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士人文化中，历来就有这样两种观念：第一种观念是“学高能做帝王之师”，第二种观念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两种观念往往都是古代读书人的两大理想，张居正也不例外。
中国士大夫的“帝师梦”
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能够成为帝王的老师，自然是张居正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给皇帝当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凭着自己的才学和政治智慧，张居正比较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比起其他读书人来说，张居正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进入政坛后没有多久就当上了皇帝的老师——进裕王府侍讲，也就是给后来的明穆宗当过老师。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张居正才得以进入内阁，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这并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给皇帝当老师。在以后的岁月里，准确说来是在他取得首辅的地位之后，直到他去世，张居正都在做帝王之师，这个帝王就是明神宗。
从表面看来，张居正是无比风光的——给皇帝做老师当然好了。可是实质上，伴君如伴虎，跟君王打交道是一件难事，更别说张居正是在给君王当老师，就更加难了。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中，君主是最大的权力者，现在却在君主上面安了个可以教育、训导他的老师，很自然会引来君主的不满。这样一来，张居正就遇到了所有给皇帝当老师者的共同难题：作为老师，应该对学生耳提面命；可是，自己是臣，学生却是君，又不得不时时谨慎小心，不能太过分。
一言以蔽之，皇帝的老师不好当。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即使是极为尊崇张居正的明神宗，也因为自己的被管束而心存反叛，也正是这种反叛，才有了张居正死后的悲惨身后事。
除了上面的情况外，张居正还面临着做帝王之师的另外一个难题：如何做好天下英才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教育问题；其二，张居正身为帝王之师，自然也是天下读书人的老师，因而也要操心教育问题。当时的明朝学政问题积弊已久，很难一时革除，需要下大力气改革。因而，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不好当还体现在了学政问题上的难以改革。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讲讲张居正做帝王和天下之师的事迹。
先来看看作为皇帝老师的张居正都遇到了哪些麻烦。上面说过，张居正一直都在给帝王当老师，最早是给明穆宗当老师。那时的明穆宗还只是裕王，后来又给明神宗当老师。这次做帝王之师，一下就让张居正感受到了难处。张居正深知给明神宗当老师的重要性：不仅由于明神宗是帝王，而且由于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小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居正才感到了肩头担子的沉重。作为先帝的托孤重臣，自己理应负起教育和辅佐幼君的责任。可是，难就难在明神宗是个小孩上。因为这样一来，张居正事实上就是在塑造一个新君主，塑造得好自然是他的功劳，塑造不好张居正的罪过就大了。所以说，在一开始，张居正就知道自己挑的是一副重担。
张居正正式开始担负起教育和辅佐明神宗的重任，是在明神宗即位时的那场政治大变动之后，也就是太监冯保斗垮内阁首辅高拱之后。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场大政变之后，张居正事实上取得了最高的政治权力，坐上了内阁的第一把交椅。因此，此时的张居正正在得势，他已经实现了当上首辅的理想。因此，到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六日的政变平息之后，明神宗于十九日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召见，就成了张居正和明神宗之间师徒兼君臣关系的开始。
从表面看来，这次召见似乎是明神宗为了慰劳张居正才进行的。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朝廷发生政变的时候，张居正正在忙于明穆宗下葬的事。到十九日时，张居正已经回京了，于是明神宗就召来他问候，实质是向老师请安。
那天，张居正很早就来了。在早朝之后，师徒两人碰面了。君臣之礼后，神宗吩咐张居正到他的宝座面前，然后说道：“先生为父皇的陵寝，既辛苦又受热，但是国家大事繁重，你只可在内阁进行调理，却不要请假。”
张居正一边叩头，一边回答道：“臣只在内阁进行调理，处理好国家大事。”
神宗听他这样说，于是就将话切入了正题：“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说完之后，神宗就把穆宗对张居正褒奖的言论告诉给了他，还称他为忠臣。明神宗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我的父亲说你是忠臣，那么到我当皇帝了，你也应该一样的对我忠心耿耿。
张居正听到这话，感激得眼泪直流，俯着身子说道：“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张居正当然要表示决心了，同时还提到了自己的大政方针，那就是“遵守祖宗旧制”。最重要的是，他还对明神宗提出了“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的要求，意思就是要神宗要勤于学业、亲近贤臣、仁爱百姓和节省开支。神宗听他这样说，便回答道：“先生说的是。”一副全力合作的样子。看到明神宗合作的样子，张居正接着说：“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
大家看，现在张居正已经开始操心起神宗的饮食起居了，既是关心，也是要求。对于如此的要求和关心，明神宗自然答应：“知道了。”然后，他吩咐左右道：“与先生酒饭吃。”（《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
