雅先生到底是谁，至少，他曾经接近印度政治的最核心--国大党的最高领袖、印度政府的最高首脑。
我接过他的话说：“真的吗？如今的清华和20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
“是啊，中国和那时比起来也是天壤之别。所有事情和那时都不一样了，不是吗？宇歌，告诉我，在印度像你这样的中国学生多吗？”阿雅先生问。
“在印度全境一共有2000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德里有接近100人，尼赫鲁大学占不到20人。”我答道。
“2000人！没想到有这么多！”
“是啊。去年我们就成立了中国留学生会，我任主席。请您为我们这些中国同学写几句勉励的话吧！”
“我非常乐意！”
我把本子和笔递给他，他用英文写下：“我很愿意和中国同学们更多地交流。”后面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件，“我们应该保持联系。”阿雅先生一边把本子递给我一边说，又转向哈吉特教授，“哈吉特，谢谢你把你这个神奇的中国学生介绍给我。你最近好吗？你上次和我说的研究经费申请的问题，我正在帮你处理，很快会给你答复。你最近好吗？”哈吉特教授笑着说：“我很好。谢谢您能帮忙。您知道，他们答应的事总是……”阿雅先生拍拍他，说：“哈吉特，我明白。放心吧，我会很快和你联系的。”同时转过头来对我说：“宇歌，很高兴认识你。有空时来我那里做客。”他和我握手，那双手温暖而有力。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阿雅先生又被剩下的人包围起来。
临走前，哈吉特教授特别嘱咐我：“你应该给阿雅先生打电话联系，他会记得你。他非常平易近人。”我谢过哈吉特教授，和好友肖以及其他几个同学朋友一起回宿舍。路上，我问印度同学：这位阿雅先生是谁？一个人说：他是当今印度为数不多的清廉政治家，也是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另一个却说：他是过气的无足轻重之人，是印度政坛的失败者；一个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他指出了印度未来发展的方向，另一个说：他是一个无用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空谈完全不符合印度实际……我更加好奇了，这个阿雅先生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是如此矛盾，他有着怎样的故事，他到底是谁？
回到宿舍，我赶紧上网去搜索他的名字“玛尼·尚卡·阿雅，Mani Shankar Aiyar”--69岁，国大党政治家，曾任印度政府石油与天然气部部长、青年与体育部部长、乡村自治部部长、东北邦发展部部长、印度国会下院（Lokh Sabha）议员、印度资深外交官；毕业于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德里大学圣史蒂芬学院(St.Stephen College印度贵族学院，历任印度国大党党魁皆就读于此)、杜恩公学（Doon School，印度贵族中学，人称印度的伊顿公学）；2009年，竞选连任下院议员失败后，由辛格总理提名，担任印度国会上院（Raj Sabha）议员，任期6年……
读完阿雅先生令人瞠目结舌的长长的履历表，我更加困惑了：印度怎么有这么多奇怪的部委？一个人怎么能当这么多个部长？除了乡村自治部部长以外，为什么他每个部长的任期都不超过2年？这个剑桥培养的印度外交官，为何在年近50岁外交生涯即将登顶时去参加民选转行做政治家？为什么他竞选连任失败，又为什么失败以后被提名为上院议员？他和拉吉夫·甘地之间是什么关系？一串串问题连珠蹦儿似的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跳出来。3月初德里的夜晚凉爽宜人，我却被阿雅先生吊起浓浓的好奇心，烧得浑身发热，难以入眠。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被各种考试、论文和去牛津的申请所累，暂时忘了阿雅先生及他身后的谜团；5月回国、6月印度冰川考察、7月到上海牛津奖学金面试；8月从日本出差回到德里，顺利拿到了松下株式会社的一笔研究基金，在印度进行一场跨越7个邦的调查研究；9月初，研究进展顺利，英国手续办妥。我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个月就要离开印度了，应该开始和印度的朋友们告别了。
我翻开本子，赫然发现了半年以前，阿雅先生给我的留言和联系方式，便贸然发了一封邮件给他，大意是：我即将离开尼赫鲁大学前往牛津大学继续学业，希望在离开前能见您一面，得到您的指点。末尾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回信：“欢迎你来我家里做客。不知你下周×下午×点是否可以到我家来，地址是×××××××。到时我的秘书会和你联系。玛尼。”我赶紧回复确认可以准时到。到了约定时间的头一天，果然接到了阿雅先生办公室的电话，他的秘书和我确认了第二天的到访时间和地点。
那天，我打了一辆德里“突突”，把地址给了司机，前去赴约。小“突突”颠颠颠从尼赫鲁大学所在的南德里一路向北，半个小时的样子，来到了总理府附近的阴凉地带。两旁高大的榕树把酷热的街道荫蔽着，这里已经进入了政府要员的宅邸聚集区。在印度，每个国会议员和当届内阁成员都由政府提供一处宅邸，官退后交还。
“突突”司机在Safdarjune路口停下车来，让我自己走进去。我向里一看，整条路空旷静谧，绿荫盖盖，每一家门前都有几个便衣模样的人坐在车里警惕地观察着外面。我一开始往里走，他们的目光立即聚焦到我身上。我看见每一家门口都写着主人的名字--印度政坛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出现在眼前。我在其中找到了阿雅先生的宅邸，门口的警卫把我放进大门。那墨绿色的大门后面，是一座宽敞的印度庭院，正中是一座两面对称的一层印式房子，入口处摆着彩色的神龛。房子的廊檐下摆着印式凉椅和各种木雕，有印度神像、非洲犀牛雕、日本佛像，还有玛雅雕塑等等。
门卫把我带到院子门口的会客室，那里已经坐了4个人。坐在窗边的是一对夫妇，那妇人穿着名贵纱丽，戴着精致的珠宝，容貌端庄，但神情焦虑，她身边的丈夫像是为他服务的秘书，不停翻看手中的文件夹；另两位是平民模样的男子。我在一个空沙发上坐下，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满了书和杂志，供访客等待时翻阅。环顾四周，全部是满满摆着书的旧木书架。仔细看，多是关于印度历史、外交及政治的书籍。书架上方挂着几幅肖像画，分别是圣雄甘地、拉吉夫·甘地和阿雅先生的一幅栩栩如生的油画肖像。书架上有几个不起眼的相框，其中一张发黄的照片上，年轻时的阿雅先生正与拉吉夫·甘地亲切地交谈，背景是一个家庭手工坊。
等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阿雅先生从屋外走进来，开始一个一个接待访客。先是那对夫妇好像有一个项目需要得到阿雅先生的首肯，言谈中透露出那妇人竟是印度国会下院议员；接着是一位青年男子纯粹来表达敬意；最后是一位中年男子来倾诉一项冤情请阿雅先生出主意。这些人里除了那对夫妇以外，其他人和阿雅先生素未谋面。
