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帝王们纵横捭阖，改变着历史的面貌。在这些辉煌的文功武治之伟绩背后，他们充满谋略的目光是经过隐忍、暴虐，甚至杀戮才成就出来的，这实际就是霸道和王道。
郑庄公：兵不厌诈的另类虚伪
深沉的智慧
深沉可能源自本性，也可能由于生活的变动引发的沉思，进入沉思之境者试图理清某种策略。乏智者进攻智者的时候，如果不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就是在侮辱对方的智慧。在纵横捭阖的局势中，郑庄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深沉是品读生命的投入状态，古之英杰大抵都曾领悟这种状态提升的境界，今人所谓“来点儿深沉”实则以作秀的方式呈现男性的本色。真正的深沉是一种内心的忧思而不是表情的僵硬与刻意的冷峻。
郑庄公寤生出身贵族，其祖父郑伯友是为周幽王抵抗犬戎而死的大将，其父郑武公亦以打退犬戎而闻名。郑庄公出生的时候，其母姜氏因难产而受惊，从此不喜欢他，而对后来生的段倍加爱护，并试图使段得到王位，“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母子之间遂有隔阂。
郑庄公接替父亲职位后，继任周平王的卿士，姜氏要求庄公把“制”这个城封给段，遭到庄公拒绝。后来姜氏又要求封段于“京”这个城，郑庄公本意不愿为之，却也无可奈何，“姜氏欲之，焉辟害？”姜氏提醒段，早作准备以谋取王位。
抵达京的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严加训练军队并大举维修城墙，从索要京到如此活动，其意不难猜得，很多大臣都建议郑庄公及时除害。郑庄公表面上不以为然，但表面的平静未必代表心中平静，心中的波涛可能呈现为脸上的一汪湖水，他留意其弟所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在不义行得不足以自毙时，郑庄公待之，当共叔段要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投靠自己，接着明目张胆地将之划归己有，并准备好步兵及兵车时，郑庄公仍不动声色：“做不义之事不会得到大家拥护，越地广人丰，罪孽越深重。”及至对方即将采取非常手段，郑庄公佯装去参见周王，姜氏认为机会绝好，遂想为共叔段偷偷打开城门，以便里应外合。
事实上郑庄公并没有去办事，而是占据战争主动权，暗地派人埋伏在共叔段的信使必经之路，截断了姜氏与段的联络。他派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继而一举攻占了“京”。举手之间大获全胜，共叔段逃到鄢，为郑庄公所追杀，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段自杀后，庄公闻讯跑去抱尸痛哭。
这个精通韬略的国君是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明明设计杀害了弟弟，却跑去表达自己的悲痛。这个举动很让周围的人们感动，众皆称其为“仁者”。
郑庄公大概是有史记载的最早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春秋人物，他冲破权力的表层，深知空有其名其位而无权无势没有用，除掉弟弟的全程都十分“仁厚”，事后又致信姜氏，并将其安置到城颍，“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
这个做法似乎不妥，放逐母亲毕竟说不过去，郑庄公也觉得过分了，因而左右为难，要挽回“仁厚”之名，则破了当日的誓言；始终不见母亲，又很难挽回名誉上的损失，沽名钓誉的他愿意使用“春秋笔法”，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先是命人筑“望母台”，思念母亲时登台眺望，后来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为其挖掘隧道，遂其两全之愿，把姜氏接进去，使庄公得以在“黄泉”与母亲相互原谅：“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就任周王的卿士之后，郑庄公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引起周平王的警觉和不满。郑国与周王室之间产生矛盾，周王在礼节上与郑庄公相互易子为人质，但脸面上都不好看。
周桓王继位后，由于不满郑庄公专横跋扈，采取强硬措施缩减其权势，双方的矛盾逐步扩大。郑庄公派人割掉王室的麦子，大有挑衅味道，周王干脆罢免其卿士职位。
郑庄公不再朝见周王，周王问诸侯：“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诸侯皆答愿辅佐周王室，周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庄公以“鱼丽”阵迎之，周王被一箭射中肩膀，“葛之战”以周王败归而结束。当晚，郑庄公派人问候周王及将士，愿与王室及诸侯和好。
这个过程也是“顺理成章”的，郑庄公运用的是“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忍术，以权力欲而生的残酷搏斗令人震撼。中计者无怨言，旁观者无谤言，“仁者”最终走上了“成功”之路。