就这样，张居正结束了和明神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通过这次接触，张居正取得了正式稳固的首辅和皇帝老师的地位。从此，他需要担负起更加重要的担子：不仅需要处理国家大事，而且需要调教皇帝，以使其成为有道明君。这后一个担子无疑更重，因为别说是调教皇帝，就是调教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德行上都优秀的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在这次召见后，张居正上了《谢召见疏》，既表达了自己竭力辅佐的决心，也透露出了自己感到担子重的感觉：
“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
短短的一段话，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复杂心情：当上首辅自然是好事，可以逐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可这也是一件让人费心的事情，不仅需要履行自己忠于皇帝的“职分”，努力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会徇私使用自己的近人，而且需要敦促皇帝“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这些事情一旦没有做好，就不再是神宗一个人的责任，张居正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臣与师：权威面前的冲突
当好帝王的老师，需要处理好很多政治关系，这就意味着张居正不仅需要与自己的学生明神宗搞好关系，而且还要兼顾到皇宫之中方方面面的事情。令人佩服的是，张居正以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手段，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事实上已经走到了政权的最高层。他虽然不用担心内阁里面的政治斗争，因为他自己就是新内阁的组织和掌控者，暂时是没有谁能够撼动他的首辅地位的，但是他却不得不仔细处理好和另外几个人的关系。张居正需要处理好关系的第一个人，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是明神宗，这个是自然。我们先把他放到一边，以便进行主要讲述。现在，我们先来讲述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皇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另一个则是把高拱整下台的太监冯保。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这两个人呢？他们对张居正给皇帝当老师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张居正此时虽然大权在握，但却不是大权独揽，在他之上有明神宗和皇贵妃，在他身旁有冯保，都不是那么容易处理好关系的。尤其是皇贵妃和冯保，高拱就是栽在他们两人手里的，张居正上台后自然会小心应付。还好，张居正有的是政治智慧，一切的问题都被他处理得妥妥帖帖。也亏得张居正政治智慧高超，不然他这个皇帝老师当起来就要各处不讨好了。
先来看看张居正是怎样应付皇贵妃的。这位后来成为慈圣皇太后的贵妃，可不是一个平凡女子，她实质上是个政治女强人。就在明穆宗病重将死，冯保代为宣读遗嘱的时候，这位皇贵妃就传下了如此的口谕：
“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要尽忠为国。”（《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
从这个口谕，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皇贵妃处事不惊的胆识和独到深远的眼光。没有这些品质，一个女人是很难在丈夫去世、六神无主的情况下，说出如此之话来的。
对于这样的女主人，张居正自然需要小心侍侯着。因此，在明神宗即位后不久，神宗召张居正到平台商量给这位皇贵妃加长尊号时，张居正可费了一番脑筋。召见那天，明神宗严肃认真地对张居正吩咐说：
“皇后是朕的嫡母，可皇贵妃却是朕的生母，先生想想办法，将朕生母的尊号上多加几个字。”
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来了。怎么办呢？张居正苦苦地思索着：“不用说，现在明神宗即位了，明穆宗的皇后自然是要尊为皇太后的，但是这个皇太后却不是明神宗的亲生母亲，皇贵妃才是，因此对皇贵妃也要称为皇太后，不然神宗和皇贵妃就不高兴了！可是，怎么能够有两个皇太后呢？看来以后还需要给皇贵妃的皇太后尊号加长，才能够让神宗和皇贵妃满意，只不过这个事情要留待时机到来才能做，现在可不行！”想到这里，张居正拿定了主意，于是他上疏道：
“仰稽我祖宗旧典，惟天顺八年宪宗皇帝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贵妃为皇太后，则与今日事体，正为相同，但于嫡母特加二宇，而于生母止称皇太后，则尊尊亲亲之别也。然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谕，欲兼隆重其礼，各官仰体孝思，亦皆乐为将顺。今拟两宫尊号，于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庶于祖制无愆，而于圣心亦慰。”（《张文忠公全集·看详礼部议两宫尊号疏》）
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他的意思很简单：既然都不能得罪，那就暂时公平对付，在两个皇太后的尊号前都加上同样长度的吉祥文字。如此一来，皇后陈氏就成了仁圣皇太后，而皇贵妃李氏则尊称为慈圣皇太后，这样两宫也不会争风吃醋，而对自己心存不满了！张居正还举出了前朝的例子，说明宪宗之所以会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而对自己的生母皇贵妃却只称皇太后，是由于“尊尊亲亲之别”。而如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因此，给两宫皇太后加同样长度的尊号，就理所应该了！这样的说法，既解决了加尊号上的难题，也褒扬了明神宗的德治，可谓是一举两得。果然，这个上疏不仅得到了明神宗的赞同，而且两宫也觉得很满意，张居正也算是过了一个难关。
有人可能要问：张居正为什么要如此小心从事？原因有两方面：其一，皇室是他的主人，他肯定要侍侯周到；其二，此时的张居正身为神宗的老师，其实就是皇室的私人教师，自然也要搞好与皇室的关系。这对于张居正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心里非常清楚。因而有些时候，张居正在对皇室的态度上甚至近乎巴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权力是人家给自己的呢？失去了皇室的宠幸，一切权力都会落空，即使是位居首辅、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同样会担心这个问题。举例来说，万历元年，翰林院出现了一件奇事，这里发现一只白燕。就在同年，内阁大院里又开了并蒂的莲花。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将这两样“祥瑞”之物一并献给了慈圣皇太后。神宗听说后非常高兴，于是就下手谕说：