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阿雅先生看到了我。他笑起来：“我记得你！谢谢你今天来。今天的事情太多，让你久等了。但现在电视台的人要在这里采访我一下，他们的节目今晚就播出，你可以去书房等我一下吗？”果然，一队摄制组已经在访客室里架起了摄像机。我点点头，跟着阿雅先生的秘书走进那栋大房子里的书房。
那间不大的书房古色古香，用的都是老旧的印式家具，精致而朴素。满墙满桌子都是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绘画、老照片。这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必定都藏着一段丰富的过往，每一件都让我看得入迷，勾引起无限遐想。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阿雅先生还没出现。我站了起来，从窗子望出去，摄制队已经走了。正在我奇怪的时候，阿雅先生推门进来：
“我差点儿把你忘了！你看，那些电视台的人不断挑战我，我又犯了老毛病--长篇大论。哈哈！那边结束了，我竟然直接回到屋子里去看新闻。好一会儿，我妻子过来和我说，好像有个女孩子在书房等我。我才想起来！哈哈，对不起对不起！”他边说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关切地说：
“告诉我，我能怎样帮助你？”
“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我很快会离开印度，去牛津上学。”
“真的吗？那我真不知该喜该愁。英格兰把你从我们这里抢走咯！”他咯咯咯笑起来。
“但我去英国依然会研究印度。我对您的国家非常好奇。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您知道，在我的国家，人们奉行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阿雅先生露出惊讶的表情：“这真令人意想不到！印度现在这个由一群经济学家组成的政府，处处都在学习中国。他们每天都在说，经济增长能带来一切！呵呵！”他嘲讽的语调里藏着一丝愤怒。接着，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问道：“您真的想了解印度的民主吗？”
我狠狠点头。
“好！明天我将去我的选区--在印度最南部的泰米尔邦。如果你想了解印度的民主，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去选区走一趟，看看最基层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一惊--直觉告诉我，这将是观察印度基层民主的绝好机会，可一个人去未免不妥，便说：“谢谢您的邀请。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新华社驻印度的记者，我想叫她和我一起去可以吗？”
“没有问题！哈哈！我将有两个中国朋友去做客，我选区里的同事一定很高兴。听着，我的选区是位于泰米尔邦的Kumbakonam和Mayiladuthurai。那里不通飞机，要先坐飞机到泰米尔首府金奈(Chennai)，再转机到Tiruchirapally，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从那里坐车4个小时左右，就可到达Kumbakonam。那里的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坐车1个小时到Mayiladuthurai。Mayiladuthurai有一个火车站，走时从那里坐一夜火车第二天早上到金奈，当天就可乘飞机回到德里。我的行程是……”
我一下被一堆长长的泰米尔语地名蒙住了，赶紧用笔记了下来，再把地名和行程核实了一遍。就在这个空当，又有访客来见阿雅先生。一位颇有名气的印度民族歌唱家希望在某次大型活动中得到演出机会，阿雅先生于是打了一通电话，这位歌唱家便心满意足地走了。目送了访客，阿雅先生回过头来对我说：“都记下了？听着，我的飞机是明天一大早，走之前就不和你电话联系了。你们定下行程之后，给我电话，告诉我下飞机的时间，我会叫我的同事去那里把你们接到我活动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在泰米尔见咯！”
初识泰米尔
就这样，奇迹般地，我和好友晓晓在2010年9月3日那一天的清晨，从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飞往位于印度次大陆最南部的泰米尔邦。那里从公元前5世纪起就居住着讲泰米尔语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现今人口7千2百万，总量和密度都跟中国河北省相当。这个自古以来在文化上自成一体的王国，如今是对印度GDP贡献第二大的邦（2012），并拥有数量最多的创业者（占全印度1056%）。
三个小时的飞行快要结束时，金奈冰蓝冰蓝泛着翠绿的海水和鲜红与金黄交织的海岸线已在机身下铺陈开来。只见排排雪白的浪花，像细细的牙线，律动着向岸边划去。岸上是连绵不绝的港口平台，成千上万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正等待着从这里出发去往世界各地。这是印度最大的港口--金奈港。
飞机在金奈停靠，我和晓晓匆匆办理了转机手续，登上一架小巧的翠鸟航空的邦内航班，去往Tiruchirapally，简称池瑞旗Thrichy。下了飞机，一位白衣男子按约定在那里等候。他说他奉阿雅先生嘱托，来这里接我们去阿雅先生正在进行选区活动的贡伯戈讷姆(Kumbakonam)。池瑞旗是泰米尔邦中部的工业与教育中心，从这里去贡伯戈讷姆开车需要4个小时。
这位来接我们的白衣男子自我介绍是国大党在池瑞旗下面一个区(Block)的地方领袖，曾竞选本区的行政长官并获选。但现在国大党在当地式微，地方性政党DMK(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甚嚣尘上。公路两边都是DMK的竞选宣传海报，印着当地候选人的大头像，其中的大佬光头戴墨镜，二佬嘴上留着一小撮胡须，露出自信、张扬、不可一世的笑容。
很多印度人和研究印度的国际学者都在批评印度一些政党行为的黑社会化。一份数据表明，有三分之一的印度国会议员曾经受到刑事起诉。民主政治选票说了算，为了获得权力，就必须争取选票。而在一些地方，争取选票的方式是不那么光彩的，如对竞争对手进行诋毁，甚至暗杀。但更多的方式是给选民，尤其是穷人选民以经济上和各种福利的允诺。
我们在小城镇与农田的交错中急速行驶，南印度特有的红土地和高大的绿椰树交相辉映。凡是路过那茅草房与水泥工地混杂在一起的村镇，南印度教五彩斑斓的梯形神庙就会一下跃到眼前。那鲜艳的色彩和琳琅满目的神像高高立在石砌的庙门之上，像是聚集了散落在大地各处的村镇里所有想象力与创造力。
第一站：贡伯戈讷姆（Kumbakonam）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贡伯戈讷姆地区的某一个小镇，车停到路旁。白衣男子说，阿雅先生正在进行访问，待会儿路过这里，与我们会合。不一会儿，只见几十个白衣黑皮肤的泰米尔男子，老老少少，下身只围一块过膝白粗布，穿凉鞋或赤脚，簇拥着同样穿白衣围白布的阿雅先生，急匆匆走来。这白衣粗布是男性国大党政治家的经典装扮--创始人圣雄甘地曾教导，广袤的乡村是国大党的根基，而粗布白衣则是印度农民的日常服装。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自由化开始，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头要务，国大党实质上已经更多代表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国大党地方政治家依然保持着由圣雄甘地开创的着装传统。
