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人口大量死伤和逃亡，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北朝末期，北周相对统一了北方，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大量迁移和逃亡到南方的贵族、贫民，给南方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南方的开发和发展有了突破性进展。
隋文帝在南北经济都比较平稳、战争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和平地取得政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隋王朝，加上隋文帝励精图治，注意节俭，反对奢靡，很快就集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史称“开皇之治”。
“开皇之治”的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富裕，国力强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是汉代以来再一次出现的太平盛世。
在开皇24年中，较大的战争只有两次：一次统一江南的战争，这次战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一举统一了江南；一次是隋文帝远征高丽，无功而返。此外小的战争对国家影响不大。“开皇之治”的重要特点是战争较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民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最好的标志是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人口增加到四千多万，劳动力的增加，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
“开皇之治”的秘密是让人民得以安静，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生产。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业，粮食就是财富，当仓库里堆满粮食的时候，隋王朝各方面的发展就有了经济基础。
然而，隋炀帝打破了隋朝的安静局面，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战争频繁，徭役不断，开皇时期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很快消耗殆尽，国家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大量的死亡和逃亡。隋末动乱造成了州县萧条的景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虽经过唐朝初期的治理，但社会经济凋敝还很严重，“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人民生活在“危困”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渴望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本应实行安民治国之策。可是无奈于当时群雄纷争，全国尚未统一，因此在高祖武德年间，唐朝的统治者们往往把目光致力于“削平区宇。”根本无暇将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面。
如果说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建立大唐帝国之后，他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限于“削平区宇”。那么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使一个国家稳定团结，使之走得更为长远的问题了。
唐太宗登基后，唐王朝面临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人口大减的局面。
唐太宗治理天下的根本方针是休养生息、抚民以静。正如唐太宗所说：“为国者要在安静，”又说：“国家未安，百姓未抚，且当静以抚之。”
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实施这一方针，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即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看来唐太宗抚民以静的中心内容是要在“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的指导思想下，让百姓务农事本，发展社会生产，并以此作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
我们从唐太宗的许多言论中，就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深远智慧，如他曾对近臣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爱惜民力，能够虚心接受大臣劝谏，停止一些不利于百姓的工程。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付诸实施，实在是难得。
唐太宗不仅重视抚民以静，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具有深邃的智慧和谋略，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其独特的政治远见。
唐太宗即位之初，接受魏征的建议，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为封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在此之前，隋炀帝也同样大举兴办过教育事业，可是各级学校“徒有名录，空度岁时”，均未能培养出“德为代范，才任国用”的人才，于是下令裁撤学校，使好不容易有了一定发展的学校教育又遭到严重打击和人为破坏。相对于隋炀帝而言，唐太宗“偃武修文”政策的贯彻无疑是成功的。唐太宗不仅坚持发展学校教育，而且注意改革学校教育体制，最终使得天下儒士抱典负籍，云集京师，形成一时盛况。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唐太宗又令大臣制礼作乐，并以之辅佐刑法，使唐代法律体系表现出与过去各朝代明显的不同。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太宗的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遇大事不惊慌鲁莽，更不轻下决断，总是把眼光放得很长远，因此才能成就贞观盛世的丰功伟绩。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行事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这正是唐太宗成功的秘诀之一。
以抚民、安民为主的国策是根据唐初的形势而制定的，其主要的内容是安抚百姓和重视农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唐太宗即位才两个月，就主持了“自古理政德失”的辩论。
唐太宗说：“大乱之后，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天下大治。”
魏征说：“不然，人在困难危急之时，担忧的是死亡，希望天下大治就容易教化。乱后易教，如饥人易食。”
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上百年，才能使凶暴者改恶从善，废除刑杀。现在大乱刚刚结束，就想达到天下大治，我不敢有此奢望。”
魏征说：“那是平常的人，不包括英明君主。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民积极响应，一年就可以办到，三年成功，就算太晚了。”
太宗很赞成魏征的说法。
封德彝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越来越坏，秦朝使用刑法，汉杂霸道，他们要想民风醇正而不能。现在皇上如听魏征的话，国家恐怕就要败乱了。”
魏征针锋相对，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人民，实行无为而治成就了王业，实行仁义道德成就了帝业。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和教化。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仗，乱到极点，胜利后，马上就是太平盛世。九黎乱德，颛项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虐，商汤放之，在汤之时，即现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时，亦致太平。如果说人越来越坏，到现在都变成了鬼魅了？怎么还可以施教化呢？”
封德彝无言以对。
抚民以静，是天下大治的先决条件。汉初文景时代的“无为而治”就是让人民休养生息，才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德年间忙于统一战争尚不能让人民休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可汗兵临渭水，唐太宗以政治家和军事家气度，和颉利可汗立渭桥之盟。当时如果要打，突厥不一定得到什么好处。
唐太宗认为：“我刚即位，治理国家需要安静。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应该让他们安静，使之富起来。”不进行对外战争，以减少兵役的负担。
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有人主张重刑。
太宗嘲笑道：“老百姓之所以为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其身，所以不顾廉耻。我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不为盗，用不着重刑。”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如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我常想，伤身的不在外物，都是由嗜欲造成的祸患，若沉溺于佳肴美味，歌舞美女，想得到的越多，损失就越大，既妨碍国家，又侵扰百姓。”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要使不失时，只有国君简易宁静才行。如兵戈屡动，土木不息，想要不夺农时是不可能的。”
王珪说：“秦皇、汉武，外则穷兵黩武，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尽，祸难遂兴，他们不是不想天下安定，而是失掉了安定天下的政策。隋朝的教训，应引以为戒，这是陛下亲身经历，知道怎样去改变它。但是开始容易，要坚持就难了，但愿陛下慎终如始，方尽其美。”
太宗说：“对，国家安宁与否，取决于国君，国君无为则人民乐，国君多欲则人民苦，我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
到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还嫌不足，征求不止，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忍受，所以就灭亡了。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枝叶茂盛，君能清静，老百姓怎么不得安乐呢？”
唐太宗就是这样，把安抚百姓作为大治天下的先决条件，常抓不懈，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