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寻偶’失败，我清楚这不可能成功。唯一的办法是赶到消息闭塞不会看英语或汉语消息的偏僻地方，在深山老林里，有些女人正在那种地方寻找一夜情，找活命的出路。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耽误时间。”
罗琳用汉语说：“请讲，我在听。”她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一大口，时间猛地站在他一边。他想起那时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对象。亏得公司还没有拍卖那架供总经理、董事或其他急事使用的折翼机，能够速度极快地在任何地点降落。在兴都库山中，在鄂尔温草原，在萨拉丁沙漠，他急如星火地找可能的女人。每到一地，他掩盖好飞机，穿最简单的不醒目的衣服，租辆车或租匹马，弄套当地衣服打扮完自己，赶快学上几句本地语言，就到集市或酒吧，寻找急不可耐的女人--那些带着巨款引诱无知的本地少年的外国女人。他如猫轻巧地嗅着鱼腥味，迈着稳健的步子向前：这样可保证自己被感染，而不会感染别人。
想当然的道理？别讥讽地笑。为达到目的，在几天之内找几次性冒险，得到几笔经费，他必须虚假地与这些女人情意绵绵，女人看到有可能上手时会不顾一切，而他只有取到足够的钱才能肯定这真是个“有染女”，而不是同样无知的寻芳客。
三天下来，他却没有设想的那么幸运：他无法肯定成功地被感染了，而且再进行下去，他可能自己成了传染源。这要命的赌博，使他冒出一身冷汗。绝望之中，他决定进行最后一次。他将飞机上存放的地图一一摊开，目光落在太平洋环岛的一个小岛上，这是一个无法做旅游沙滩的渔村。在他选中的一系列地点中，这地方本是被删去的。
第四天上午，应该说是阳光最温暖热情洋溢之时，他到达渔村，假装成一个本地贫民，在泥滩捡取海水裹上来的废物。对所有走过的男女视而不见，专心极了。终于，他看到一个女人朝他走过来，一个东方女子，衣饰讲究不俗，挽着头发，身材迷人。
她用英语跟他说话，他茫然不知所答，只是憨厚地笑，然后那女子用汉语，他更装糊涂。那女子脸也不那么紧张，绷成一个拳头的左手放开了，腕上戴着一只镶嵌宝石的镯子。
他装痴呆不懂。汉语明显不是女子的第二第三语，而是母语，虽然带一点广东腔。女子蹲在他面前，一阵浪涌来，袭得她的衣裙和鞋湿湿的，她看着他，从他周身上下看，边看边说。语句怪怪的，仿佛说的是：“你真好在这儿，认识应该，哪边家在？”她站了起来，浓黑的一头长发披散下来，回头望村子的动作优雅。他庆幸这几日的大晒太阳，已经将本来就泛黑的皮肤镀了一层褐色光泽，显得格外健康，他继续变得傻傻的，伸手去抚弄女子引人注目的手镯，他看出上面的宝石是真的。
女子立即把镯子脱下送给他。他什么也不懂地拿着，抬起头朝女子快乐地笑，很近地看这个女子，她最多不过20多岁，眼睛深邃，右鼻翼边有颗小黑痣，地道艳丽的南洋女子。
他咕哝了几句“本地话”，知道这时候的肢体语言比什么语言都有表现力。他的目光看着她脸上的痣，曲线优美的嘴唇，目光里腾起火焰。她显然也激动起来--相信找到了一个不知情的本地青年。
他们走回旅馆时，是正午12点，旅馆很安静，白墙白栏杆衬得高大的葵叶棕姿态沉着，上面开着一串串乳黄色的花茎，阳光转成一片白光，温度上升，如他们俩的身体的感觉。所有的人前戏都很短，生怕失掉了机会，男人无法支持长时间的勃起。但是这个南洋女子，似乎真的产生了感情，在淋浴时抚摸他的脸，喃喃地诉说着什么，然后牵着他的手出浴室，两人投入忘情的拥吻。
糟糕，他想，这可能真是个寻找爱情的女人，如果他已经带毒，那就会殃及无辜。女子已经躺到床上，妩媚地朝他微笑。他回到浴室拿来毛巾，慢吞吞地擦干身体，眼睛却不朝床上望。他故意无助地站在那里，女子笑出声，叫他上前。她摸着他的身体，充满柔情，突然从床边一个提包里取出一大袋金光闪闪的首饰，要送给他。