阿雅先生看到我们，快步走过来，热情亲吻我们的脸颊，非常高兴：“快看看，我们的中国朋友来啦！”正说着，立马有好几个白衣男子把一条条彩色的泰米尔丝巾像献哈达一样挂到我们脖子上。“他们在欢迎你们。这是泰米尔人欢迎客人的方式。听着，我正在我的选区例行访问，今天已经去了8个村子。我们现在马上去下一个地方，人们已经在那里等着咯。走，我们上车！”
只见几十个白衣男子训练有素地各自就位--跳上改装而成的竞选汽车和摩托车，我们和阿雅先生一起坐在一辆印度国产塔塔牌白色吉普里。那吉普车前身挂满国大党的三色手掌旗，阿雅先生坐在前座，上方有一盏白炽灯；后排坐着我和晓晓以及一位五十来岁的精瘦汉子。后备厢里还蹲了三五个年轻男子，看起来20岁上下。车一开动，我们身边那精瘦汉子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支话筒，快速而有节奏地喊起来：
“玛尼·尚卡·阿雅来看望大家了！欢迎大家随时来访！上院议员玛尼·尚卡·阿雅来访问选区啦！他是当今印度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请大家关注！玛尼·尚卡·阿雅正在这里访问，他是拉吉夫·甘地的左右手！他和索尼娅·甘地一起工作！竭诚为大家服务……”
车顶的大喇叭让这颇具韵律的泰米尔语宣传口号响彻傍晚的南印度村镇。阿雅先生头顶那盏小型白炽灯把他周身照亮，路过之处，人们纷纷向他双手合十致意，阿雅先生不断冲着窗外微笑、挥手。他的吉普车前后各跟着十几辆插着国大党橘白绿三色党旗的摩托车。这白衣队伍吵吵嚷嚷却极为训练有素，成员各司其职，在落日余晖中缓缓前行。
不一会儿，车队在一处村落停下来，我们在众人的簇拥下，沿着泥泞的小路，走进一处水泥亭子。那里已有男女老少大约一百人在等候，阿雅先生一出现，人们纷纷向他献丝巾，一个专门的随队人员忙不迭帮他把挂在他脖子上五颜六色的丝巾收起来。之后，阿雅先生在给他准备的白色塑料椅上坐下来，人群绕着他紧紧围了一圈，挤满了整个亭子。
坐定之后，随从递给阿雅先生一支简陋的连线话筒，阿雅先生举着话筒，开始用那雄浑的男低音讲起话来。他讲泰米尔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但见那黑压压一片扁鼻子泰米尔黑人，挤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公共议事厅，一个个全神贯注--有的记者在不停做笔记，有的年轻人举着手机呱唧呱唧拍照，有的老人家一手拢着耳郭伸长了脖子边听边点头，有的老妇人拄着拐棍夹在人缝里瞪大了眼睛眨也不眨，还有的小孩子窝在妈妈臂弯里嘬着手指头脑袋转来转去。我旁边站了一位当地学生，自告奋勇帮我们翻译，他说：“阿雅先生正在跟大家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大家商讨如何支配他这一年两千万卢比（相当于300万人民币）的议员基金。”
每个印度国会议员（包括上院和下院）每年都可以向当地政府建议两千万卢比针对各自选区的发展计划，这笔基金被简称为MP Fund，即“议员基金”。到2011年，议员基金上涨为每年五千万印度卢比（即700万人民币左右）。
阿雅先生一讲完话，人群便骚动起来，好几个村民争着举手发言。阿雅先生请其中一位主妇模样的女人先说，我们的义务讲解开始翻译起来：
“阿雅先生，感谢您上次为我们争取到拨款建了村口的公路。可是公路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开裂或者塌陷。但是政府没有安排人员来修理，请您给解决一下吧！”
女人一边说，阿雅先生一边吩咐随从一条条记下来。接着，一个赤裸上身农民模样的男人站到阿雅先生面前，开说起来，义务翻译继续滔滔不绝地为我们翻译：
“这个男人说村里没有合适的丧葬设施，希望阿雅先生拨款给他们建一个……这个人说雨季一来，村里的土路都是淤泥没法走，希望能在村里铺设水泥路……这个人是我们这届的村长，他说村里最大的问题是地下水枯竭，而且水质下降，导致健康隐患，他希望能扩建村里的饮水设施……阿雅先生说饮用水的问题会优先考虑，让手下人记下了……”
阿雅先生和村民们交谈结束，一些村民上前递来一个个白色信封，由一位随从人员统一收到一起。“他们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了，阿雅先生会看的。你知道，有些人不愿意或者不方便当众讲话的……”那学生翻译说。
随即，阿雅先生与村民们告别，率众随从轰轰烈烈奔赴下一个村落。入夜，镇子街边的小商铺都点起灯，照亮那狭小铺子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和家用电器。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辆把不宽的道路塞得满满的，溢出满夜生机勃发的活力。阿雅先生继续在小白炽灯的照射下不住地向人们微笑、挥手。街边的人看到他，有的注目行礼，有的默然相视，还有的则视而不见。拥挤的街道让我们车行十分缓慢。
忽然，只见道路中央有二十几个白褂子，车停了下来。原来是一个村子的村民代表，他们知道阿雅先生来，就跑来陈情。阿雅先生跳下汽车，一群人在马路牙子上，又是献丝巾，又是献芭蕉，领头的那个男人代表大家说，村里希望阿雅先生能拨款建一个公共议事厅，能让大家在那里办点儿节日活动。接着又是好些个白信封递上来。
此时，已是晚上8点。阿雅先生跳上车，马不停蹄地来到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前的一条街上，好多个头戴白帽的小孩子，一看到阿雅先生的车，就兴奋得往寺里跑去报信儿。阿雅先生扭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真是幸运，马上要开斋节了，这里的穆斯林都在准备庆祝。这个镇子的清真寺阿訇邀请我们来参加他们的晚餐。”在泰米尔邦，穆斯林只占不到6%的人口，其余大部分是印度教徒。阿雅先生说：“你们知道吗？虽然我输了上一次选举，但我非常自豪的是，几乎所有穆斯林都把票投给了我。自从我第一次参加选举开始，穆斯林就是我的支持者。其他候选人很少来看他们、关心他们，因为在泰米尔这个印度教为绝大多数的地方，穆斯林占的选票数量太少了。”在印度全境，穆斯林占总人口将近15%，是全世界拥有穆斯林人口第二多的国家（第一为印度尼西亚、第三为巴基斯坦）。
转眼间，我们来到了清真寺前的土广场上，那里临时搭起了一个白顶棚子，棚子底下一排排摆着长桌，长桌上整整齐齐连排摆着一个个小纸碗，每个碗里放了两个黄澄澄的油炸印度饸饹。每个碗后面，都露出一个戴白帽穿白衣的男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领路的寺庙管理员请阿雅先生给大家讲两句话，阿雅先生刚说两句，这一棚子人都咧嘴咯咯咯笑起来，露出一口口白牙，映在背后光洁如玉的绿球顶清真寺上。那场面甚是轻松愉快。说着说着，我和晓晓的名字出现在那谜一样的泰米尔语讲话中，紧接着，那些瞪大了的黑眼珠都转向我们。这时，不知是谁给我们也戴上白帽，一棚子人又呵呵笑起来。
