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又在德国无线电台找了份工作，是国语新闻播报员，每天晚上在旗袍外面罩一件藏青色的哔叽大袍，作为防护服，提一盏小油灯，穿过灯火管制的黑乎乎的街道去上班。玫瑰红的灯罩上满是细小的颗粒，防止打滑。经过了战争的街道到处是坑洼，黑暗中一不小心踩虚，还是将灯摔破了，只好摸黑回来。张爱玲时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只在黄瓷缸里点一只白蜡烛，瓷缸上的小绿龙在光影中似有若无地浮游，全上海仿佛都死寂了，只有一盏时钟的分针在“嘀嗒嘀嗒”响着。蜡烛放在水门汀上，正好照见开关，她就着微弱的灯光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咀嚼，看那什么郎什么翁在报纸上说着俏皮话，说着家长里短，什么都处在毁坏之中，可哪怕是毁坏的，也让人生出疼惜。她舍不得去睡，用铁钳将炭火基子戳碎，异常明亮的一刹那，热力也蓦地增强了，不肯离开，贪恋这最末的、即将消逝的温暖。后来，在《天地》杂志上看到苏青的一篇文章，张爱玲才知道在同样的夜晚，同样的孤寂中，苏青也感受到世界末日般的难受。然而，这个夜晚终会过去，一天终会过去。一天又一天。到了早晨，听到隔壁房间拉窗帘的声音，“刺啦啦——”一声轻响，不知谁家的仆佣说话的声音，更深地缩进被子里，不去看未拉上窗帘的窗口那敞亮的天光。一天又重新开始了……
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大雨如注的深夜，她拎着沉重的皮箱走上山去，不敢叫醒守门人，缩在门洞子里过夜。潮湿阴冷的夜晚，兀自瑟缩着，斜风吹刮着冷雨一下下打在身上，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声，车灯的光影扫过来，是一位阔妇人带了女儿来上学，汽车夫“啪啪”地拍门，顿时宿舍里灯火辉煌。她趁乱钻进门去，遇见舍监怯怯地打个招呼，奔上楼进自己的房间。梦戛然而止。
第二天她涨红了脸讲述这一段，仿佛它真的发生过。后来又在信里说起这个梦，再一次哭起来。仿佛碰触了某根敏感的神经，泪水止也止不住。
想要自由从容的生活，经济上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张爱玲拿起了笔，仗着极好的英文功底向一本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投稿。英文月刊的稿酬比中文月刊优渥，《二十世纪》是1941年底在上海创刊的一本综合性杂志，有时事报道，也有小品文、风光旅游、书评与影评，面向的读者群是在亚洲生活的西方人。杂志的主编克劳斯·梅奈特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作者的文章，题为《Chinese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洋洋洒洒一万多言，文中不乏对中国人生活与服饰的独特见解，还配有十二幅作者绘的发型与服饰图。他大为惊喜，很快刊发在1943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上，并在编者例言中予以推荐，称作者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篇文章就是《更衣记》的英文底本。以前在学校校刊上，张爱玲就发表过英文习作《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大学三年为了苦修英文，她连写信都是用英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引起一时轰动，她自然是趁热打铁，又接着写了《Wife，Vamp，Child（妻子，荡妇，孩童）》，评论《梅娘曲》和《桃李争春》，是《借银灯》的英文底本；《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评论《万世流芳》，《Mother and Daughters（婆婆和媳妇）》评论《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三部影片；《中国的家庭教育》评论《新生》《渔家女》，这些文章连续几期在《二十世纪》上刊发出来。文章看似点评的是电影，实际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心态、趣味，以及中国人关于教育、人际关系、宗教信仰、文化趣味种种的姿态。对于这些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话题，张爱玲写来却让人觉得新意频出，不乏妙语，有自己独特的见悟。发表在1943年《二十世纪》最末一期上的《中国人的宗教》，克劳斯·梅奈特在编者按中点评：“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小时打下的古文根基，年少时接触西洋文化，这两种滋养一直在张爱玲敏感的内心世界里交融，发生着奇妙的化合反应，形成了她别一样的眼光，别一样的看法。对于中国人的一切，她不是一味地赏析，也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抱以好奇的注目，说出之中的凸凹、明暗、宏阔与细小、高贵与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