这下子他一直悬着的心搁稳，相信找对了人，可能这女子的确相当富裕，而且把一生积蓄全部拿出来救自己一命，可能连祖辈遗产都带来了，而他能给的帮助就是将这场交易进行到底，女人爱恋的样子可能是习惯，她的乳房不大，红晕却比一般女人多些，皮肤有光泽如丝缎。
他趴在她身上，亲吻着她，正想进入她，突然，她把他推开，靠着枕头抱着腿，哭了起来，一边用汉语说：“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做这事。”
他倒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生死关头朝后退的女人，他现在完全相信这是个带毒女，反而更加急切地要得到她，像一个淫兴大发的男人，他扑了上去，把女子按倒在床上，但是她用力推开他，非常用劲，他掉下了床。
她再也不抬头看他，样子非常绝望。他看出来，这女子是认真的，是个良心发现的人，他无法再纠缠下去--他能体验这种利他情操，毕竟他自己就是在以命相搏。
他看着这局面，不知该说什么好，同时发现自己下面蔫了，失去了性能力，性欲不能讲道理。他穿上衣服，准备离开这房间，这个道义两难不是他能解决的。况且，他自己是不是已经带上病毒，还是个问号。他拧开门的一刹那，女子叫住他。
他回过头来，女子把一大袋首饰都递给他。他没有去接，惊异地问：“为什么？”
“有了这些东西，我怕我还会想坏主意，再用这些东西去勾一个男人。”
看着那些闪亮的珠宝，他明白这是一笔相当大数目的钱，但是他还是犹豫，无功受禄，等于抢钱。
“病一发作，这些钱财完全没用。”女子伤心地说。
他需要这笔青天飞来的财富，他已经能想象经费已到，血清已备，工作就能展开。或许，对全世界的拉慕尔病人最重要的事，是他拿着这钱就走。
他走过去，接住沉甸甸的袋子，靠近她，俯下身，用汉语说：“你叫什么名字？”
“珍妮，”女子几乎没有思索地回答，“珍妮陈。”这个男人突然改成汉语，没有使她吓一跳，或许她已经在精神过分激动准备赴死的状态。
他抚起女子的脸，她仍痛苦地闭着眼睛。他在她那颗痣上吻了一下，轻轻地说：“你这钱会有好用场，你也会得到好报。”
他知道这最后半句是虚伪的，疫苗的培养要三个月，三个月内，他可能来得及救自己，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女人却只有这一次机会，为什么不让可能与机会连接一下呢？于是，他把这个女人揽入怀里。
“这么说，我们在处理一个道德问题？”罗琳尖刻地说。
他想说，欧洲人的伦理学太学理化了，中国人的道义只是讲个怜悯，讲恻隐之心。
“道德并不是供思考分析的。”他说。
“但是你看，”罗琳按了一下按钮，墙的透明圆形的办公室几乎把全岛景色全收眼底，“你看我们把这些已经病残的男女用电网隔开，不然他们会像野兽一样撕咬扭打。男人恨女人，因为女人是明知其事，有意传染给男人；女人恨男人，因为是男人传染给每个女人。”
“不对，”他说，“有意传染给男人的女人，已经清除，就不会发病落到此地。潜伏期内传染给女人的男人，不知其事，不知者无罪。”
“瞧，”罗琳说，“你自己开始分析善恶责任。仇恨是群体的热狂：这里的男人，恨所有的女人；这里的女人，恨所有的男人。连我们每天派出的治疗队，都必须男女分开，不然要被撕碎。”
“不，我相信只有同情怜悯，才能拯救这世界，我决心来实践我的下半句誓言：在陈珍妮这样的人身上，疫苗应当起作用。”
“你想找这个病人？”罗琳迷惑地问。“你相信好人不会得病？”
“对了。这就是我百忙中先打扰你的目的。我怕在会议上你们这些专家否定我的疫苗，而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成功的开始。”
罗琳神情冷淡，但仅仅是一瞬间，她收起讽嘲的微笑，一声不响地按亮电脑。看来她被这个中国男人的决心所感动。她打上Jenny Chen的名字，屏幕上马上显出了有10个病人叫这名字。她摇摇头，招手让他走近，然后一个个打开这些人带照片的档案。
“不是，”他摇摇头，“不是，往下。”在第七张上他停住了，头发挽上，脸上有颗黑痣，“好像是她。”虽然是登记照，也是一个娇好的面容。然后他读到档案：新加坡政府遣送，病历记录三个半月。“是她。”
