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天津生活的重演，好景并不长久。至美的幻境终会破灭吧。为了挽回妻子，瑛的父亲曾发誓戒掉烟瘾，不再纳妾，可没过多久他就故态复萌，又吸起了鸦片，开始在风月场出入。同样为了挽回妻子，他故意不支付家用，想逼干妻子手里的钱，这样她再想走也走不成了。这一招挽留之计显然是拙劣的，透露出一个男人内里的慌乱与不自信。
不止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差异，两人在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南辕北辙的分歧。父亲抱残守缺认定私塾教育是正路子，而濡染了西风的母亲，则认为正规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的、多元的、全面的，两人为此不断发生争吵，谁也不肯妥协。每逢大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仆佣们就将瑛和弟弟牵开。可声音是关不住的，两个孩子在阳台上无声地踩踏着三轮脚踏车，听着屋内时高时低的争吵声，内心惴惴不宁，不敢发出丝毫声响。晚春的阳台上悬挂着绿色的竹帘子，自行车轮辐滚动着，将宁谧的时光分割得支离破碎。是否就是在那一刻，敏感的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红的蓝的家恐怕无法维持下去了”，快乐总是那么短暂，不牢牢地抓握在手里，就会很快不见了踪影。
最终，母亲拐卖人口似的将大女儿瑛送进了学校。先是熟人开办的学校——刘氏女学，教师只有母女三人，和一个老先生、一个陆先生。父亲去看过她，唯一的一次。正好上体操课，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女生排开在校园里，齐肩发、瘦长脸的陆先生，只在黄柳条布夹袍的外面，套了一根黑丝绦，胸前挂着口哨，娇娇小小的身材，吹着尖溜溜的哨子让她们原地踏步。父亲忽然出现在操场边，戴一顶英国式的白色太阳盔，六角金丝眼镜，浅灰色长衫套在高高的个子上，飘飘洒洒的，一脸笑嘻嘻的模样。后来回家，父亲还几次问起陆先生，问她结婚了没有。然后，进了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填入学证时，瑛还没有正式的学名，母亲略一踌躇，将英文名胡乱地音译成两字——爱玲，填在了入学证上。这名字在母亲看来并不理想，想改又一直未改。自此，张爱玲成为她沿用一生的名字，陪伴她求学著文，经历人间种种颠沛而至终老。
不知母亲的这一强硬之举，是否导致夫妻二人走向决裂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结婚近十五年后，张志沂与黄素莹办理了离婚手续。对于一直信奉“我们家族没有离婚一说”的张志沂，这无疑是一次重度打击，是一连串打击的继续和升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悔，甚至走到了律师面前，又拂袖离去。连律师都被磨得失去了耐性，差点对他挥起了拳头。更为疲惫的张爱玲的母亲，愈发铁了心离婚，反复的争吵将两颗心已经磨蚀得千疮百孔，还怎么修复。
终于协议离婚。张爱玲的母亲搬离了家，一向与父亲不和的姑姑也搬了出去，与她同住。家重新被抽空了，甚至比母亲回来之前，更显空落。离婚条约注明张爱玲和弟弟跟随父亲生活，但可以常去探望母亲。
母亲和姑姑租住在公寓里，在那里张爱玲第一次看到了坐在地上的瓷砖浴盆、煤气炉子，对于她，属于母亲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异而华美。在心里，她有小小的安慰，她绝不想父母因为她而勉强生活在一起，不断地争吵，用语言伤害对方。
离婚后的父亲，在一条巷堂里重新租住了一套房子，离舅舅家很近。也许，父亲还指望这位与他交情不薄的舅亲，能帮他挽回尚存余温的破碎的婚姻。可是，很快，母亲又要走了，去法国留学。这次是一个人。
张爱玲在学校住读，母亲临走前来看她。张爱玲木然少语，面上不露丝毫惜别的伤感。母亲似乎也沉浸在终于解脱的喜悦里，这一场见面是那样客气、光滑、顺畅。张爱玲站在高大的杉树下，远远地望着那个细瘦的身影走向红色的铁门，在张开又闭合的铁门后彻底消失了身影，心里攒着一股劲，仿佛这是与己不相关的事，可终究撑不住，眼泪滑下来，越来越密，越来越急，竟至站在寒风里大声抽噎起来。没有观众，只是哭给自己看。
母亲带走的，是一个多么绮丽的梦啊！张爱玲不知她还赶不赶得上，也许，她穿上母亲买的漂亮的新鞋子，也是追不上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