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是当时少数还“健在”的“革命元老”之一。他原本是干私盐勾当的，起义很早，一度成为元朝的心腹大患。只可惜这个张士诚发动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在占领了富贵乡之后，张士诚和其他政治势力都“打哈哈”，左右逢源，丧失了进取精神，一心沉溺在鱼米之乡的欢娱之中。他的队伍也迅速腐化起来。张士诚所部的军营中，婢妾乐器相接不绝；将领们不适大会游谈之士，就是樗蒲蹴鞠，没有人将军务放在心上。每次有作战任务的时候，将领们纷纷“打病假”，都不愿意出征。他们醉心于升官买田造宅院，没有了一点“革命精神”。这是农民起义者面临的一大问题。当赤贫的起义者们骤然间获得数不清的财富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时候，他们往往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丧失斗志，自我沉沦下去。张士诚的势力文恬武嬉，丝毫没意识到灭亡在即。因为另一边的朱元璋正从严治军，抽调主力要对张士诚下手呢。
1366年9月，朱元璋以徐达为主帅，常遇春为副将率二十万军队大举进攻张士诚。朱元璋所部在湖州、杭州、嘉兴各地对张士诚发动了全面进攻。这些地方的守将和军队望风披靡，败得一塌糊涂。多数将领投降，少数将领不知所踪，再少数将领战死。张士诚很快就输得只剩下老巢平江一座孤城了。朱元璋大军从南西北三面把它围得紧紧的，日夜攻城。
平江非常城坚，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困兽犹斗，徐达、常遇春等人攻打了将近一年也没把平江城攻下来。衰败至此，张士诚才算稍微恢复了之前“革命前辈”的风范，不仅拒绝了朱元璋的多次招降，还组织了数次突围行动，可惜突围没成功，城中也弹尽粮绝，伤亡惨重。他估摸着自己大限将到，先把妻妾老小赶到一座楼里烧死，再解下腰带要自杀。可惜没死成，张士诚做了俘虏。徐达派人押送张士诚去应天见朱元璋。张士诚可能不愿意在“革命晚辈”朱元璋前面俯首称臣，在船上瞅了个空继续上吊。这回，他死了。
张士诚这个人其实还不错，虽然贪图享受，但没有横征暴敛，而且保持了江南核心地区在元末的相对稳定。直到现在，苏州人都还怀念他。
五
1363年2月，朱元璋正准备去和陈友谅厮杀，张士诚派遣将军吕珍出兵围困“红巾军”的老巢安丰。刘福通出战，阵亡。韩林儿派人催朱元璋出兵“勤王”。
朱元璋阵营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朱元璋到底该不该出兵勤王呢？谋士刘基（字伯温）劝朱元璋不要去增援。刘伯温的理由很简单：我是我，韩林儿是韩林儿，各不相干。之前，朱元璋阵营因为还以韩林儿政权为招牌，所以还要不时对韩林儿的牌位、诏书下跪。刘伯温则一律拒绝行礼。朱元璋则认为：“小明王在包围圈中，情况很紧急。我们一向尊奉他的‘龙凤’年号，不能袖手旁观。”他还很重视增援这件事情，亲率徐达、常遇春前往增援。朱元璋的军队一举打败吕珍，把韩林儿迎接到滁州来。从此，小明王成为了朱元璋的傀儡。之前，朱元璋出兵勤王可能救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比刘伯温想得远的地方）；之后朱元璋依然尊奉“龙凤”年号，但只是把韩林儿当作幌子而已。
史学界据此批判朱元璋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蜕变”，成为了“农民阶级的叛徒”。的确，朱元璋已经不满意局限在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地位上了，他有更大的政治抱负。从人性方面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农民起义的种种特点表明，它的作用在于“破”而不在“立”。但天下不能没有统一的权威和稳定的秩序，客观上也需要一个人跳出农民起义的乱局，重建秩序。朱元璋想做，就让他去做吧。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立了百司官属。这时候，他的用心已经很清楚了。朱元璋这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要争夺天下了。当时朱元璋俨然以天子的身份向各地发布命令。所用的封拜除授及官方文牒，都说“皇帝（指小明王）圣旨，吴王（指朱元璋）令旨”。尽管小明王在前，实际上是朱元璋做主。
1366年12月，朱元璋、刘基等人觉得韩林儿在江北的滁州，不在应天，不仅碍事，而且构成了潜在的权力漏洞。于是朱元璋命令将领廖永忠去迎接韩林儿南下，乘船到应天来。谁知道，廖永忠在船队行至瓜步的时候，在韩林儿的“御舟”上凿了一个洞，淹死了韩林儿。事后，朱元璋就撤去幌子，成为事实的最高领袖。明朝官方史书将沉船事件记录成一件“事故”，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朱元璋的阴谋。事后（1358年），朱元璋召见了儒生唐解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立国的事情。前后种种都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了。朱元璋要做皇帝，“小明王”韩林儿和他那以宋朝后裔自居的农民王朝就是最大的障碍了。因此，韩林儿必须淹死。也有人认为，淹死韩林儿是廖永忠的“个人行为”。他可能是看出了朱元璋的心思，杀死韩林儿来邀功；也可能是只有建立了新王朝，廖永忠这样的人才能“再上一层楼”，做个开国功臣，所以他横竖都要杀死韩林儿。不管怎么说，韩林儿的死，朱元璋是最大受益者。
至此，朱元璋已经荡平东南群雄（主要是昔日的农民起义兄弟们），没有可以阻挡他称帝了。