“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甚是喜悦，却独产翰林院中，先开于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见先生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赖先生启沃，固不敢颠纵，何德之有！”（《张文忠公全集·谢宸翰疏》）
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自然觉得高兴，因为张居正把这样吉祥的东西送给了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也在褒奖张居正，说这些祥瑞之物都生在翰林院里，表明张居正不愧为花中君子。
张居正此举，自然赢得了皇室的一致褒奖。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皇室对这位皇帝老师已经完全的信赖和宠爱了！这自然得益于张居正善于迎讨主上的欢心。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智慧，他这个本来就已经很难当的皇帝老师，可能就会费力不讨好了！
应付好皇室还不够，张居正还需要应付好司礼掌印太监冯保。通过前面的讲述，大家应该已经知道冯保在明神宗初年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了吧！别看他只是一个内宫的太监，但是由于他掌握着章奏的大权，因此属于实权派。在很多时候，就连张居正也不得不受他的牵制。张居正对于这样的政治权力格局，自然也是清楚的。以前高拱的失败，全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冯保的关系。自己现在身为首辅兼皇帝老师，也需要处理好与这个太监的关系，尽量减少冯保对自己的敌意，最好是能成为他的朋友。只有这样，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才能顺利地开展自己的教育计划，调教神宗成为有道的明君。因此，在张居正当政期间，他把处理好与冯保的关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丝毫不敢怠慢！
在这样的情形下，张居正对于冯保，自然是极力结好了！比如，李太后想要在涿州修建两座桥，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德，派了冯保去主持这件事情。张居正得知后，便写了一篇《敕建涿州二桥碑文》，在歌功颂德李太后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冯保的支持。还有，张居正知道李太后一心向佛，派冯保主持修建了许多寺庙，比如承恩寺、海会寺、东岳庙、慈寿寺和万寿寺等，因此只要修建寺庙，张居正都会题写庙中的碑文。有些碑文的语句，甚至完全是奉承之语，比如：
“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阴翊皇度，而我圣母慈光所烛，无远弗被，其功德广大，虽尽恒河沙数，不足以喻其万分也。”（《张文忠公全集·建五台山大宝塔寺记》）
这篇记的意思自然是褒扬太后的一片佛心，功德无量。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并不是说明张居正直接迎逢冯保的话，那么下面的事情就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应该说，只要在大体上没有什么影响，张居正对于冯保都是一味地迁就和顺从。比如，冯保曾经让身为锦衣指挥同知的徐爵人宫，代他阅览奏章，甚至代他拟写诏旨。张居正知道后，不仅没有加以阻拦，反而吩咐自己的仆人游七和徐爵结为兄弟。这样一来，张居正就可以通过游七了解宫中的情况了。再比如，冯保想要在自己的家乡深州建立牌坊，张居正就吩咐河北保定的巡抚孙丕扬代为修建。而当冯保准备为自己修建死后的墓地时，张居正甚至还写了一篇《冯公寿藏记》，在其中极力称赞冯保的忠心和仁慈。在《冯公寿藏记》中，他还说道：
“语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视古巷伯之伦何让焉？诚由此永肩一心，始终弗替，虽与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于寿藏而后永乎？”（《张文忠公全集·司礼监太监冯公寿藏记》）
张居正的意思是说，希望冯保能够比较长久地在明朝政局中生存下去，这样他就能够与冯保同心辅佐皇室了！当然，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冯保千万不要倒了，不然我张居正就少了一个好的支持者。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张居正对于冯保，其主要态度更多是在应付和敷衍，只要冯保能够容下自己的改革和其他的政治作为，张居正都不会跟他搞坏关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自己在当皇帝老师时，能够少些麻烦，不再将已有的重担变得更重。对于这种态度，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是比较清楚的：
“懋修谨案先父之与冯司礼处也，亦宫府相关，不得不然……可见先父当主少之时，于左右侍近，其调处之术，可谓深矣。不然，以先父之严毅，使左右不服其调处，亦将奈之何哉！苦心国事者，自当有推谅其衷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这些话说明了张居正的真实用心，他不得不仔细处理各种权力关系，不然就不能做好自己的事业，即使是给皇帝当老师也会当得难受。也正是由于张居正的努力，才使得在他当政时期，内阁和后宫之间再也没有发生高拱时期的大争斗了。就算是唯一的一次小冲突，张居正也以比较稳妥的办法化解了。事情是这样的：冯保在北京北郊进行郊祭的时候，居然敢于北面拈香。这在古代是很不懂得祭祀礼仪的行为，曾惹得很多官员不满。但是，张居正却没有太在意，因为他的目的是只要冯保不去干预自己的政事就行了，因此在一封信里他如此说道：
“主上虽在冲年，天挺睿哲，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此公在北时所亲见也。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成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此亦公在北时所亲见也。”（《张文忠公全集·与南台长言中贵不干外政》）
