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张爱玲的工作内容是研究“中共术语”。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了3年，又精通中英文，按理足以胜任这项工作，可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陷入动乱，红卫兵报纸上的新术语非常少，资料有限。张爱玲非常努力地工作，却所获甚少，只好在报告中填充进别的内容，只在最后面附了两页名词。报告的行文风格也是她一贯的跳脱灵动式。这份工作的前任是夏济安和庄信正，相比两位前任的工作，张爱玲写的报告在陈世驤看来，所集词语太少，让他十分失望，而且没有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显得笔法过于感性散漫，只是一些简短的片段而已。他拿给另外三位学者看，他们也坦言看不懂。张爱玲的此篇报告名为《“文革”的结束》，另还有一篇短文《知青下放》，几经修改后也一直没能发表，她与陈世驤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
从这一时期开始，张爱玲的身份从作家向学者过渡，她也从写小说转向了研究小说。尽管来到美国后她还在写作，可作品在美国社会一直没能得到认可，在港台发表的几部作品较以前厚重广博了，但也失了她初涉写作时的灵动炫异之才气。颠沛多舛的生活加深了她对生活与人事的理解，也消磨掉了她内心的幻美诗意与对写作的纯粹而高热度的激情。她转向了更加沉稳，也更需要内力的《红楼梦》研究。
从十二三岁开始捧读石印本《红楼梦》，张爱玲已将这本书翻来覆去熟读了无数遍，对于这本中国文学经典巨著，她一直怀着郑重的景仰之心。她素来不喜欢板正严谨的理论文章，曾要胡兰成将论文打散来重新排兵布阵，现在她却无比耐心地沉入到关于《红楼梦》的诸多研究文字中。她自言平生若有三大恨事，除了俗语所说的“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对于她就是“三恨《红楼梦》未完”。少年时她曾写过《摩登红楼梦》，1954年在香港读到根据脂评研究八十回后“红楼事”的书，有石破天惊之感，仿佛久别重逢死而复生的老熟人。六十年代她又打算写作电影《红楼梦》剧本，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资料和属于自己的解读。她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已经熟悉到，不用特别留意，“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跳出来”。但是，张爱玲一直站在红学的研究潮流之外。她按照自己的思路，从源头开始溯流廓清，收集民间存留下来的一个个《红楼梦》修改版本，试图从考据入手，在推敲猜想中还原曹雪芹写作思路的初衷与细思。在剥离时光附着其上的种种遮覆之后，还读者一个清晰如初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只是写惯散文、小说的张爱玲，无法做到考证周全严谨、推论井然有序，她是以自己擅长的独辟蹊径的巧言妙语，在读者不经意处点染出新意妙解。
这份研究工作延续了十多年，将属于她的孤寂时光一点一点填满。犹如一梦十余年，她沉浸在自己心仪的干净世界里，并不在意外界的诧异目光，也唯恐过多地惊动他人，我行我素，竭力活成一个真实的自己。懂得张爱玲的胡兰成曾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