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提出的问题越多，那么他在童年早期认识周围的东西也就越多，在学校中越聪明，眼睛越明，记忆力越敏锐。要培养自己孩子的智力，那你就得教给他思考。
——苏霍姆林斯基
类似于下面这样的情况，一定曾经在你身上发生过。
在你读书的时候，总是会做很多的习题。当某道习题的答案应该是A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却都会选择B。
为什么呢？因为参考答案是B。
就这样，在老师讲评答案的时候，这些学生仍然认定答案是B，但是老师宣布的结果却让大家大跌眼镜——参考答案印错了。
于是，又会有许多学生长叹一口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选A来着。”
这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现象，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其中一个是中国家庭，另一个则是美国家庭，它们的相同点则是都有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
每当中国的孩子画好了一张画后，他总是会拿着自己的画，飞快地跑到父母身边让他们鉴赏，同时会问：“你看，我画得像不像？”而每当美国的孩子画好了一张画后，则会向父母提问道：“你看，我画得好不好？”
在这一字之差中，我们的思考就此开始。
关于第一个故事，我们得到的问题是，学生为什么迷信标准答案？
在那些选择B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脱离思考，直接抄录了之的，另外一部分则是经过了思考，却因为知识掌握不足而错选B答案，然而最主要情况则是——本来选对了，看到答案后则放弃了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三种情况中的何者，都暴露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们的孩子缺乏主见，缺乏自我精神，缺乏自我想象的能力！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学校教育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然而最主要的责任，则应当归结到这些孩子早年的家庭教育中。
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太多的规矩，太多的标准，当孩子在如此种类繁多又死板教条的规矩、标准下成长时，所受到的要求、管制必然导致了他们逐渐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想象与创造的潜质，继而变成无主见、无思想，无灵活性的“小机器人”。
当我们意识到家庭教育此方面的缺陷时，便不能不为其感到由衷的悲哀。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故事，颇为耐人寻味。
一天，3岁的小女孩朱迪告诉她的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妈妈听后非常吃惊，于是便问她是怎么认识的。
朱迪说：“是她的幼儿园老师克丽丝小姐教的。”
于是，这位母亲在表扬了女儿之后，一纸诉状把克丽丝小姐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一切圆形物体，然而当她学会了26个字母之后，朱迪便失去了这种能力。鉴于此，这位母亲要求该幼儿园赔偿小女孩克丽丝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
经过审判，法庭得出的结果是起诉成立，判决幼儿园赔偿小朱迪精神伤残费100万美元。
在这位母亲因为女儿失去想象力而痛心不已，以至于不惜与幼儿园诉诸公堂的时候，几乎我们的每位家长，都在为自己的孩子能够多认识几个字而欣喜交加。
关于第二个故事，我们得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情况下，孩子的问题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答案很简单，当我们的孩子第一次向父母展示他粉色的小熊画作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像！真笨！熊怎么可能是粉色的！”
反过来，当美国家庭的孩子作出相同的行为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一只粉色的熊，真不错，看上去很新鲜。”
于是在此之后，中国的孩子仍然会继续画画，但是在他的笔下，却再也不会有粉色的小熊诞生了；而受到夸奖的美国孩子，则会继续自己的创作，继续自己想象力的发挥，创造出蓝色、绿色甚至银色的其他动物来。
在中国，三千年的文明传统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礼仪和规矩，当这些条条框框渗入到家庭中时，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教育成为了传承这些条框的手段，几乎每一代孩子都在这些条框的限制下生活，等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创造性被剥夺一空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规矩的传承者，于是，调教下一代懂规矩、讲礼仪的过程便再度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我们整个民族在创造能力上的不足。
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现状后，一个新的问题又横亘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如此执迷于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