这里的中贵人，就是冯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要求就是冯保不要干政，其他事情都可以商量。这样，他就没有必要去因为小冲突而伤了与冯保的和气，也就为自己给神宗当老师少了很多阻碍！
尽管张居正为了当好皇帝老师，从很多方面注意搞好与李太后和冯保的关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明神宗，跟他们搞好关系只是为了给本来已经很难当的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却不能因此而使这份差事变得容易。真正让皇帝老师这份差事难做的人，其实是明神宗。大家可能会疑问：神宗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孩，有什么难应付的？该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呗！发出这种疑问，其实是由于不了解明神宗这个人而产生的。那么，明神宗是怎样的一个皇帝呢？
通过历史上的各种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明神宗在性格上其实跟两个人相像：一个人是他的祖父明世宗，一个人是他的母亲李太后。先来说他跟明世宗相像的地方。神宗可以说是“隔代遗传”了世宗的傲气性格，他跟世宗一样，都在皇位上待了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而且一旦亲政，就变得独裁专制起来。这些都反映了神宗的傲气性格！再来看他跟李太后相像的地方。在这方面，神宗从他那个小农出身的母亲身上学会了谨慎、小心和恭顺。
因此，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明神宗是怎样一个人了：当自己还不是政权在握的时候，他会恭恭敬敬地接受张居正和其他人包括他母亲的教导甚至训诫；可是一旦他羽翼丰满，他就会一步也不退让，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可以破坏掉一切原有的传统和习惯。
他是一个双面性很强的人，至于他具体会是什么性格状态，就要看他所处的环境了！从这个角度，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难当了，因为他面对的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十岁男孩，而是一个比较早熟，甚至已经有些明了政治的小皇帝。这个小皇帝现在虽然还受着别人的支配，还需要对那些辅佐和教育自己的人显得很乖，但是他此时的心里已经埋下了怨恨和不满的种子，而一旦以后他掌握政权，怨恨和不满就会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张居正是个很有才干的首辅和皇帝老师，即使是明神宗逐渐长大，在张居正当政的时期里，很多时候神宗还是需要受张居正的支配，神宗仍然需要赢得张居正的好感。然而，在这同时，神宗又知道自己是张居正的主人，本来有着更高的权威。
如此一来，明神宗对于自己的地位，时常感到一种自卑和不平，而这种自卑和不平只是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直到张居正去世才得以宣泄。对于这种潜在的心理状态，很难说张居正就真的知晓。这也难怪，谁会没事去注意一个十岁小男孩的内心活动呢？因此，可以说，正是明神宗的这种潜在性格，使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很难当。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张居正开始当起了这位性格双面性很强的皇帝的老师。在明神宗即位以后不久，张居正就上疏请求开始“日讲”：
“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臣居正又亲受先帝顾托，追惟凭几之言，亦倦倦以讲学亲贤为嘱，用敢冒昧上请。今一应大典礼，俱已次第修举，时值秋凉，简编可亲。”（《张文忠公全集·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
张居正是在说，自己现在身为首辅，其第一要务就是培养神宗的优美德行、开导他的学业。而且自己受先帝的托孤重任，也要孜孜不倦地讲学亲贤。
在具体讲述张居正给明神宗当老师的事迹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明朝皇帝接受教育的方法。总的说来，明朝皇帝接受的教育，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经筵”，一种叫做“日讲”。
什么是经筵呢？就是有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和翰林学士等官员到场，由翰林院春坊及国子监祭酒来讲解经书和史书，每个月逢二的日期举行一次，分为“春讲”和“秋讲”，在盛夏和严冬的时候就停止讲解。这个讲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皇帝，上面说到的其他官员只是陪听者。
经筵是很严肃隆重的事情，拿神宗初年来说，自从万历元年定下规矩以后，每年的春讲就从二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初二日止，秋讲则从八月十二日起到十月初二日止，也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对于这些经筵，神宗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那么“日讲”又是什么呢？日讲其实就是在文华殿举行的一种小型讲座，上课的人只需要讲读官和内阁学士，其他官员不用参加，受教育者自然也是皇帝。
以上就是明朝皇帝接受教育的办法。具体到神宗，他接受教育的最初时间其实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八月。从那时起，张居正就开始给他日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课程表，这可是花费了张居正不少心思才弄出来的：
“一、伏睹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一、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备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谘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一、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憇，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一、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一、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一、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张文忠公全集·拟日讲仪注疏》）
