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用人，最知名的最具有戏剧性的人要算魏征，魏征匡正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对贞观之治贡献最大，在贞观名臣中也最著名。
唐太宗用人唯贤，不论对方出身、地位，只要有才，就纳为己用。他手下的很多人才都来自敌方，魏征就是其中之一。只有明君，才有这样的眼光识人才；只有明君，才有这样的眼光用人才。
魏征素有大志，通贯书史，但是少不得志，未遇明君。
魏征从小丧父，成为孤儿，落魄不得志。隋末天下大乱，魏征隐居道观，诡称道士，在武阳郡丞元宝藏的推荐下，得到李密召见，魏征献计策，李密不听。
王世充攻打洛口，魏征见长史郑廷页，献计说：“魏公（李密）虽然取胜，但死伤甚多；又无钱财，战胜不赏；这两条都是不能继续再战的。若据险坚守，旷日持久，待粮尽退去，我军乘势追击，定能大胜。”郑廷页说：“这是儒生老朽的话。”魏征因此不辞而别。后来跟李密来到长安，久无用武之地，自己要求去安抚山东，任秘书丞，到达黎阳，被窦建德所俘，拜为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和裴矩逃入长安，为太子李建成效力。
在唐太宗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皇位之时，魏征曾极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但是当时李世民又立战功，手下人才又极为强盛，所以李建成没有采纳。
在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李建成战死，魏征被俘。魏征作为李建成的智囊，多次为他出谋划策，使得李世民多次险遭暗算。这次李世民命令武士将他押上殿来，厉声责问道：“你大肆挑拨我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你可知罪？”魏征毫无惧色地说：“太子如果早听了我的话，岂能有今天的杀身之祸？”
唐太宗器重魏征，认为他是正直的人，不因为曾是自己的政敌而恨他。太宗即位后，拜谏议大夫，封为钜鹿县男。贞观六年，唐太宗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满怀喜悦地说道：“魏征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在古代的君王中可能也只有唐太宗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弃怨用才”。
魏征受到唐太宗器重后，第一件任务就是安抚原太子的山东势力。
当初太子李建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地方积极谋求支持者。他在河北、山东两地发展势力，“阴结豪杰”，使这两个地区成为他的势力范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的消息传到河北、山东时，当地百姓内心不安，有许多人考虑着为太子报仇。一些别有用心的军事集团首领如幽州都督李瑗，就利用这种形势起兵反叛，对唐太宗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构成了严重隐患。所以，唐太宗在消灭了原东宫、齐王府的敌对势力后立即着手去平抚这两地。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后，还是决定派魏征前往山东担任宣慰使，以瓦解建成在山东、河北建立的势力。
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而李唐皇室出于关陇地主集团，要想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就必须任用山东人士。正如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所意识到的“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可见，山东、河北两地在太宗的这盘棋中极为重要。
为了尽快地安抚河北、山东两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一个月之后，便封魏征为谏议大夫，派他安抚河北，并让他“便宜从事”，赋予了他随机处理事务的权力。当魏征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正好遇上了州县官吏押送前东宫、齐王府的属官李志安、李思行前往京师，魏征上前与副使商量说：“东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
魏征一番言之有理的话语，也更为州县官吏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们听从了魏征的建议，当时下令释放了李志安、李思行等人。此事传出之后，前东宫、齐王府逃亡之人纷纷投奔而来，不再躲藏逃匿。魏征此举无疑又为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了“信义”，为进一步争取山东豪杰的支持和拥护创造了条件。从此，唐太宗对魏征也更加信任了。
魏征在安抚山东势力中立下首功，并在以后辅佐唐太宗的过程中尽心尽力。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全面主持国政。胸怀大志的他下令百官上疏备陈“安人理国之要”。这时，刚从原太子建成阵营归顺的詹事主簿魏征奏道：“陛下，俗话说‘饥者易为食，乱后易于教也’。”
唐太宗本来就对魏征欣赏有加，这次见魏征的意见又是不同凡响，所以他很感兴趣地问道：“此话怎讲？”
魏征答道：“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唐太宗仔细分析了魏征的话，觉得他所提出的建议甚有道理。不错，要实现“理国安民”的目标，只需几年的努力便做到。他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作为自己大治天下的决策。
唐太宗与魏征不愧为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的决策恰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隋末唐初，社会经济严重衰退，饱经战乱的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已久，他们此时最为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自己过上稳定的生活。恰是基于这种深邃的历史感悟，才使他们在百姓的深切期望中，做出了“大治天下”的政治决策。可以说此举是顺应了天意，符合了历史发展潮流，是众望所归的。
贞观初年，太宗开始治理国家之时，由于当时社会情况复杂，有很多不合理的事，为此魏征提批评意见二百多条。
有一次，太宗问大臣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有得到大家的帮助，思虑方能周全，国家才能治理好。
贞观十五年（公元631年），太宗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去问魏征：“为什么近来大臣们不议论朝政？”
魏征回答：“懦弱的人，虽忠心而不能说；疏远的人，担心不受信任而不敢说；自私的人，怕不利于自己而不说。”
太宗说：“我并没有怪谁，我只是想敞开胸怀，采纳真直规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畏惧，难道我做得不好，既然这样我应该改正。”
魏征是个称职的谏臣，他能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甚至连太宗发怒他也决不妥协。有一年，国家正大量征兵。有个大臣向太宗反映说：“有些人为了逃避兵役，谎报年龄，应该把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征召入伍。”太宗觉得这个大臣说得很对，就按他的意思去办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派人把魏征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十八岁，其实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
魏征神色坦然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被魏征的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可心里还是不服气。
魏征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征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再也无话可说。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又重新下了一道诏书，免征不到１８岁的男子。从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了，并且提升他担任太子太师这样高级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