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5日，是中国的旧历新年。这一天，赖雅与张爱玲吃了午餐，报上登载了关于《秧歌》的报道。赖雅伏案写了一会儿小说，张爱玲去看眼科医生，回来两人一起吃了蛋糕和下午茶。张爱玲换上新年服，两人一起上街看新年游行。天上飘着毛毛细雨，街上人山人海，有美国军人、水手、海军、海防部队，还有船的模型，最后面是中式装扮的孩子、大红的喜包和黑色的长龙，从张爱玲的介绍，赖雅知道这些游行仪式已经是真正中国风俗的变形，有了不伦不类的味道。可是，这喧腾热闹的喇叭声，这欢天喜地的氛围，还是感染了他们，他们挤在人群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方便观看的地方，又一波游行队伍由远而近，夏威夷舞蹈、日本舞蹈和中国魔术，炫异的色彩洗刷了旧年的陈旧感。人群中的张爱玲，早已不是当年错过了新年的热闹，哭着闹着也追不上新年脚步的那个小女孩。她挽着赖雅的手，两人在喜气洋洋的街景中走路回家。深夜11点的街灯，将两人的身影长长地剪印在路面上，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秋天，张爱玲离开美国飞往台湾。她刚下飞机，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四十来岁男人走过来问她，“你是李察·尼克逊太太？”张爱玲惊诧摇头，自忖长得并不像西方人，男人点一下头，又转到人丛中去询问其他人了。遇到来接她的麦卡锡夫妇，说起刚才的一幕，张爱玲才知道这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经常守候在机场专接美国名人。这是个轻松幽默的开始。
张爱玲被麦卡锡夫妇接到他们在台北阳明山附近的别墅。一路上，她看到台湾街头随处可见的骑楼、老洋房和大树，感觉很像香港，而红砖道也带给她温暖感。此次台湾行，她想为小说《少帅》的创作采访当时还被软禁的张学良，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批准。在麦卡锡的安排下，她与白先勇等编辑《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作家们见面吃饭，面对这些心怀热忱的文学青年，张爱玲言语不多，语速很慢，表情略带些羞怯，但她素净白细的面容、得体而飘逸的衣着、高贵的气质，都给这帮文学青年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与在美国截然不同，张爱玲在台湾享受到的是众星捧月般的接待。在这些学生看来，她仿佛是民国二三十年学堂里的女学生，周身洋溢着一种薄凉的蓝色花雾般的氛围。后来曾在美国见过张爱玲，并为她做过专题研究的水晶，当时还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大二学生，听说张爱玲要来台湾，跑到好朋友王祯和那里去打探消息，自己又不好意思去看望她。
王祯和是张爱玲此次台湾之行的重要陪同者之一，张爱玲曾读过他的小说《鬼·北风·人》，对文中提及的花莲的风土人情十分向往。应张爱玲的要求，王祯和陪她去往这个还保留着浓郁台湾本土风情的小县城，领着她在花莲的街巷里穿梭往还，看老旧的城隍庙里的香烟人影，看郊外的田野阡陌天光云影，看原汁原味的山地群舞，看当地土风犹存又洋风渗透其中的风化区。在相对闭塞的花莲，她的装扮时髦而抢眼，引得“大观园”的妓女们拿好奇的目光打量她，而她也细致地观察着坐在嫖客腿上的她们，那一种眼风、姿态与风情。对于普通人，她永远怀着宽容的同情之心不去苛责，也不以道德的目光去严厉地考量。去酒家，酒客们似乎对她比对那些酒女更感兴趣，邀她入座同饮，她也从容面对。一只脚磨破了，她就在一只脚上穿着厚厚的袜子，一只脚裸露着，全然不顾小城人好奇的目光。
农历十月十五日，是阿美族的丰年祭祀仪式。张爱玲被奉为贵宾坐在主席台上，可她觉得太远看不清楚，跑到最前面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那富有粗犷生命活力的歌舞看得她欢喜不已。花莲小县城里那种活泼流转的生活气息，与张爱玲的审美息息入扣，是她至为喜欢的，她记下了厚厚一叠笔记。她和王祯和及他母亲三人，在王家附近的金茂照相馆合影，照片上留下“张爱玲小姐留花纪念”。照片上的她穿着花色的衬衫，皮肤白嫩，光彩照人。
花莲行前，张爱玲为表谢意，请陈若曦带她去给王祯和的母亲买一幅衣料。一路上，她不再是初见面一起吃饭时的寡言与羞怯，向陈若曦絮絮地说起老式的发髻、旗袍，女人的美……她的动作缓慢而稳当，却又透出豪迈爽快之气。她自言是个世界人，超越了地域，实在的没有一个地方让她真正有家的感觉，她却又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安住下来。
年岁越长，她的姿态里越透出对人世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