看完这个课程表，大家肯定会觉得明神宗的功课太繁重了。一个十岁的小孩，每天不仅要背诵那么多篇古文，听那么多的经书讲解，读那么多的史书，而且还要阅览奏章，练习书法，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要做一个圣明贤能的好皇帝，就得每天重复这些无聊枯燥的学习任务。就算是不满意，神宗估计也是憋在心里，没有吱声。因为他对于张居正的良苦用心还是有所知晓的，所以他一边接受着繁重的学业，一边还对张居正表现出亲近和尊崇。看到神宗如此用功，张居正自然也觉得欣慰。他在给属僚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
“所幸主上年虽幼冲，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殷石汀》）
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对神宗的称赞，夸他“聪睿异常”，加上学习努力，因此就算是成王也不如他。
“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这封信也表达了张居正对神宗的称赞，称赞他主动学习的精神，敢于下问。
这些书信表达了张居正的欣慰之情，他肯定觉得自己比较幸运：虽然给皇帝当老师风险极大，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还顺利。然而，他并没有察觉到神宗这个十岁小孩内心深处的翻天覆地。
一切都按照张居正的计划在进行着。为了进一步形象生动地向神宗讲解古代帝王的治乱之道，张居正于隆庆六年的十二月，向神宗上《历代帝鉴图说》疏：
“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张文忠公全集·进帝鉴图说疏》）
《历代帝鉴图说》是什么东西？说白了，就是描写古代政治兴亡的漫画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张居正为了真正教育好神宗，的确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不仅将古帝王的故事编成书，而且还配以插图，起到了形象教育的作用。或许，张居正正是看见神宗是个小孩，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有趣又有效的教育办法。
看到这样的漫画书，不满十岁的小皇帝自然高兴得很，立刻满有兴致地捧读起来。从那之后，张居正就专门负责讲解这本书，从小故事着手，向神宗揭示其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比如，有一次张居正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时就劝诫神宗说：“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懂道理后，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就这样，张居正通过讲解《历代帝鉴图说》，向神宗传达了自己的许多治国方略。
除了进献《历代帝鉴图说》之外，为了帮助神宗理解古代的一些书籍，张居正还亲自作注。比如，在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二月初，十四岁的神宗正在研读明太祖的《大宝箴》，张居正看见后就进献了《大宝箴注解》。到了二月二十九日，神宗就在文华殿召见张居正，然后自己高举起《大宝箴》交给张居正，请他检查自己是否背诵详熟。
张居正接过《大宝箴》之后，神宗便把全文背诵了一遍。张居正一面恭维皇帝背得好，一面再仔细讲解《大宝箴》，要神宗领会其中的意思。师徒两人于是又开始一问一答起来，显得默契异常！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神宗，对于张居正，就像一个知学好进的小学生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一样，内心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张居正学识渊博、才高八斗的仰慕和崇拜。而张居正也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个好学生，看着学生一天天长大，知识也在一天天增加，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他可能有时还会想：“我终于能够完成先帝的临终嘱托了，把神宗培养成一个有道明君！”
然而，他还是没有认识到神宗性格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对自己的嫉恨和不满。他不知道这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像他祖父一样的傲气，怎能长久居于人下，听人教训？眼前的听话，一方面确实是在真心向学，可是另一方面却暗含着报复的因素！此时的张居正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表面听话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有了反抗和发泄了！
一次，神宗在朗诵论语的时候，竟然不顾体面地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立即严肃地加以纠正：“应当读做‘勃’字。”这一刻，张居正没有注意到神宗脸上的表情，那可真是有些“勃如”，简直就要勃然大怒了。可是，神宗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孩，气魄还不够，他没有足够的胆量反过来教训张居正。于是，一口恶气就这样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神宗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对付张居正的，即使他是皇帝，张居正是他的大臣。他的心里很清楚，就连母亲慈圣太后和司礼太监冯保都要尊敬张居正，自己哪敢不恭敬呢？神宗只要一想起冯保叮嘱自己的话，就觉得害怕：“‘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得要仔细听啊！”于是，神宗只好听话了，他甚至只敢称呼张居正为“先生”。在张居正面前，除了感到恭顺之外，就只有觉得敬畏了！
可是，神宗毕竟是世宗的后代，他血液里流着的傲气不可能允许他长久地害怕和屈尊。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会发泄自己的怨气
“帝师”与“天下师”：哪个更难做
