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过以上对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经学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归纳出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这些特色主要表现在：继承廖平，阐发师说；重视传记，经表传里；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其中的某些特色，即使在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也是很鲜明的。由此体现出蒙文通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认真探讨和深入发掘的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一）继承廖平，阐发师说
晚清今文经学的著名人物廖平（1852—1932）在经学研究上提出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后又尊今抑古，这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亦提出己见，加以发展。
蒙文通以廖平为师，其经学受到廖平思想的深刻影响。廖平是晚清今文经学的著名人物，并对康有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廖平早年习宋学和八股文，后入尊经书院习汉学，注重字义考证和音训。公元1879年，治《公羊春秋》的今文经学家王闿运入川主讲尊经书院，廖平改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尤重《春秋》。然与其师王闿运重《公羊》有所不同，廖平重《穀梁》，但对廖平经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仍然是《公羊》。廖平早期思想发生过两次转变：第一次否定宋学，而接受乾嘉汉学；第二次否定乾嘉汉学，而接受今文经学。经过这两次转变之后，廖平思想进入了经学六变时期。
廖平经学思想凡六变：第一变是平分今古，即平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区分的根本在礼制，今文经学所言礼制是以殷礼为主的四代（虞夏殷周）之制，集中见于孔子所著的《王制》；古文经学所言礼制为周礼，主要见于《周礼》。周礼本于周公，《王制》为孔子手定，故有古文经学宗周公，今文经学祖孔子之说。第二变是尊今抑古，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中国学术从战国到西汉哀平以前，全是今文经学的派别，尊孔子，宗《王制》，无有不同。古文经学则是刘歆在西汉末年的伪纂，《周礼》是刘歆作伪的主要经典，目的在迎合王莽篡汉，刘歆作伪后，才有所谓的古文经学，而今存《汉书》等书中有关古文经学的记载，实为刘歆及其弟子的改窜。第三变是小统大统说，异于二变之论，认为孔子经说有小统、大统之分。今文经学所宗《王制》，不过是孔经的小统说，只讲中国治法。古文经学所祖的《周礼》，则是孔经的大统说，以治全球为本。第四变是天学人学说，认为孔经中有天、人两种制度，小统、大统都是对孔经人学的阐发，而孔经中还有高于人学的天学。“六经”中《春秋》、《周礼》、《尚书》为人学，《乐》、《诗》、《易》为天学。人学为人类社会立法，天学为宇宙立法。第五变是天人大小说，把天学之神游、形游与人学之小统、大统加以贯通。这也是对第三、第四变的细化。第六变是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解《诗》、《易》，相互比附，以证《诗》、《易》天学。廖平经学的六变，较有意义的是第一变区分今、古文经学和第二变尊今抑古，以及讲孔经人学与天学。其后三变，附会离奇，多遭学者批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流弊。
廖平经学对思想史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孔子“微言大义”的真谛是托古改制；二是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所伪造。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也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旦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打破两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廖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强调托古改制，因时救弊，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他说：“《周礼》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他指出，孔子面对“春秋时礼坏乐崩”的局面，深感不安，“乃思垂教”，“笔削《春秋》”，对《周礼》进行因革损益，以成《王制》，“孔子意在改制救弊”。既然历史上的圣人孔子都可以对传统的礼制进行改革，加以“增减”，“孔子繙经，增减制度，变易事实，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于是廖平把春秋时改周礼之弊与现实的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相提并论。他说：“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这样，现实社会改革弊政、“改弦更张”的政治要求就与孔子“改制救弊”的主张相符合。今文经学经过廖平的这样一改造，孔子就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而且是近代的孔子了。廖平所提出来的孔子“托古改制”以及“改制救弊”的思想，只不过是借孔子这个历史权威来表达现实社会的政治主题罢了。