1368年，40岁的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一代又一代农民起义者呼唤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在这个时刻才算是真正实现了——朱元璋就是亲手参加农民起义的、货真价实的农民。估计朱元璋在登基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昔日的小乞丐现在成为了九五之尊。一高兴，朱元璋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一口气追尊高祖为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为恒皇帝，庙号懿祖；爷爷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父亲为淳皇帝，庙号仁祖；高祖母、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全都追尊为皇后。叔叔伯伯、堂兄堂弟、儿子侄子，不管是否在世，不管有名无名，只要是“朱家”的子弟，全部封为亲王。这可真是典型的农民“显摆”思想。
大明王朝就此建立了，朱元璋就是明太祖。
六
登基的前一年年底，朱元璋排除了徐达与常遇春这对老搭档率大军开始北伐。
北伐的对象是已经被农民起义打击得奄奄一息的元王朝。北伐前，朱元璋还向天下公布了“讨元檄文”，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对于在元朝的民族高压下生活了近百年的中原汉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檄文也表示，对于自动归顺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与汉族人一样看待。
元朝大敌当年，仍然在忙着内讧。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根本调动不了诸将，一点阻挡北伐军进攻的办法都想不出来。此前，元朝的正规军与杂牌军一直在北方相互绞缠了十数年之久，现在手握重兵的王保保和李思齐等人在西北和山西杀得你死我活，发誓要先解决对方再取救皇帝。结果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军节节胜利，除了在山东遭到少许抵抗外，顺利地在1368年的4月占领开封和潼关，平定河南。王保保和李思齐这才醒悟过来，罢战。李思齐等关中军阀原本想退守关中，和北伐军对峙一下。结果刚一接触，元军就溃不成军。李思齐率残部投降了。这年8月，元顺帝见首都大都（今北京）孤城难守，带着太子和后宫弃城而逃，仓皇奔向漠北。元朝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就此结束。
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军随即对王保保等元朝在华北的残余进行扫荡。王保保咬牙和徐达等人干了一仗，结果连靴子都没了，带着几个人去找他的元顺帝去了。元顺帝见“复国”无望，死了。朱元璋说元顺帝主动放弃天下，还算有自知之明，就叫他“顺帝”吧。
之后朱元璋又招降了浙江的方国珍和四川的明玉珍，消灭了据守福建的陈友定和云南的元朝梁王，使明朝成为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
老农掌国
一
朱元璋尽管当了皇帝，但基因决定了他始终还是个农民。
后来人怎么评价饥寒交迫、身心备受煎熬的情形对一位少年朱元璋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直到明朝建立后，大臣们要修皇室家谱、立传，用极华丽的辞藻渲染朱元璋的家庭和幼年生活。朱元璋很不满意，亲自提笔忠实详细地记录下了儿时的悲惨记忆，毫不隐晦地留下了第一手资料。凤阳的巨大阴影在朱元璋的心底形成了一个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死结。在人格和记忆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朱元璋就已经自我定位为农民了。他日后的行为和执政处处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农民的特性。
朱元璋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个人奋斗史，时时将“朕本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等词语挂在嘴上；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只能他自己提起。别人若谈及朱元璋早年的悲惨，轻则挨打，重则丧命。为了防止明朝皇室子孙忘记祖宗的农民出身，朱元璋十分重视对子孙进行“革命家史”教育。朱元璋不停教导太子朱标说:“汝知农之劳乎？夫农身不离歌亩，手不释来相，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户，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精饭，而国家给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处食用，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苦于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不堪命矣!”
朱元璋的洪武朝，有许多匪夷所思的政策和做派。如果我们从一个农民的视觉去看待这些问题，一切言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二
比如洪武朝是一个“吝啬”的王朝。不仅对官员和百姓吝啬，朱元璋对自己也很吝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