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战争加剧了这个冬天的寒冷。上夜班，唯一让人欣慰的回馈，是有宵夜吃——牛奶和面包。凌晨三点了，天还黑沉沉的，张爱玲揉一揉冻僵的手，抱着胖胖白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去厨房煮牛奶。醒着的病人陷在寒冷和病痛的双重夹击中，睁大了双眼看着她走过去，那遥不可及的胖胖白白的牛奶瓶，在昏暗的光线中发出耀眼的白光。
水寒彻骨。黄铜锅没有盖子，锅壁上满是油垢，她不得不用肥皂刷洗，任由无数把小刀刮削着手指。锅坐在炉子上。蓝色的火苗和老黄色的铜锅，一个跃动，一个凝重。这一刻是宁静、温暖而光亮的。对于肮脏的人与事，她是宁可闭上眼睛、扭转头去，给自己环护一个光洁明亮的世界。可是那个病人的声音蛇一样曲折地游过来，“姑娘啊！——姑娘啊！——”这声音将厨房里亮着的一只白蜡烛，吹得东倒西晃。她不禁怨愤起来，仿佛被困住的兽，这可恶的疼痛！可恶的声音！
天快亮时，声音终结了，像被黎明前的寒冷冻住了一般。那人，死了。
有经验的职业看护去处理他的后事了，张爱玲和同学继续缩在厨房里，仿佛没有这样一件悲惨的事情发生，他们就着炉火的温暖，用椰子油烘烤小面包。很快，面包散发出了有穿透力的香味，这来自人间的慰藉，远处传来悠悠的鸡叫，一个漫长的夜晚终于熬过去了。
除了看护，他们还学习日文。这也是战争的“后遗症”之一。派来的老师是个俄国人，本来是一头黄发，全部剃光了。他上课喜欢和女生开玩笑，重复的那几句。不用多久，就没多少人对日文感兴趣了，听课的人越来越少，终于气得他不肯再来上课，于是换了老师。
俄国老师颇为欣赏张爱玲的画。看到一幅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当即掏出五元港币买了去。那段时间，张爱玲画了不少画，由炎樱涂上颜色，自己看了也不免欣赏赞叹。仿佛是受战争特异气氛的刺激，她以极简而夸张的线条勾画出一帧帧抽象的人物百态：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有着向前突出的斗鸡眼，头与颈貌似电吹风的少奶奶，脖子奇长、五官平板的听话的小女孩，表情悲伤、永远被动的“可怜虫”女人，蹲在地上患传染病的妓女，身形像狮子又像狗，衣襟下露出丝袜边和一抹吊袜带……她一面状态喷薄地画着，一面在心里明白：也许这么好的状态，很快就会过去，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说好和炎樱一起回上海，可是，忽然的一天，炎樱的住处人去屋空，同学告诉张爱玲，她已经走了。一记鼓槌猛烈地击打在头部、心上，张爱玲跑回宿舍，扑倒在床上蒙头大哭。这样的哭，在她渴望逃离父亲家时不曾有过。这样的哭，更甚于离开上海时独自一人在船舱里的哭泣。她哭得不肯停歇，其实并没有观众。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被人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