蒙文通在经学研究方面，继承了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尊今抑古的思想，并积极阐发师说，扩大廖平经学的影响。他说：
自井研廖先生据礼数以判今、古学之异同，而二学如冰炭之不可同器，乃大显白。谓二学之殊，为孔子初年、晚年立说之不同者，此廖师说之最早者也。以为先秦师法与刘歆伪作之异者，廖师说之又一变也。以《大戴》、《管子》之故，而断为孔子小统与大统之异者，廖师说之三变也。
蒙文通阐述廖平经学的前三变，认为其经学一变是依据礼数来分判今、古文经学的异同，使得今、古文学之所以区分的内在根据大白于天下。而其经学二变则是尊今抑古，指出古文与先秦师法有异，系刘歆作伪。而其经学三变是提出小统、大统之说。关于以礼制分判今、古文学这一师说中的重要创见，蒙文通阐述说：“言汉学而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足以语汉学；言今古文而不知归本礼制者，不足以语今古文。……井研廖师，长于《春秋》，善说礼制，一屏琐末之事不屑究，而独探其大源，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认为廖平于今、古文经学的诸多分歧中，独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学在礼制上的不同这一基本差异，即今文经学以《王制》为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纲，并肯定廖平著《今古学考》一书，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之论，将其与顾炎武对于古音的研究、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并列为“三大发明”，给以很高的评价。
关于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一般认为今、古文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专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则详对经书文字的训诂；西汉今文经学重师法，东汉古文经学重家法等。对此，廖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之所以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是因为西汉今文经学“有授”，所以师说详明；而古文经学出于臆造，所以“无师说”。与此相关，今文经学力求浅近，以今文隶写古字；而古文经学则由于无师承，其古文又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以说字见长，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经学重师说，古文经学重训诂的原因。不仅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这确是他的一大创见。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力将此说发扬推广，扩大其影响。指出其师廖平从治《春秋穀梁传》入手，洞见文句、礼制为治《春秋》的两大纲，以后又认识到《穀梁》中所言礼制与《王制》相通，故以为《王制》乃孔子删经损益因革而自订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与清经学家俞樾之说有相合之处，但俞樾之说只取证于《春秋》，而廖氏师说则在一切今文家说中都能得到印证。可见廖平师说更胜人一筹。蒙文通并指出：“这不能不承认是近代经学上的重大发现。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蒙文通对廖平师说的继承和阐发，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廖平经学影响的作用。除继承廖平师说外，蒙文通思想中也有与廖平明显不同之处，如他不赞成廖平所说的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说法，他认为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一定程度上肯定古文经学的历史地位，认为从史学言之，古文学倒无大错，其特点是专心致志从事于经文的训诂考证，用力至诚，脚踏实地，严谨固守，而敦于笃行，这是其长处。当然他也批评了古文学的弊端。蒙文通在继承阐发廖平师说的过程中，也结合时代的变化，时时提出己见和新意，由此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师说。
（二）重视传记，经表传里
蒙文通与经学史上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朱熹经学思想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朱熹强调经传相分，而以经为本，直求经文之本义，批评汉学只讲传注而不重经义的流弊，主张超越传注，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来取代对经典本文、本义的探求。而蒙文通则在经传关系上，更重视传记，主张在以经为表，以传记为里的基础上，把经传结合起来。这种对传记的重视超过对经的重视的思想，表现出蒙氏经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公开讲明传记比经更为重要，这在经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蒙文通提高传的地位，认为六经与传同为道之所系，如果《礼记》、《易传》等传之不存，那孔子的微言大义也将不存。由此他批评了汉武帝罢传记博士的作法。他说：