阿雅先生带着我俩也坐到那些个小碗儿后面，大家都开始吃起来。阿雅先生和我们边吃边聊：“你们发现没有，这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在这里，尤其是穆斯林族群，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她们传统上地位低于男性。但我一直在呼吁，希望这种风俗得到改善。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女人是很好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她们比很多只会夸夸其谈的男人更懂得生活，也更懂得如何为公众服务。当然，一些可怕的女人除外。哈哈！无论如何，在我来到这个选区的20年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一个村子，那里现在的村长就是一位很有能耐的穆斯林女人。”
阿雅先生所说的村长，就是乡村自治委员会的民选首领。这乡村自治委员会在印度有个古老的名字--潘查亚特（Panchayat），原意是“五个智慧老人组成的地方自治委员会”，这名字自英殖民时期开始使用，一直沿用至今。它是印度最基层的民选行政组织。
于是，在穿过许多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土路之后，我们来到了由那个穆斯林女村长掌管的小村落。那是晚上10点，村子里没有一点光亮。大家从大喇叭里听见阿雅先生的到来，都纷纷从黑黢黢的茅草房里走出来，边走边用粗布把下身围上，女人们搂起孩子，兴冲冲赶来村里的议事厅。人们在小小的议事厅里点起两根蜡烛，烛光中我看见那“能干的穆斯林女人”，用头巾包着头，郑重其事地对阿雅先生说：“对于您上次落选，我们很遗憾。多亏您的关照，我们建起了现在这个议事厅，也有了基本的饮水设施。我们是感谢您的。可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钱，您看，我们只有三盏灯，还总是停电……”
大人们严肃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孩子们在议事厅里跑来跑去，大叫大喊，围着我和晓晓直打转转。每当我们目光相交，他们就不好意思起来，咯咯咯笑着跑开，躲进角落里，继续冲着我们又看又笑。那叫喊声完全超过了阿雅先生与成年村民们的对话。
结束这一村的访问，已经晚上11点了。我们的竞选吉普打着夜灯，开着阿雅先生座位上的小白炽灯和车顶的大喇叭，依旧神气活现地行驶在沉睡了的农田和村庄里。阿雅先生在车上睡着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远远听到大喇叭的广播，就匆匆来到门外，目送阿雅先生向其致敬。
印度12亿人口近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分为543个选区，平均每个选区有220万人口、6000平方公里。而在英国，每个选区平均9万人、370平方公里；在美国，每个选区平均73万人、2万平方公里。对于每一个印度国会议员，他选区内的人口数量是英国政治家的24倍，美国政治家的3倍。
梦游一般，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村子。村民们已经在昏黄的灯光下等候多时了。车一停，阿雅先生猛地清醒过来，立马精神抖擞地下车，与众人问好，坐到集会中央的塑料椅子上，村民们盘腿坐在地上一圈圈紧紧围着他，还有不少人陆陆续续往这边赶。一个村民见到阿雅先生就哭着说：“阿雅老爷，托您关照，我哥哥的尸体运回来了。我们终于见到他了。我们全家都很感激您。”原来，这位村民的哥哥在沙特阿拉伯打工，由于事故丧生。当地雇主拒绝运送尸体给家属。阿雅先生得知此事后，给他的好朋友印度驻沙特大使打电话，请他帮忙妥善处理了后事。
阿雅先生上世纪60年代还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考取了印度外交官，开始了长达26年的外交官生涯。直到1989年，他从外交系统辞职，参与民主选举，成为民选政治家。
一个村民反映，村子的电站漏电，很危险。阿雅先生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事情作为重中之重来处理。
69岁的阿雅先生，直到夜里12点，还在和村民们热烈讨论，没有丝毫困意。可一坐上车，他立即昏睡过去。此时，除了司机以外的所有随队人员都各自回家了。车顶的大喇叭和阿雅先生头顶的小白炽灯也关上了。我们在沉沉的夜里默默行驶。不一会儿，竟峰回路转，来到了一座幽静典雅的度假餐厅。一位言谈举止十分优雅的大肚子中年男人走来向我们双手合十致意：“阿雅先生，等候您多时了。”
“来来来，这是我的两个中国客人宇歌和晓晓。这是这里的老板，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了。如果我不知道在一天将尽的时候，可以来他的餐厅美餐一顿，真不知还能不能挺过这劳累的一天，哈哈哈……”
我们在一处回廊边的餐桌旁坐下来，阿雅先生接着说：“还没来得及介绍，今天为我们开了一天车的桑杜是我在贡伯戈讷姆的代理人。我们的基层组织由他来负责。桑杜是农民，我这次来选区，他把地里的活儿都交给家里人了。我很感激他，你知道，现在正值丰收季。”坐在一旁高大强壮的桑杜，此时露出害羞的神情。他对我说：“能为阿雅先生服务是我的荣幸，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爱他。”
五人安静地用餐，那南印度的美味，一小罐一小罐扣在绿油油的芭蕉叶上。我在陪同一位刚刚失势的政治家访问他的选区--印度最南部泰米尔邦中部的中型城市贡伯戈讷姆。他在2009年的选举中，仅以36854票输给了对手，而这个选区有170多万成年选民。
第二天清晨，不到7点钟，阿雅先生就请仆人来敲门，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阿雅先生的晨练。我俩迷迷糊糊翻身起床，打着瞌睡跟随精神抖擞的阿雅先生来到了一座雄伟非凡的印度教庙宇。温润的晨光之中，那乳黄色巨石砌成的庙门上精心雕刻的神像，仿佛刚刚苏醒一般，静穆地眺望着远方。我一下清醒过来，脱鞋赤脚踏进神庙宽阔的前庭。一位白衣僧侣自神庙深处向我们走来，与阿雅先生问好。
“宇歌、晓晓，这是我在贡伯戈讷姆最钟爱的神庙。只要我来这里，每天早上必来这神庙晨练，围着它快步走上半个小时。这是建于公元12世纪的埃拉瓦特斯瓦拉神庙（Airavatesvara Temple），距今已有800年的历史。建造者是鼎盛一时的朱罗王朝（Chola Empire，公元前300年-公元1279年）的朱罗二世。当时的朱罗王朝拥有现在南印度泰米尔邦和喀拉拉邦的广袤疆域，是南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你们看这精美的雕像，这石刻图案，还有这些石柱上的铭文，记录着朱罗王朝的制度与丰腴--多么美丽，多么奇特，多么令人神往！”阿雅先生如数家珍地为我们展示那如沉睡宫殿一般的石砌神庙，神采奕奕。
清晨那空无一人的开阔庙宇里，阿雅先生--年轻印度民主政体的资深政治家，为我们讲述这800年前为献祭毁灭之神湿婆修建的古老神庙之历史。我恍若隔世。修建庙宇的朱罗二世于公元12世纪接过一个强盛的南印度达罗毗荼王朝，倾举国之力，建造了雄伟的神庙，将那绝美的雕塑艺术与高超的建筑科技流传于世，却因边境不断叛乱而使国力日渐衰弱。朱罗二世去世（1173年）100年后，雄踞南印度将近1600年的朱罗王朝便土崩瓦解。