与郑庄公相比较而言，周王室一步步走上被动的道路，此乃主动者引导的结果。周王室伐郑失败之后，周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威严逐渐垮掉了，以一国而敌周王室统率的“多国联合部队”而获胜，确实很不容易，在纵横捭阖的局势中，郑庄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战胜“多国联合部队”不是他的目的，当周王名存实亡之际，他采取联合齐、鲁夹击宋、卫的策略，游刃有余地以“远交近攻”的方式，对付东边的宋国和北边的卫国，后又将许国一分为二，使之受到郑国控制，继而全歼来犯的北戎，终于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霸主的策略炉火纯青，其欲擒故纵得妙笔生花，实在耐人寻味，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挽狂澜于既倒，确实值得叹服。
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沽名钓誉的郑庄公没有为自己迎来好名声，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儿。霸主胸怀世界，但人的权力欲不是无边的海洋，人性的弱点更应该得到规避，这样才能使人生更加完美，否则就可能在荒诞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被权力的黄金绑住自由飞翔的翅膀，最终在豪华的苦难中失去最起码的快乐。
从策略方面看，郑庄公没有处理好继承人问题，尽管预见到问题发生的可能，“我死后，郑国自此多事矣！”却没有改变问题走势的办法，同他与段争夺王位一样，其子昭公和历公水火不容，但二子皆没有其父的手段，郑国陷入乱局，此后三十年间, 郑国六易其君，从此由盛转衰，霸主之位不再。
历史王朝的兄弟之争多矣，之所以置亲情于不顾，盖因权力遮蔽了感情的视野。诚如古乐府《鸡鸣》诗曰：“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旁。黄金络马头，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四五个兄弟都是“侍中郎”，马头上都是“黄金络”，在外人看来热热闹闹，其情意如何却是另外一回事，“相忘”之事并非罕见，从诗中引出成语“李代桃僵”之讽意颇能说明权力的异化功能。
从实际情况看，“萧墙之祸”在古代社会频繁发生，更何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之霸主皆觉其视野广阔，其实未必然，权财皆为身外物，缺少这种身外物可能寸步难行，拥之过多也不是什么妙事，但可惜霸主们不懂得规避。
楚庄王：韬光养晦方能称霸
政治家的高超谋略
封建社会的智者之所以有发展空间，在于他们把握传统政治中必需的权谋之术，因而高水平地运用政治观点、派别力量和施政方针。当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智者隐忍不动，甚至打扮成无所作为的样子，一旦时机成熟，立即跃马扬鞭。
历史上大有作为的人往往是经历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根据客观情况调整自己的对策，从中展示成功的内在生成机制。“长策挫吴豕，雄图竞周鹿。万乘重沮漳，九鼎轻伊谷。”唐代李百药诗《郢城怀古》描绘了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洛水的气概，这番气概的激昂着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体现出智者的方圆之道。
楚庄王最初的表现很难让人觉得他是有作为的君主，登位三年从不发号施令，终日郊游狩猎，沉湎于声色中：“有敢谏者，死无赦！”晋国趁机拉拢归楚的国家。大臣伍举见状冒死进谏，进谏时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伍举请庄王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
楚庄王心里明白，便悠然地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楚庄王的回答十分机智，而他本人也确实充满智慧。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出手，在什么时候示弱，而不是整天紧张兮兮、摩拳擦掌。缘何有这番景象？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中，看到各种变化的可能通路，并在这些路上适当地安排生长空间，是处世智慧的高超之处，否则，仅仅独行在光明大道或羊肠小道上，都可能遭遇难以逾越的坎坷。
过了一段时期，楚庄王仍然没有动静，大臣苏从又去劝说。庄王抽出宝剑要杀之，苏从无所畏惧地劝谏，庄王终于罢淫乐而亲理朝政，伍举、苏从得到重用。
楚庄王这招儿挺绝，他要改变原来的窘境，以更深沉的风度登场，因而以淫逸的表象查验周围的臣子到底是什么态度，以往奉承拍马的人都被撤职。“国人大说，是岁灭庸。”
在攻打庸人时，由于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同食”，与士卒吃同样的食物，这个懂得方圆之道的国君知道在很多事情上姿态很重要。遭庸人抵抗后，楚庄王七战七佯败，使敌人放松警惕，最终使庸人遭到大败。
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认为：“灭庸而楚内乱夷矣……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说他有“窥觎周鼎之志”，似乎并不矫情。
楚庄王采用深度发展的途径，鉴别清浊，整饬吏治，缺乏预设的环境，没有出奇手段，不可能“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局重整之后，楚庄王着手制造武器，操练兵马，收服南方。