赵岐言：“其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则文景以来，固有传记博士，自武帝而始罢。大戴删二百十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而《礼记》缺也。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有三篇，戴圣断取十一篇入《礼记》，司马迁断取十三篇入《乐书》，而《乐记》缺也。《五帝本纪》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此见汉儒弃置古记，而古传记因致绝灭之多，盖自罢传记博士始也。于是古传之仅存者，惟《礼记》、《易传》稍不失旧观，而《中庸》、《系辞》诸篇，能独存微言于一发。次则《乐记》、《书传》尚有梗概。而《乐记》曰“人生而静”诸章，《书传》曰“心之精神是谓圣”之语，亦足以窥见圣道之蕴。而《春秋》古传则割弃于《公》、《谷》、《诗》、《论语》之传更靡有孑遗，而孔氏微言乃略无可述。使非《礼记》、《易传》之存，则孔子大义微言几乎息也。是六经古传乃至道所系，自传记博士之罢，古传遂缺而圣学之精微晦矣。
在这里，蒙文通所说的传记包括了《礼记》、《乐记》、《书传》、《易传》、《中庸》、《系辞》、《公》、《谷》等为儒家经典作注解的书，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古传记等，蒙文通把它们称之为传记。由于汉武帝罢传记博士，仅立五经，汉儒也弃置古记，不仅使得《礼记》、《乐记》有缺，而且许多古传记也因此绝灭了。蒙文通认为，被武帝罢掉的这些传记与六经一样，均是道之所系，强调仅有六经是不够的，要经传结合，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传记，就会导致儒学之道不存，圣学之精微晦而不明。以此肯定传记包括古传对于维系儒家圣人之道的重要性。
蒙文通之所以重视传记，还因为不仅六经之传记互取为书，而且在它们之中还汲取了诸子百家之长，由此丰富了儒学思想体系。他说：
六经传记之互取为书，而又兼存诸子之篇者也。《公羊传》引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子公羊子，《穀梁传》引尸子、鲁子、沈子、穀梁子，《毛传》有孟仲子、高子、仲良子，《书传》有子龙子，则古传割弃后遗说之仅存者也。他若《诗》家之包丘、根牟、帛妙、薛仓，《易》家之商瞿、桥庇、臂、周丑、孙虞，则名氏空存，而遣说无征者也。盖六经传记，既互取以为书，而孔氏徒人，又或出入于九流之学，故又渐取之诸子以入记。……是孔子弟子散于九流，故传记又往往取诸子以为书。自汉抑绌百家立学校之官，而六经囿于儒家，孔学遂失其广大也。
指出六经之传记在行文里互相引用，以成其书。而且，传记还引用了不少诸子的话，蒙文通举例说明之，如《公羊传》、《穀梁传》、《毛传》、《书传》，以及《诗》家、《易》家等，都引用了诸子的内容，以丰富自身，增强其说服力。之所以传记对诸子百家多有征引，是因为当时的孔门后学，散在各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在地儒学以外其他思想文化的影响，出入于九流之学。受其影响，自然要引诸子之言以入记，取诸子以为书。这反映了儒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系统，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儒家也在汲取各家思想的优长、不断丰富自身的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可见汲取诸子思想的儒家传记之学，在对经的解释过程中，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但由于汉武帝废传记博士，绌百家以立五经博士，使得“六经囿于儒家，孔学遂失其广大”，而六经传记也次第减削，这受到了蒙文通的批评，认为罢传记博士带来了学风的转向，其弊不可胜言。他说：“自罢传记博士而章句蔚起，委曲枝派，烦言碎辞，其弊遂至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批评以章句训诂取代传记之学，导致繁琐释经，穿凿附会，破坏大体，而儒道难明。认为这是废传记引起的后果。
在肯定传记，认为经与传记同为道之所系而不可缺的基础上，蒙文通进而把传记提高到经之上的地位，其经为表，而传记为里，表里关系表明，传记比经更为重要。他说：“经学固百家言之结论，六经其根柢，而发展之精深卓绝乃在传记，经其表而传记为之里也。”认为儒家经学融会百家，而以六经为根柢，但经学的发展则体现在传记上，所以经为其表而传记为里。传记之学是在六经之后产生的，它汲取诸子，融会贯通，在释经之中增添了新的思想，其精深卓绝处体现了儒学的发展。他说：“儒家原为从周，故孔、孟皆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始主于扩张君权，墨家欲选天子，庶人议政，入于民治思想。自儒家兼取墨法之义，而理义之恢宏卓绝为不可企及；其人生哲学亦显有取于道家，而义亦益趋于精致。此皆求之传记而可见者。是知儒学之尊，其义皆系于传记。”指出儒家汲取墨家、法家、道家等的思想，更趋于精致，而这些都体现在传记里，而不是体现在早先的六经里，所以儒学之尊，其义皆系于传记，而非系于六经。这体现出蒙文通重视对经的发挥，而不谨守经文的经学思想之特色。蒙文通此文作于上世纪40年代末，其时经学与经典的地位已降至低点，使他对儒家经典与传记的关系能够看得比较客观清楚和深入，所以他能说出传记重于经典，经为表、传记为里，儒学之尊皆系于传记的话来。如果放在自西汉以来经学独尊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是很难看到这类公开宣扬重传轻经的言论的，即使对传记有所肯定，也不至于在贬低经典的前提下提出。这充分体现了蒙文通经学思想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三）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
蒙文通治经学的目的在于明道，而不是为治经而治经。然明道须通过明注、明传、明经来完成，不以明道为目的的学问，算不上一个造诣高深的学问家。并主张义理与证据相结合，如无证据，徒言义理则不足以论学。从而把明道、讲义理建立在明传注、重证据的基础上，既批评汉学单纯重考据的流弊，又不否定从事考证的工夫。而是把义理与证据结合起来，这体现了蒙文通经学思想的一个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