“要看近日档案吗？”罗琳犹豫地说，毕竟，她看出来，他对这女子是有感情的。
“我是医生。”他说。
罗琳一按键，屏幕上出现一张长疮的脸，几乎遮住眼睛，眼睛眯成一条缝，头发剩下不多，还被剪得短短的。再按一个键，是全身赤裸的照片，已长满疮，完全不像他曾经见到的美好胴体。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已经完全无药可治，或许他培养的疫苗也已经无计可施。
他千万里飞越大洋到这个集中营，是为了什么呢？来听那一套枯燥的数字分析？
他说：“请今天的会议主席团同意我和这个病人同时进行治疗。毕竟，一切从肉体开始。”
他猛地脱掉上衣，撸上袖子，松开一条绑带。上臂赫然露出的，是反复感染的溃疡，现在绑带一撕，涌出无法阻止的脓血。罗琳一声不响，她已经料到这个东方男人会有这样的下场。
评论：“世界”的女儿：虹影
陈瑞琳
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在寻找虹影，也许在北京，也许在欧洲。电话里，听到了虹影的声音，那么女性，那么坦荡，她说她在意大利，此刻是半夜的三点。
在我心里，虹影好像一出生，就不属于那个阴暗窄小的家，不属于重庆那个地方，甚至不属于中国。她的生命只是一个误闯的投胎，她的成长注定要沿长江直下，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最终成为“世界”的女儿。
因为虹影的作品，人们知道了她的身世传奇：出生在大饥饿年代的私生女，成长于长江边的贫民区；18岁离家出走，选择流浪和写诗，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疯狂约会、疯狂写作”的文学“黄金期”；1991年远赴英伦，和知名学者赵毅衡结婚，蜚声世界文坛，再经历离婚，与英国名作家韦蔼德生下一女，然后走上红地毯，等等。她的人生，几乎就是文学意义的所有痛苦在人间的演练和实践，以至于她不再需要想象虚构的填补。写作，对于虹影来说，只需要两个最艰难的字，那就是“勇气”，因为这个“勇气”，意味着一种“抉心自食”，其创痛之剧，非寻常人所能为，何况一女子！
虹影说：“我上过高尔基一样的童年大学，那是我作为作家的最早训练。然后是社会这个大学，让我阅尽人间悲苦，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比我的家庭更惨、更不像人一样活着的人。”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人，虹影说：“我更知道人间的多样变化、丰富多彩，绝不是那么单一，它有苦难的一面，不是那么单纯。经历过那样一个悲惨世界的人，应该悟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8岁的虹影，一场惨烈的爱情让她经历了女人最深重的痛。但是她把这痛都锁在了身体里面，等待有一天炸开来，那发酵的血腥就会把她变成小说家。贫穷、阴暗、伤害，造就了虹影，也造就了那个荒谬的时代。虹影自己说：“我本不会写小说，亦或写诗。我不想把人生活成小说，但是小说自己来找我，诗找上我。”
作为一个惊世骇俗的作家，虹影的了不起就在于她敢于直面这个真实的世界，她的无畏和彻底，令人怜惜，令人敬重。从《饥饿的女儿》《阿难》到《上海王》《好儿女花》，虹影的创作，一次次地冲击着当代中国文坛，震撼之中具有颠覆。这个从川南重庆江边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在心灵流浪的途中，她说“自己曾经被毁灭过，但后来又重生了”，“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这真是个奇迹”。虹影这里的“重生”，是来自新世界的“光”。从《饥饿的女儿》里面的长江，到《阿难》里面的恒河，虹影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个人狭小的痛苦和哀伤，而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寻找的悲歌，甚至是世界性的“大流散民族”的文化哀歌，更是对人的命运在现代时空下处于“流浪”状态下的挣扎思考。