为了彰显楚国的兵威，楚庄王特地在周郊举行大检阅，当时的周天子徒有虚名，见状很是担忧，派大臣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问王孙满：周王宫的九鼎轻重如何？似乎暗示他要夺周天子的权力。王孙满机智应道：国家的强盛主要靠以德服人，不必打听九鼎轻重。
楚庄王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没有灭周的条件。为了着力发展国家，他请楚国名隐孙叔敖当令尹，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国家强大之后，国君就有了说硬话的资本。楚国逐渐平定郑、陈内乱，与中原霸主晋国发生冲突时，晋国突遭惨败，人马或死或逃，跌落黄河者甚众，楚庄王没有赶尽杀绝，因为已经洗刷前辱、一鸣惊人，“何必多杀人呢？”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展翅高飞了。
《吕氏春秋》载：“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楚庄王任用孙叔敖提倡法制，注意缓和国内矛盾，使经济快速发展。为取得西北发展通路，他曾7次进攻郑国，乘胜攻灭萧国，彻底包围宁国，直至攻灭晋国。这番努力是不能缺少耐心、修养和胆识的，而这种素质的背后是运筹帷幄的智慧，楚庄王的韬光养晦说明，该“方”的时候不能“圆”，该“圆”的时候不能“方”，事情的成功在于适宜的方式及其对应的恰当内容。
楚庄王并非不能纳谏之人，刘向《说苑》言：“周楚庄王好猎。夫人樊姬谏不听。遂不食肉。王改过。勤于政事。”对国家大事来说，打猎之类毕竟属于琐事，琐事可以随时纳谏，但关乎国家发展大计的建议则须深远思之，特别是周朝末年处于混乱中，道德之类约束大抵不能奏效，黄仁宇先生说：“我们该如何解释此种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便不怕手段不纯正。”
君主何去何从？都不能想当然。楚庄王并非荒淫之徒，据刘向《新序》载：“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进曰：‘君退朝而有忧色，何也？’楚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君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矣，吾是以有忧色也。’”但忧愁不能改变国事，楚庄王之所以称霸，智慧恰在其中。
宋国投降楚国后，楚国和晋国南北并霸，楚国攻打鲁国时，晋国不敢干预，丧失霸主地位。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14国在蜀结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
庄子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春秋五霸皆为“大鸟”，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到楚庄王，前前后后的“五霸”大都是处理方圆之道的高手，“方”是“圆”的重要补充，“圆”是“方”洒脱的前提，从而形成民族精神的圆融意境。
观察不同的事物，我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标尺，正如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判断结果，多元的判断方式体现了思考的辩证态度。
楚庄王的最大成功在于能在恰当的时间作出准确的判断，对这种判断的结果采取不同的实现方式。感觉低迷的时段可能正是磨炼自己的机会，有志进取者在短暂的困惑期运筹的是如何东山再起，他们不会把困难和挫折当做事业的天敌。
“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这正如战国的金虎纹，仅仅图案本身就是虎，圆虎也是虎，而虎的状态可以改变，虎有时候也要睡觉，但是猫醒了毕竟是猫，虎睡着了毕竟是虎，虎性是无论如何不会变的。
秦始皇：务实的暴君
劝君少骂秦始皇
作为秦王朝开国之君，嬴政在位37年，持有历史专利商标。毛泽东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大概与在中国古代能做实事者少矣，务虚者甚多有关，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和“暴君之首”的集合体，但是他做了很多实事，因而应当肯定。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始于嬴政，其自称“始皇帝”，可谓名副其实。13岁即王位的他创立了不凡伟业，也经历了大风大浪。其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国政起初为其父吕不韦等把持，不称吕不韦为父盖因其名不正而言不顺，他名义上是秦庄襄王之子，血统高贵是也，嬴政亲理国事之后，很快平定朝中叛乱，对生父亦不留情面，决意免其相职，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才俊打算做一番大事。
纵观中国政治，以统一为常情，以分裂为变态，即使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一仍属众望所归，何况嬴政具有雄才大略，他开始任用李斯等谋臣部署全国一统的战略。
政局分久必合，国家亟须统一，单从治理水患上就可以看出其重要意义。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筑堤已严重妨碍彼此安全，“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水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水灾发生后的不相互接济，导致隐患不安，“天灾流行，国家代有”。黄仁宇先生说：“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
