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未安，百姓未抚，且当静以抚之”。唐太宗李世民心怀大志，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在制定“抚民”的国策后，唐太宗又采取了多方面的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安民措施，其中以重农措施尤为得力，同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帝王深邃的智慧与谋略。
“仓廪实然后知礼节”，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着力解决他的子民吃饭穿衣问题。唐太宗当上了皇帝，能够在十数年间解决民众吃饭穿衣问题，“斗米数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要使百姓安静下来，必先解决百姓的衣食，要衣食无忧，必须让人民有田可种。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从这些话里，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他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
唐太宗的重农政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推行均田，奖励垦荒
隋末的大乱，割据势力互相攻伐，十人中有八九人因战争而死去。豪杰四起，草莽巨寇趁火打劫，弄得一片萧条，人们为躲避战乱而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人口的急剧减少和大量空荒地为实行均田制提供了前提条件。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十分之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分给其他人。”这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但是，武德七、八、九3年间，皇室内讧激烈，均田令虽然已经颁布，但并未认真贯彻。直到朝廷内乱结束，唐太宗即位之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均田制。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彻底实行的。因为官僚贵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使得政府缺乏足够的土地分给农民。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而富人却有千亩以上的土地，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是永远也无法解决的。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七月二十日，太宗下诏：将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圃院，分给遭水灾的农民。贞观元年，关中旱灾，粮食歉收，组织农民到外地“分房就食”。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
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愿。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以上证明，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租庸调法与“轻徭薄赋”
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收取赋役的标准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其中有很多内容不太合理，于是在武德七年四月重新修订，简单说就是分到土地的农户每年交纳粟二石，叫做租。服役（不论是何种徭役）二十日，如果不想服役，可以用交丝绸来代替服役，一天交丝绸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做庸。纳丝绸二丈，外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调。
唐太宗登基以后，大力贯彻静以抚民的政策，国家很少再发动战争和做一些劳民伤财又不利于发展经济的事情。很少再征徭役，于是放宽了直接生产者服徭役的年龄，也可以用别的物件抵徭役。但服庸役却非常严格，说白了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国家不但鼓励而且通过法律强行发展农业。唐太宗即位以后，对租庸调法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只不过加大了贯彻力度，尽力使法令下达到最底层。
实际上，唐初能够减免的租赋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国库犹虚”，国家的运作需要大量的粮食，所以说当时的物质条件并不充裕。因此，“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影响农时的劳役。
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了隋亡的全过程。统治者永无止境的私欲，无穷无尽的徭役让人民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才纷纷揭竿而起，隋朝很快就步秦王朝的后尘，灰飞烟灭，历史是多么相似。对于这些历史的教训，唐太宗也不希望重蹈覆辙，做事尽量去奢省费，躬行节俭。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大臣说：“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顺乎民情。”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敝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人如果纵欲，其心必乱，心乱则志丧，然则危亡之期马上就会到来。唐太宗减少了农民群众的“劳弊之事”，这就意味着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唐太宗还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太宗在贞观时期一直保持这种作风，致使社会风气比较淳朴，国力随之增强。
在限制徭役方面，唐太宗做得还是比较到位，为了能彻底执行，太宗甚至还动用了《唐律》，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就受到刑法惩处。《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这样的处罚用意显然是在防止滥用人力。
劝课农桑，不夺农时
劝课农桑是鼓励人民积极从事生产，使经济得到发展。唐太宗不但经常遣使到各地巡视，还恢复了被废弃的籍田仪式。颁布《籍田诏》，预作准备，皇帝亲耕。据《旧唐书·礼仪志》载：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天子亲耕籍田本是古代帝王一直相传的仪式，但由于后来的帝王不重视农业，从东晋起，便没有再举行过这种仪式。唐太宗这种举措，显然是想提倡农耕。所以他对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非常痛恨，他曾经下令惩治这些人。贞观四年，他对诸州考使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为此，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非常疲乏。他通过亲耕尝试到了劳作的辛苦，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这是发自他内心的感受。他派人到各州县去体察民情，对派去的人说：“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时，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城大旱，招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太宗来到禁苑，看到那里的庄稼已经被蝗虫吃得所剩无几，他随手抓起一只蝗虫祝告说：“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让你们吃了，你们这是在坑害百姓。你们可知道你们这是在要天下百姓的命啊。百姓没有过错，如果要有过错，责任也都在我，你们如果要是有灵性，只该吃我的心，而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张嘴就要吞下蝗虫，身边的大臣急忙劝说：“皇上，别吃，吃下去要生病的。”太宗说道：“如果能以我的病痛换回百姓的粮食，我也就安心了。”说着，他就把蝗虫吞了下去。太宗的举动显示出他的忧民之心。
唐太宗十分强调不违农时。因为灾荒不是年年都有。所以唐太宗对有违农时的事情，一概以农时为主，其余事情酌情调到另外时间去做，他认为农时一失不再来。例如，贞观五年，就发生过与农时相冲突的事件。按阴阳家的说法：“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以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太子举行冠礼会影响春耕，于是把太子的冠礼改在了十月，十月秋收已经完毕，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不耽误农时，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唐律》中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这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时候动工，违反农时，所以被视为“非法”，这项法令旨在杜绝官吏在农忙时动用民力。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思想。
兴修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