我和晓晓继续在神殿游览，阿雅先生开始他的晨练。年近70的阿雅先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在印度这个民主选举制度下，只有能得到选票的人才真正拥有权力。2004年至今担任印度总理的辛格博士，虽位居一国元首之职，却在许多关键政治议题如减少腐败、消除贫困、推进自由化上不能快速有效地推动政治议程。很多分析家认为，除去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辛格总理并非民选政治家。他因获得执政党党魁索尼娅·甘地的信任与青睐而被提名为总理。在国大党的特别安排和全力支持下他曾在1999年作为新德里的选区候选人竞选国会下院议员，落选。所以，这位牛津博士毕业的经济学家，无论有多么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来自高层的支持，不能赢得基层选举令他在政治上缺少勇猛精进的底气，更搞不定议会中各个神通广大具有民众基础的议员。而一个印度民选政治家即便只在自己的选区里活动，要争取6000平方公里上分散着的200万选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超负荷的体力活儿。
晨练尚未结束，已有一拨白衣男子在神庙旁等候阿雅先生多时了。他们为了村里的学校安全而希望通过学校门前的公车改道之事来求助于阿雅先生。
10点，早饭后回到住处休息，又是一拨求见者，又是一封封白色无名信件。昨天那国大党基层组织的一干白衣男子已经聚齐。我问那位帮助收集信件的小伙子，每天要接到多少这样的白信封，他说有40封左右，大约会提出200个问题。他们这些党的基层组织中有专人负责阅读并整理这些信件，基层组织能处理的问题就自己处理，需要支持的就向阿雅先生汇报。所有基层组织成员都是兼职参与政党活动，比如他的主业就是和兄弟经营鲜花生意。这些骨干成员参与活动不仅没有工资，还要倒贴钱和物品，用作基层政党的活动经费及物资。比如这次阿雅先生来，他家的小摩托车就被临时征用--大清晨哥哥还用着拉鲜花进货，到了上午就摇身一变成了插着国大党小旗的竞选摩托。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小村落，当地妇女要求加强小学教育和村内厕所设施。
马不停蹄，全队人马半小时后又奔赴下一目的地--安纳学院（Annai College）。阿雅先生受邀来为这天的毕业典礼进行演讲并为毕业生授予学位。这所10年前修建的当地私立学院，齐整而色彩鲜艳，所有人都身着盛装，女孩子粗粗的黑麻辫上戴着一串串乳白丁香。阿雅先生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无数鲜花彩带向他飞来。广场上，毕业生穿着当地版的西式彩线镶边黑色泡袖学位服，密密麻麻坐满了临时搭建用作毕业礼堂的棚子，棚子外一排排坐满家长亲戚，男女老少，熙熙攘攘。校长、教授也穿起了大黑教袍，头顶穗儿博士帽。戴着厚厚眼镜的女教务长，捧了一件大黑袍，给阿雅先生也披了上去。众人簇拥着阿雅先生，来到毕业礼堂的大棚子里，所有人都举起手机噼里啪啦对着他使劲拍照。女教务长登上礼台，用英语开始讲话，介绍阿雅先生并解释为何邀请他。讲话中，她三次用特别的语气强调：“我们之所以请阿雅先生来为你们授予学位，是因为他是印度唯一一个不腐败的政治家！唯一一个！……学校希望大家在今后步入人生道路时，谨记圣贤教诲，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一片掌声中，阿雅先生开始讲话。但他的讲话却是用泰米尔语。在印度，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是学术圈与精英阶层的语言，却不是人民的语言。印度这个多文化的国度，光是有出版物的语言就有上百种之多。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这些当地语言才是人们日常生活、交流思想的语言。不懂得当地语言，就无从与人们交流，更无从与人互相理解，紧密联系。在国会讨论时，议员们允许用各自地区的语言进行发言和辩论，国会提供有20几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堪比小型联合国。在印度，不讲英语并不是民选政治上的障碍，而只讲英语的人是绝不可能成为民选政治家的。
讲话之后，阿雅先生与教务长一起，为今年的280名毕业生一个一个授予学位。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数个小时，我们一群跟随人员，早就累得东倒西歪，哈欠连天。直至下午3点，才回到驻地休息。我和晓晓困得倒头便睡。
当我们在泰米尔乡镇粉橘色的黄昏中昏沉沉地醒来之时，阿雅先生已经给基层组织开完总结会，接受完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再次准备出发了。我们跟着大部队穿过集市，来到镇子里一条普通街道的一座不起眼的茅草屋前。屋子外面聚集了三十几个白衣男子，阿雅先生的车一停，他们就围上去。阿雅先生一个一个叫着他们的名字，与他们问好。众人围拥着他，让他站在进门的台阶上，对所有人讲话：“今晚我就要到玛依杜拉（Mayiladuthurai）去。这几天的访问非常成功，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功劳，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我很感激……”
讲完话，阿雅先生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在贡伯戈讷姆的办公室。这些人有的从我刚刚来到选区的时候，那是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和我一起工作了。你们知道，我大部分时间在德里，不可能像当地的政治家一样每天都在选区活动。所以，在贡伯戈讷姆，我完全依靠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没有了他们，就像是去了四肢，无法行动、无法做任何事。”
那茅草屋外面张贴着国大党的宣传海报，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大党政治家的头像--阿雅先生在最醒目最大的位置上，他左上方是拉吉夫·甘地的头像，紧挨着一长串国大党当今政要的小头像：党魁索尼娅·甘地、总理辛格、国大党青年组织主席拉吉夫·甘地与索尼娅·甘地的儿子拉胡尔·甘地、内政部长奇兰巴拉姆等；海报另一侧是基层组织领袖桑杜的头像，比阿雅先生的头像矮半格，下面连着一长串基层组织骨干的小头像。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普遍肤色要更黑一些，但在海报上他们的头像都被提亮，肤色变淡，五官变得更加清晰，看起来和真人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
这茅草屋子里有三间房，正对大门的一间是个会客厅，沿墙摆了一圈长木凳，墙壁上挂着从甘地到今历届国大党党魁的画像和国大党党旗。左边和右边的小房子是简单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两部老式电话，一台486电脑，墙上挂着选区地形图及自制的选民分布图，还有一些用泰米尔语手写的选票统计、活动安排之类的表格。