之所以说张居正这个帝王之师难做，不仅因为他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关系，还因为真正的帝王之师，也应该是天下之师。这就意味着张居正需要处理好明朝的学政问题，纠正当时乖戾的学风。
如此看来，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当起来可真不容易。后来，张居正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感到神宗之所以会因小事而大发雷霆，其实就是因为长久居于自己之下的缘故，因而越发觉得自己肩上这副帝王之师的担子太重了。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卸下担子，因为一方面自己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本身就负有辅佐和教育神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身为首辅，自然也要对皇上的教育负责。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向虎山行了！
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居正的难处还不止是要用心处理好与李太后、冯保的关系，处理好与明神宗的关系，还要解决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必须负责好对明神宗的教育，以期培养出一个有道的明君，因而他需要一面用心教神宗学问，另一面要改善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为自己当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天下的教育状况，而他作为帝王之师自然就是天下之师，因此也需要注重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
换句话说，对明朝当时在教育制度上的问题进行整治，就应该是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的本分。那么，明朝的教育制度又有着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让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觉得为难呢？
明朝的公立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各级学校制度。在中央、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往下走，到了府就有府学，到了州就有州学，到了县就有县学，到了乡村之中还有社学，这就是明朝的学校建制。然而，将府学、州学及县学与社学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有一定的限额，这些数量额由各省的提学官统一管辖，而社学则允许老百姓的孩子自由进入学习，并不受学生数量定额的限制。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学政”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学生数额的限制上。对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进行限额的规定，是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的。
当时的规定是：府学中的学生限额是四十人，州学的学生限额是三十人，县学的学生限额是二十人。为什么会作这个规定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可以挑选优秀的学生人学，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入学的人每天都可以享受廪（音同“凛”）膳，也就是可以免费供应饮食，因而这些学生也被称为“廪膳生员”。对于“廪膳生员”的饮食供应，洪武十五年的规定是：“廪膳生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一石米，其他的鱼肉盐等物品也由官方供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规定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到了明宣宗宣德三年的时候，就有了新的规定：在府学、州学和县学各设“增广生员”，他们的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对于这些人，国家并不供给米，但是他们和“廪膳生员”一样，可以享受免去其家里三个人的差役。也就是说，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进入这三级学校，就可以使三人免役。这样一来，社会上又少了履行差役的人，而这些差役就要转移到那些没有入学的人身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地方政府在添设了“增广生员”后，接着又添设了“附学生员”，他们享有的权利跟“增广生员”是一样的，同样不需要服差役。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教育制度，不养出许多游手好闲之人才怪！
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民间叫做秀才）如果继续努力考中举人或者进士，自然就脱离了地方，也给地方少了负担。可是，一旦这些人再没有进取的可能，他们在乡里就形成了一股白吃白喝、整日东游西逛的寄生虫势力。
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地方上的特权阶级，他们勾连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学霸”。他们不仅鱼肉百姓，甚至还压迫到地方上任的官员，危害深重！无疑，这帮人已经是明朝的一股地方恶势力，迟早需要铲除。这便是明朝的“学政”问题。
其实，在张居正下决心整治明朝的“学政”问题之前，明朝政府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已着手整顿过。嘉靖十年的时候，明世宗曾经下旨说：“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明会典》卷七十八）
