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起来，张爱玲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想把身体练得强健些，为出逃做准备。何干来收拾东西，说父亲准备让她搬到后院的小楼里去，一栋破败的房子，一溜摇摇晃晃的楼廊，绿色栏杆漆色斑驳，东倒西歪，传说有丫头曾在那里吊死过。何干也没奈何，只惦记着搬点什么家具过去，让她能住得舒服些。幸好还没来得及住过去，张爱玲生了病，严重的痢疾。何干去向后妈讨药，只给了一盒万金油。父亲不肯为她请医生，这一病就是大半年。每日躺在床上，被疾病耗蚀着力气，张爱玲从窗口只看得见一方青白色的天空，已经是秋天了，已经是冬天了，对面的门楼上挑着的灰色石鹿角，下面两排小小的石菩萨，在视线里僵硬不动。她用心倾听大门的每一次开启和关合，锈蚀的门闩被拉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然后“仓啷啷”一声烈响。即使在梦里，她也能听见这声音。她梦见父亲终于让她走出了大门，带她去郊外兜风。司机将车开得飞快，夏夜的凉风舒畅地拂过手臂，街灯渐渐稀落，两边黑魆魆的田野。不知怎的，她忽然想起听过的一个案件，一个妓女被骗到郊外勒颈而死，首饰与钱财都被洗劫……她在冷飕飕的寒战中醒来，怔忡良久。难道我生在这所老房子里，也要在这里死去吗？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眼角滑下一颗泪珠，悬在那里，青白色的脸颊上。
何干见她病得实在厉害，怕她有个三长两短，无法向主人交代，就躲开后妈，将张爱玲的病情说给她父亲，父亲不能不重视这位忠实的老佣的话，他不想背上“恶父”的骂名，思之再三，还是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药剂，趁后妈不注意时去楼下给她注射。张爱玲的病情终于控制住了，在何干的精心护理下，身体一点一点地恢复。支撑着张爱玲的，还有那个她从未放弃过的信念——逃离这个家。
暗地里，她在积蓄力量，那是出逃必需的资本。她也在寻找办法。她考虑着种种出逃的可能与障碍。她从何干嘴里摸清了两个门警换班的时间，暗里思忖大门口的那条煤屑路，走上去沙子“簌簌”作响，如果出逃可否顺利地从这条路上跑过去。旧历新年前夕，机会来了。张爱玲已经可以扶着墙壁走路，尽管身体还十分虚弱。她迫不及待地准备实施出逃。
深冬的夜晚，她用望远镜看清楚门前的黑路上没有人，趁着两个门警换岗的空当，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开门闩，将望远镜搁在牛奶箱上，闪身溜出了大门。寒意像一柄小刀刮削着皮肤，大半年没走出家门的她终于站在了人行道上，这是多么可喜的自由。街灯下空荡荡的，满世界的寥廓与空寂，她是那么的喜欢，她爱这世界！
她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看见一辆黄包车，和车夫讲起了价钱。她很高兴囚居的生活没有让她忘记怎么还价，身后随时可能有人追来，这份自由还不够安全，可她在从容地还价。终于逃到母亲和姑姑的家，她瘫软在地上。喜悦已经耗尽了她身体里积蓄的气力。
一个星期后，何干来了，捧着她小时用过的一只首饰箱。知道她逃走后，后妈将她的一切东西都分给了人，只当她死了。何干偷偷留下了几样她小时的玩具，有一把白色象牙骨扇子，淡绿色的鸵毛，老旧不堪了，一扇就掉毛，痒痒的，让人不免呛出眼泪来。何干因为张爱玲的出逃也被连累了，后妈总疑心她是同谋。母亲拿给她五元钱，这微薄的钞票里寄放了感激。
没过几天，弟弟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篮球鞋来了。他要求留下来。可是母亲的经济力量只能够养活一个孩子，弟弟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仿佛老旧的鸵毛扇急速地扇动着紧绷的空气，漫天飞舞的绿色羽毛，呛出了每个人的眼泪。
弟弟回去了，抱着他那双篮球鞋。张爱玲在母亲家住下来，预备补习报考伦敦大学。从一个困境里逃脱出来、本以为会松口气的张爱玲，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很快，母亲的家也变得“不复是柔和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