几个年轻人请阿雅先生在YouTube上观看他们制作的介绍阿雅先生生平的泰米尔语纪录片。只见20年前刚刚从政的阿雅先生，在黑白的画面上，头发乌黑浓密，身材苗条挺拔，信心饱满，周身充满活力，声情并茂地对着成千上万的选民演讲。不一会儿，画面中出现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来给阿雅先生助选的镜头。只见拉吉夫·甘地像亲密的伙伴一样与阿雅先生一起视察村庄，一起到工人家里喝茶。当阿雅先生演讲时，拉吉夫·甘地默默地坐在他身后。阿雅先生演讲一结束，他第一个站起来鼓掌，拉起阿雅先生的手，接受万千人的支持欢呼。那是1991年，阿雅先生第一次参选，也就在那一年，拉吉夫·甘地在泰米尔邦遇害身亡。
画面至此，我发现，阿雅先生面庞上涌现出的无限悲伤让他一下子苍老了。他不自觉地合上双眼，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他像是被一种深沉而可怕的记忆抽尽了全身的力气，整个人疲惫万分地松懈下来。可就那么几秒钟一过，他又“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走向我们，露出那标志性的笑容，自嘲似的说：“你们看，那时的我，多么年轻，多么瘦。再看看我现在的大肚皮，哈哈哈……”他边说边指着自己发福的肚皮，他已被糖尿病困扰多年。“走吧，我们还有一个集会，接下来就可以吃饭了。你们两个都饿了吧？要不要先吃点儿点心？”
他带着我们一行人奔赴今天最后一个集会，留下那台老式电脑在灯光昏黄的简陋办公室里，继续播放着介绍阿雅先生政治生涯的泰米尔语纪录片。1991年，第一次参加竞选的阿雅先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印度国会下院议员席位，从而踏上了印度最高层次的政治舞台。但是，就在这次胜利之前，1991年5月21日，阿雅先生最亲密的朋友及政治伙伴--提名他为国大党议员候选人的拉吉夫·甘地总理，却在他所在的泰米尔邦首府金奈附近为国大党候选人助选时，死于泰米尔分离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从此之后的20年里，阿雅先生三次赢得选举（1991、1999、2004），三次落选（1996、1998、2009），出任该选区下院议员长达15年，最高官至印度国家石油与天然气部部长。
午夜12：30，这些天一直为我们开车的国大党贡伯戈讷姆地区基层组织负责人桑杜，开夜车向东北35公里，来到阿雅先生选区组织的总部所在地，玛依拉杜（Mayiladuthurai）。那里的负责人库玛--一位高大笔挺、黑面白衣、手戴宝石金戒指、约莫40岁的男子迎接了我们。库玛那黑得陷入暗夜中的面庞上嵌着一双深沉警觉的眼睛，与急性子的大肚桑杜很不一样。当夜，桑杜就驾车返回贡伯戈讷姆了。
第二站：玛依拉杜（Mayiladuthurai）
第二天，2010年9月5日一大早，数不清的白衣男子就在住处外面等候着阿雅先生了。按老规矩，基层组织领袖库玛为阿雅先生开车。随车还坐一位老爷爷和一位年轻生意人。阿雅先生说，这位80岁的老爷爷年轻时继承了家族的大片土地，即使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纨绔子弟的挥霍生活，至今还是有足够的财产令他丰衣足食。我问老爷爷的主业是什么，他说：“呵呵呵，我没有主业，什么事情都不做。但那是以前。现在我追随阿雅先生，为基层政党工作。”这老爷爷总是乐呵呵，谈吐清晰，思维敏捷，根本看不出有80岁。我和晓晓都称他为“地主爷爷”。
和地主爷爷搭档一起活动的是一位年轻珠宝商。他从非洲进口各种宝石，利用印度高超却廉价的宝石工艺加工成精美饰品，再带到东南亚出售。他前庭开阔，目光和蔼，约莫35岁，没有生意人的滑头，却有商人的敏捷与认真。他1995年因追随阿雅先生加入国大党，但大部分时间在海外经商，他说政党活动是他的业余爱好。
就当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人“哐哐哐”使劲敲我们这辆大吉普的后门。珠宝商把后备厢改装成的座位后门打开，一个胖乎乎胡子拉碴衣着邋遢的男子，单肩挎了个破布包，笑呵呵地爬上来：“阿雅先生，我来啦！”那男子恭恭敬敬地向阿雅先生问好，露出一口被槟榔水浸透了的红牙。
“快上来吧！你妈妈还好吗？这是我们的诗人，哈哈，他为我编过一个广为流传的竞选打油诗，真是有趣……瞧你妈妈把你照看的，又胖了一圈儿……这是我的两位中国朋友，宇歌和晓晓。”那诗人还是傻憨憨地笑，边点头边说：“阿雅先生，我妈妈很好，她向您问好……xiao-xiao，xiao-xiao……这是我们儿歌里一种水果的名字，你们见过吗？”“好啦，我们该出发了！”阿雅先生说着，车子发动，大队人马开拔。那诗人把头凑过来，一板一眼地对我们说：“阿雅先生是个伟人，为他服务是我的荣幸……xiao-xiao……那水果你见过没有……”
我们先是来到了一名国大党在当地农村基层领袖的儿子的婚礼，阿雅先生受邀去讲话。一屋子满院子的妻儿老小、乡里乡亲，过节似的欢迎阿雅先生一队人马的到来，又是敲锣又是打鼓。库玛主持着整个仪式，阿雅先生讲话后，库玛又开始长篇大论。他深沉的表情、低沉的声音、缓慢的语速与闪闪发亮的大金戒指都使他不同于一般的基层政党领袖。当地人说话普遍很快，音调高昂。不一样的只有阿雅先生和库玛两人。在他背后的一对新人，面无表情双双立在那里，活活成了政治活动的陪衬。那新娘周身穿挂满鲜艳明亮的嫁衣首饰，浓妆艳抹彩带飘飘却掩盖不住那稚嫩的面庞下幽怨慌张的神情；瘦削的新郎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任凭大家把他和新娘凑到一起、互相对拜、给予祝福、播撒花瓣与彩带，他只是默默接受。看得出，新郎和新娘此前并不熟识。
就这样，一个小时之后，一队人马轰轰烈烈调转马头奔赴下一目的地，留下一屋子亲朋好友和那对素不相识却将共度一生的男孩女孩。
将近11点，我们到达当地体育中心参加当天举行的小朋友旱冰比赛。这座建于2006年的体育中心极为现代化，占地广阔，是泰米尔邦的4个国家级体育中心之一，由中央拨款1亿卢比（3300万人民币）建成，阿雅先生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那时，阿雅先生正担任印度国家青年与体育部部长。
带着孩子来参加旱冰比赛的多是中产阶级城市家庭的爸爸妈妈，小孩子们穿得光鲜亮丽，与我们头一天在农村里见到的粗布赤脚的孩子们真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脚下踏着粉红色或亮蓝色的旱冰鞋，把阿雅先生和库玛层层围住。库玛安排阿雅先生在小孩子们的陪伴下接受了10分钟电视台记者采访，然后为比赛号出发令。只见几十个小朋友你推我拉“哗哗哗”迈开双腿滑了出去，家长们在旁边兴奋地呐喊助威。阿雅先生来不及等比赛结束，就急匆匆上车去和基层政党组织开会去了。
下午，库玛安排阿雅先生参加一所由当地名绅开办的私立学校的体育比赛颁奖仪式。库玛的发言极为冗长，阿雅先生简短发言之后，就是长达两个小时的颁奖仪式。阿雅先生神情极不自在，后来干脆坐在主席台上睡着了。坐在台下的地主爷爷平时那笑呵呵的表情也不见了，一脸严肃。就连站在人群后面的珠宝商，也是一脸焦虑。在颁奖仪式另一侧的教学楼门前，有两辆ADMK党的竞选车也停在那里。
终于，在离开的路上，阿雅先生开始大发雷霆，对着库玛教训起来。珠宝商悄悄告诉我们，阿雅先生对今天的活动安排非常不满意，他觉得那些活动流于形式浪费时间，让他根本不能与民众直接接触。“库玛，请你记住我们上次失去的那些选票！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有任何忠诚的人身上了！我们不能再通过代理人，我们需要直接争取民众！”