成名作《饥饿的女儿》无疑是虹影自己的悲凉故事，虹影说：“沿着书中描述的地址，你会找到我的家。”“那个堕胎的女孩就是我，18岁的我……”小说所表现的“饥饿”，既是那个时代人对食物的饥饿，也是灵魂上的饥饿，同时也是性的饥饿。里面所描绘的人物，从父母到手足，从老师到街坊，无一不是在物质与精神的生存困境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尤其是主人公六六的畸形青春及其成长代价，更突现出“生活的灰暗和难以置信的残酷”。这部被誉为“新写实”风格的自传体小说，无比真实和深刻地表现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现实，从1949年到大跃进，从大饥荒到“文革”，从“文革”到风云变幻的80年代。正如西方评论界所认为的：“这本书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美国：葛浩文教授序）
从《饥饿的女儿》开始，虹影面对创作的超然坦率、出格和离经叛道，使她成为当代华语文坛上绝对的“另类”，也因此成为近年来最富争议的小说家。围绕着她的《英国情人》（原名《K》）是否以真实人物生活为历史背景，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曾引发文学圈对“文学与法律”界限的极大争议。她的新书《上海王》，则描写了一名妓女“成长”为旧上海十里洋场黑帮老大的故事，她在小说中甚至浓彩重墨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四段性高潮的幻觉，被舆论称作“妓院小说”。对此，虹影说：“我喜欢这些青楼女子，我可以重新写出她们的命运，最后明白了什么才是她们真正需要的。”她所说的“明白”，正包括主人公对自己身体的发现。在虹影看来，女性身体的美丽只有通过性才能得以绽放。
《好儿女花》，是虹影在文坛的又一声撕心呐喊。女儿终究是女儿，走到多远，还是想要回头。声声慢，步步泪，为母亲奔丧，为自己再寻故乡。作为《饥饿的女儿》的续篇，虹影再一次揭开了心底里的伤疤，再一次平和地叙述烟尘往事，如同用刀划开自己，流出血花一样的文字。书中的“母亲”既代表着过去，代表着最深层的爱和苦，也代表着那个时代人的集体悲哀。一个人的终结便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告别“母亲”，也是告别那个时代。“这是一封长长的信，给母亲，告诉她我内心的困惑和痛苦，也给未出世的女儿，告诉她，她的外婆和母亲是怎样一个人。”虹影说。对着天上的母亲和体内的女儿，她必须开始说这个故事。
美国伊利诺大学比较文学家徐钢说：“从《饥饿的女儿》到《好儿女花》，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在实质上是有连续性的。如此以个人幽灵般的记忆扰乱大历史的线性思维，除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外，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读到比《好儿女花》更能揭示女性隐秘心理和创痛心理的作品。”
其实，每一个独特的生命都是造物主的杰作，虹影永远只属于她自己。关于生命的另一个解读就是没有一种得到是永远，失去的同时也将是另一种得到。
叛逆的虹影看来永远无法属于世俗，正因为此，直到老，她都会觉得自己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