这个问题积弊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有政府出面的大力整顿，到张居正当政时，学政问题依然很严重，学霸依然非常嚣张。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学政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省的提学官，因为新增设的生员，就是他们干出来的好事。因此，在改革的开始，张居正认定只有管理好各省的提学官，才能够控制生员。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说服神宗特敕吏部要“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可是，改革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仍然没有见到问题的好转。于是，他上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千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比较了自己幼时所见之提学官与现在的提学官，认为前者“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而后者却“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所以，需要在提学官的人选上慎重选取。
改革已经一年，却未见成效，究其原因则在于“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也就是说，那些想要解决学政问题、奉公守法的人，往往被群起而攻之，而那些不愿改革的人却受到了赞誉。因此，如果想要真正地改革学政问题，首先就需要改革学风。所以，在这个上疏的后面，张居正列举了十八个整顿学风的条款，下面将主要的内容列出来：
“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音同“帽”），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以上三个条款，分别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提学官聚集学生，表面讲学，其实“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其二，生员的多而且庸滥问题；其三，生员的考核问题。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整饬学风的用心：首先，他反对游谈，提倡实用的学问；其次，他要把学霸的根源斩断，所以裁减学额；最后，他严加考察生员，不让他们滥竽充数。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有了考成法的作用，到了万历初年，明朝的学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神宗下诏毁去天下书院。学额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至于生员的素质，自然也得到了提高。
在学政的问题上，张居正的确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为难。上文说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为，也是为了负起给天下当老师的责任。
他身为帝王之师，理应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老师，他整顿学政和学风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尽自己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然而，要尽到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谈何容易？
大家想一下，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难道就不会开罪于人？要知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领导阶层，一旦得罪了这个阶层，就会引来一些麻烦和风波。那么，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又得罪了当时的哪些领导阶层呢？其实，他得罪的是士人阶层。
不仅在明朝，在几乎整个中国古代，士人也就是读书人，都是政治的核心，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资源，既操纵舆论，也执掌政权。他们虽然在为皇权政治服务，但他们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是士人出身的首辅。这种身份让他的改革有些尴尬：为了改革教育的弊端，他不得不向士人开刀；但是，他自己也是士人。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向自己的同类开刀。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士人，张居正比起那些学霸士人来，更加符合儒家意义上的士人要求，因此他就照着这个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进而他也招来了士人阶层的许多非议。正是这些毫无理性考虑的非议，使得张居正改革教育弊病进而做一个优秀的天下之师的事业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因为在他之前，明世宗曾经主张沙汰生员，但却没有成功；在他之后，明思宗时的大学土温体仁也提出沙汰生员的主张，却遭到了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的弹劾而失败。因此，可以说，只有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才真正取得了成效。看来，他对自己的同类下手，是下对了！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下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是很难取得如此成绩的。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仍然没有忘记继续整顿学政，他在一封信里如此说道：
“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看来，张居正知道自己的改革得罪了人。然而，他的这封信，已经讲出了他的决心：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打破得失毁誉的担心，干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振作明朝国势的重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