在2009年的上一次大选中，阿雅先生以36万票输给了泰米尔区域性政党，也就是现在泰米尔邦的执政党ADMK的候选人。而在此之前，ADMK曾分别与国大党、人民党(BJP)这样的全国性政党和DMK等地方性政党联盟。印度的地方性政党多如牛毛，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政党建立，或者一个政党分裂成几个政党。比如在泰米尔邦，ADMK就是1972年从DMK党中分离出来的新党，2009年第一次从其母党DMK手中抢过泰米尔邦政权，成为了当今泰米尔政坛的执牛耳者。
除了当地人和专门研究印度政党政治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能清晰完整地说出一个选区内的政党政治图谱。但正是这令人眼花缭乱多如牛毛的政党组织，深刻地左右着印度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进程。从2004年开始执政的联合政党（UPA）就是国大党与数个小型区域性政党的联合。得不到这些小政党的支持，国大党在议会就不占多数席位，就没有执政资格，就要解散政府，重新进行选举。这种情况近20年来曾多次发生。1998年，瓦杰帕伊总理领导的联合执政党执政仅13天，就因为泰米尔邦ADMK政党的退出，执政联盟仅因1票之差失去议会多数席位，政府解散，重新举行大选。可见，印度这些地方政党的力量实在不可小觑。
库玛听着阿雅先生的教训，一言不发，调转车头，从热闹的集市开进了静谧的乡村。天色渐晚，一个个乡村只零星点着几盏路灯。我们到达一个在当地很贫困的村子，村民们聚在村里的土庙前，等着阿雅先生为这座土庙剪彩。我能感受到，国大党在玛依杜拉的亲民状况明显不如贡伯戈讷姆。在贡伯戈讷姆，村民都争着抢着发言，可在这里，到了让村民陈情发言的时候，村民们一个个正襟危坐，看看阿雅先生，看看库玛，眼睛骨碌骨碌打转，却一句话也不说。
这沉默的尴尬气氛持续了一会儿，阿雅先生便直接对着站在后排一位抱孩子的女人，开口说：“请问你的孩子多大了？”
“8岁了，阿雅先生。”
“他在上学吗？”
“是的。”
“每天都去上学吗？”
“是的。”
“那你很为他高兴吧？”
“是的，但我也担心。”
“担心什么？”
“您知道，我们村的孩子上学要去邻村那座学校，我们这边还没有学校。去年村口修了公路，孩子们上学要过马路再走一段。可路上车很多，过马路很不安全。所以我担心……”
“是啊是啊！”“太不安全啦!”“给我们这边也修一个学校吧！”“就是啊，阿雅先生！”……
那女人还没讲完，村民们就你一言我一语打开话匣子讨论了起来。阿雅先生一下来了精神，下午的不悦一扫而光，仔细询问村民们各种问题。过了一会儿，阿雅先生对大家说：
“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修建一所新的学校不是那么容易。你们也知道，印度这个官僚系统……呵呵，你们要是等一座新的学校修起来，恐怕你们的孩子都已经小学毕业了！所以我想一个及时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和警察商量，在公路上画上斑马线，并且每天上下学期间，由警察配合家长自行组织人员帮助孩子们安全通过马路。库玛，这个事情可以和警察协商一下吗？”
“没有问题，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办吧。”库玛说。
“很好。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阿雅先生问大家。
“嗯，可以。”“这是个办法。”“是啊，这样就行了嘛……”村民们连连点头。
就这样，阿雅先生铁青的面庞渐渐变成了与人们激烈讨论时的专注与热情。地主爷爷和珠宝商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气氛变得融洽起来。只有库玛，还是不苟言笑地站在背后。接下来，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3个村子，直到夜里12点半才回到住处。库玛、地主爷爷和珠宝商各自回去休息。
晚饭后，阿雅先生问我今天的感受。我如实对他讲了我感受到的玛依杜拉与贡伯戈讷姆的不同。阿雅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问：“您和库玛认识很久了吗？”没想到，这个问题引来阿雅先生对往事的回忆。他不无忧伤地对我说：
“我刚刚来到这个选区的时候，库玛还是一个出身非常卑微的游手好闲之人。那时，我决定要参与选举，去找拉吉夫，请他提名我为国大党下院议员候选人。那时，我已经是拉吉夫最信赖的幕僚和朋友，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拉吉夫听说我想做政治家，就对我说：‘听着，玛尼，我会尽全力支持你。但你必须有一个选区，你想要哪里？’
“你知道，一般印度政治家都会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也通常是他们活动和关系网最发达的地方作为自己的选区。可是我出生的时候，印巴还没有分治。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我的出生地被划在了巴基斯坦境内。哈哈，那当然不可能成为我的选区！后来，我在德里一带上学到20岁，就去了英格兰。从剑桥毕业时又加入了外交系统，长年驻扎海外。在印度，竞选拼的就是你和选区人民之间的联系，情感上、利益上、政治上，可那时我这一切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想，虽然我出生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境内，但我的家族曾是南印度泰米尔邦的名门望族。于是，我顺着家谱找到我祖宅所在的地方，就是玛依拉杜。虽然几十年都没有来过，我的姓氏依然代表着我和这片土地难分难解的关联。但让我最终决定选择玛依拉杜作为选区的还是一个意外。要知道，在每一个选区，国大党都已经有一位候选人了，那不是轻易就可以更换的。更何况，那时国大党在玛依拉杜的候选人已经连续两届当选议员，是很有威望的老前辈。但就在我想要参选的时候，这位老前辈突然病逝，这个位置一下空出来。我预感到，这就是我的选区！于是我马上对拉吉夫说，我想要成为玛依拉杜的国大党候选人。拉吉夫决定支持我，虽然那时已经有另一位国大党地方领袖等待那个位置很久了。那个可怜的人我至今对他抱有歉意。令我高兴的是，他虽然没有支持我，但也没有成为我的敌人。
“得到提名以后，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那时我一句泰米尔语也听不懂，于是49岁的我开始学习泰米尔语。虽然我自视拥有语言天赋，但在几个月内掌握一门不同语系的全新语言，挑战依旧很大。当我开始竞选活动的时候，我还不能完全流利地讲泰米尔语，但已足够应付选举。至今，我也不能像土生土长的泰米尔人一样讲话，我总是讲得比别人慢。但也因此，人们在我讲话的时候，会更加注意仔细聆听。
