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舍身求法的“民族之脊梁”。
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豪迈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他12岁时开始学剑习武，三更读书，闻鸡起舞。20～30岁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行程4万余千米，足迹遍布11省。在此期间他结交义士，拜访名家，眼界大开。他曾有一次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仗剑策马，7昼夜行程850余千米，虽载饥载渴，但他仍然怡然自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中国战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妥协退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也33同样使谭嗣同焦灼不安，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谭嗣同也开始苦思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8年初，谭嗣同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推行新政。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为了加强变法思想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
他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奉召抵京，受到光绪帝召见，参议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听到政变消息的时候，谭嗣同正端坐在寓所的榻上与好友梁启超商谈变法政事。来人通知说清兵正在抄捕康有为的住处，提醒谭嗣同赶紧离开。
有等待死期了。“谭嗣同让梁启超离开后，自己一整天都没出门，静静等待抓捕的人，没想到并没有人谭嗣同听后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之色，反倒是很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你赶紧去日本使馆求救，应该能借助外国友人脱逃安身。“梁启超反问道：”怎么光顾着我？
那你呢？“”我从前想救皇上无法救，现在想救你也无法救，我已经无事可为，只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向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第二天来到日本使馆，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保存，并要他东渡日本避难。
梁启超再次要求谭嗣同与他一同前行，可是谭嗣同却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你去做那个行者，为将来继续进行维新变法而做准备；就让我去做那个赴死的人，以报答圣上的厚遇之恩。”
与梁启超分别后，谭嗣同又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计划均告落空。
日本使馆又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谭嗣同毅然回绝，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今日中国从未听闻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国家不能昌盛的原因。现在如果要有，就请从我谭嗣同开始。”说完，他目光如电，全身散发出傲视死神的浩然正气。谭嗣同由于没有离京避难，最终被捕。
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之前，谭嗣同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遇害时年仅33岁。史称谭嗣同及同时遇害的5位志士为“戊戌六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