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下，执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模糊化，越模糊越好，让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觉得这想法是国家和当政者允许的，这样他们才能与当政者合作。正因为这种模糊化的做法，司马氏逐渐放弃了用滥杀来消灭异己的办法，而是转向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与自己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生存伦理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就是否定了两汉时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承认其他的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世人信奉的真理。
当年，嵇康写下的那句“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他个人和少数同道者的想法，但是，随着“四本论”讨论的无结果，司马昭刻意地模糊化问题，作为儒家观念的“名教”和作为道家思想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势同水火了。
阮籍的儿子阮瞻去应召做官的时候，招募他的正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王戎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名教和自然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如果放在阮籍、嵇康的那个年代，绝对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时代变了，这个问题都可以在政府的招聘考试中被提问了。阮瞻当时只回答了三个字：“将无同。”
王戎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觉得阮瞻的回答十分符合“模糊化”的政治理念，而且简练明了，颇有名士风度，于是把他召为掾属，他也因此被称为“三语掾”。
国家的政策走向模糊化，社会的生存伦理走向多元化，在根本不可能获得一个最后答案和思想出路的时代，这种选择十分无奈，虽然也在逐渐前行，但足迹却并未成为后人可以追寻的坦途。因此，随着模糊化潮流的大兴，当时的士人自身的形象也模糊起来，在行走中逐渐消逝，在消逝中继续前行。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经历了东汉末年到魏晋的社会动荡，士人的价值体系也经历了崩溃与调整的过程。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士人的价值观和基本精神有了改变。
先秦时代，士人的独立精神与自主意识，是他们能够超然于当时的社会集团与社会阶层之外的重要条件与重要标志。在战国时期独立精神的消亡、秦汉时代自主意识的重建过程中，这种重要标志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东汉时代，士大夫的独立，已经不是先秦时代所说的独立了，而是一种有条件的、有局限的独立，那就是作为“国民”的独立，而不是作为自由之士的独立。他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王朝的统治，表示对一个君主的效忠，而他们自己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相反，忠君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在魏晋易代风波平息后，士人的精神与意识再次复苏，但这种复苏的主题已经不再是独立精神、自主意识，而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国家主义的抬头，忠诚、专一观念的强化，使得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被改造。在此基础上，士人的精神王国在改建中破土而出。
为理想而昏聩
有人为了理想而奋斗，有人为了理想而吃苦，也有人为了理想而放弃，不过，为了理想而庸俗的人倒是不多见。
东晋政权建立时，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外界压力造成的困境下，以士人为主导的大族力量主动向皇权提出合作的典型，而促成这一合作的主要人物——东晋初年的宰相王导，则是为了理想而使自己庸俗化、软弱化的代表。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西晋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可是西晋的政权并不稳固。在经历过长年的战乱后，地方割据力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司马氏皇室子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其中颇有势力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几十年后，司马越终于联合其他藩王，发动了内战，以争夺皇帝的宝座，史称“八王之乱”。可是，因为藩王们的内讧，加上北方的匈奴和羯胡的趁机侵略，西晋王朝被推翻，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据，司马越也死于战乱，中国北方也从此陷入了长达二百年的战争浩劫之中。
当时，西晋司马氏的皇族在战争中死伤过半，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实力薄弱，本身也不是皇族中的直系亲王，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他作为皇族的幸存者，对社会还是具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于是，琅琊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便打算扶持他称帝，在南方重建晋朝的统治。
王氏兄弟出身于高门大族，从汉末到魏晋时代的名士王祥、王戎、王衍都出自这一家族。而王导和王敦兄弟也向来都有报国的志愿，他们见到国家危难，就想扶助皇族重建统治，同时为自己、为家族建功立业。
不过，王敦和王导这堂兄弟二人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们既不是司马氏皇族成员，没有皇族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没有可以调遣的千军万马。因此他们既不能号令天下，也不能上阵杀敌，对于时局，他们有心无力。
上天还是眷顾王氏家族的。在西晋灭亡之前，在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安排下，琅琊王司马睿准备渡江开辟南方根据地，而与他搭档的，就是王导。
王氏兄弟因为这个特殊任务的关系，遇到了落难的皇族司马睿，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进行复兴大业。
在和司马睿进行了秘密磋商之后，王导说明了他们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恢复西晋基业的意图。作为一个本来不太受重视的皇族成员，现在居然有了登基坐殿的机会，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动，便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开始了司马氏和王氏的亲密合作。
如果不是王氏兄弟主动放下身段，就不会有东晋王朝的诞生。而王氏兄弟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司马睿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是“天时”与“地利”所致。
天时方面，当时正值丧乱之际，容不得精挑细选、挑肥拣瘦。因此，王氏兄弟在此时选择君主的条件，是作为旗帜来号召天下皇族的，而不是一个各方面素质都十分突出的明主。
地利方面，因为北方陷入战乱，王氏兄弟不可能孤身犯险，只能就地取材。而司马睿受命渡江，正给了他们一个契机。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增加司马睿的声望和气势，于是出现了“帝亲观禊”的一幕。
在禊节的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
江南有名的大族人士顾荣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在暗地里进行观察，有的人还不顾自己的身份，从自家的门缝里向外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 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也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106个人，都在司马睿的琅琊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俨然就是南方小朝廷的皇帝了。对此，司马睿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
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有出现过富有戏剧性的一幕：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便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
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帝制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
王导这一番说辞，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在内政方面倚重王导，让他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历史学家们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门阀政治”，也就是司马氏在大族的支持下，作为名义上的皇帝来号召天下，而大族则在皇帝的授权下主宰朝政。
人们只看到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惧，却并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家兄弟拥有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则拥有一个“高贵”的皇族身份。在当时北方战乱、胡族强势的时候，他们单靠哪一方都无法建立一个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政权，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尽管皇帝要失去应有的威严，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