“我那时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我与拉吉夫之间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是总理最信赖的幕僚，并拥有极为亲密的私人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暴露出我的致命弱点--不论我与中央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我却没有自己在选区的基层组织。而在竞选政治中，让你获胜的是基层选区的一张张选票。所以，更严峻的挑战是从零开始建立起我在当地的基层组织，从而在选区能够进行有效的竞选活动，争取选票。要知道，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常年在那里经营，组织已经十分成熟。
“就在这时，库玛找到我，说想为我工作。我看他简直就是一个孩子，20岁左右，来自一个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家庭。他一直默默跟着我，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在竞选中，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拉选票，半夜才归，一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顾不上吃饭。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跳上了竞选车，突然感觉饿得要昏过去。我说我想吃点鸡蛋，但周围的人也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到鸡蛋。就在这时，库玛拿来了三个热腾腾的煮鸡蛋，用布包着递上前来--那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鸡蛋，真是救了我的性命！从此之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孩子。那时的他，非常努力，非常好学，也非常忠诚。他时时刻刻地跟随着我，为我鞍前马后。我内心里对这个出身卑微的男孩子非常怜惜，也很感激，并且越来越倚重他。
“那次选举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拉吉夫遇害了。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我的心都碎了。有好几天，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甚至不想再参加竞选了。我想，即使我参选也不可能获胜，因为我当时几乎唯一的政治资本就是与拉吉夫的关系。如果人们选我--一个从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做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们认为，这个人能接近总理，他能帮我们在中央争取权利。而拉吉夫却死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我，一个民选政治的新手，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我后来才意识到，拉吉夫的死使人们对我--拉吉夫生前最亲密最信赖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不论他们是否喜欢拉吉夫，他们对拉吉夫无辜的死为我个人带来的巨大损失感到悲愤，感到痛苦。这反而让人们把选票投给了我。就像1984年，拉吉夫因为他的母亲英迪拉·甘地遇刺而获得了人们同情的选票，赢得了本来不可能赢得的大选一样。1991年，国大党在全国范围内，从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拉吉夫的遇害，赢得了那次大选。
“后来我虽然常住新德里，但我一有机会就会到泰米尔来。库玛帮助我管理我在泰米尔的基层组织，他还不知道从哪里取得了大学和研究生学位。有一天，他跑来对我说，他想竞选泰米尔邦议会议员，希望得到我的支持。他知道只有我在印度和泰米尔的影响力才能帮助他成功。我运用我所有的政治资源，帮助他竞选。他果然赢得了泰米尔邦议员职位。我当时想，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们之间是相互倚靠的，他强我强，他弱我弱。
“可慢慢地，我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劲了。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我发现他家里已经盖起了奢华的房子，里面用的家具还镶着宝石，他妻子浑身戴的都是金饰……虽然我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太对，但我并没有直说。我知道，有些事情，我管不到。库玛已经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有他自己的政治事业，他应该懂得如何去经营。但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库玛了。
“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我们是肩并肩打下的江山。虽然我花了大量时间在我的选区里，但我仍然不可能像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一样每时每刻都在这里活动。尤其是我后来当了部长，进入内阁，就更难有时间在选区活动了。在选区，我变得越来越需要依靠基层组织，也越来越依靠库玛。但这个时候，他已经羽翼丰满，越来越难以依靠了。也许是因为这些，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失掉了上一次大选……”
阿雅先生说着说着，陷入了沉思，双眉紧锁，眼皮沉沉地垂了下来。此时的他，像一个在衰老的漩涡中无助下沉的老人。我静静地坐在一边，本还有一肚子的问题，却不忍打扰他一天将尽时这宝贵的休息时间，便告辞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地主爷爷、珠宝商和库玛都来和阿雅先生一起吃早餐。席间，阿雅先生又谈到了基层组织工作流于形式不扎实的问题，库玛和阿雅先生直接争执起来。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只见库玛那嵌进铁黑面庞里的一双深黑眼睛低垂着，仍含着敬意，但那敬意却在无形中把他们拉远，而不是靠近。
用完早餐，大肚子邋遢诗人又气喘吁吁跑来，拿出一个又像梨又像丝瓜的绿水果，举到我们面前，用泰米尔语跟阿雅先生笑嘻嘻地说了什么。阿雅先生扑哧一声笑出来，对我们说：“诗人说他找到了那个玛依杜拉儿歌中叫做xiao-xiao的水果。哈哈，就是这个！”说着，诗人硬让我们把水果收下。阿雅先生一直笑，路上还跟我们说：“我们的诗人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永远快乐，哈哈哈……”
那天上午，在参加完一个悼念国大党地方领袖的活动之后，我们奔赴“潘查亚特首领大会”。阿雅先生说，这是他此行最重要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