秦始皇看到扩大地盘和增加人口的重要，赶上当时“蝗蔽天下”，几年“大饥”，这样的时节未尝不是统一的大好时机。经过周密策划，秦始皇“坏城郭”、“夷去险阻”，逐渐灭掉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制国家。
全国一统之后，秦始皇碣石颂秦德，以“决通川防”，改黄河名“德水”，称颂秦朝乃“水德之治”。为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创立“皇帝”的尊号，期望子孙后代能称二世、三世至万世不竭。
称帝后的他大展宏图，切实巩固了国家政权，很多举措可以为佐证，如废除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此举“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国家，一家天下，兵不复起”；又如以战国官制为基础，建起整套官僚机构，加以合理的调整扩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各司其职，地方行政机构各就各位，设有负责治安的专门机构，建立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制度。其努力还在于制定和颁布统一法令，迁移原六国贵族、豪富到关中、巴蜀，防止他们分裂复辟，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暗示其在人间的权力和天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为其专制统治制造神学根据。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们与帝号一同构成了秦朝的“法统”。
李白诗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始皇帝治政能力可与其军事能力媲美，他基本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经济上重农抑商，“车同轨”，发展水陆交通；“书同文”，通用标准文字；统一度量衡和全国币值。
维持强大的帝国，自然少不了过硬的军事力量。根据近年来考古成果显示，在冷兵器时代，秦军的力量不可小觑，从蒙恬率兵30万，收复河南，征伐匈奴，连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全面建筑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上就能看出来。秦国版图一度“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为了顺利完成长远的谋划，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集中销毁了民间的《诗》、《书》、百家语。
晚年他为长生不老，对方士、仙药寄予厚望，曾派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至东海求仙。据日本学者考证，徐福寻找的灵药如今成为人们的家常水果：猕猴桃。猕猴桃是极好的保健食品，却难保长生不老。侯生、卢生等方士当时亦受宠，后来，他们骗术败露，只好一并逃亡。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情实则有关，“儒生的以古非今，完全是诽谤当今朝政，迷惑煽动百姓”。
儒生之所以有异议，在于时政同他们苦读诗书时受到的教育相去甚远，方士逃走牵扯到很多儒士，弱不禁风的封建书生互相推诿，被告发的人数增加到468名，秦始皇大怒，以“妖言”、“诽谤”的罪名将他们全部坑杀于咸阳。这大概是史书作者批评秦始皇的关键之处，事实上，儒士被坑杀并不因为其是儒士，而因为“妖言”与“诽谤”，这种道德败坏之举才是其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
焚书坑儒之举确实血腥，当时的血腥之举也不止于此，“有时毫不犹豫地屠杀敌境壮丁，以减轻其作战能力”，但这在冷兵器时代并非奇闻。始皇帝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好大喜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每天亲自处理奏章的他曾五次巡游，令人建筑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大臣多不敢指责其过失，人民因压迫而奋起反抗。刚愎自用的他在东游中遭遇刺客，为“黔首”嫉恨，7年后，陨石坠落东郡，有人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于石，这个“预言”还算灵验，秦始皇不久死于途中。他没有料到，中车府令赵高勾结皇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帝，社会矛盾极度激化，李斯死后不久，陈胜、吴广起义使秦朝统治岌岌可危。
评价秦始皇必经综合考量，毛泽东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
秦始皇的举措存在诸多弊端，贾谊《过秦论》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不施”影响封建宫廷几千年，“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但在冷兵器时代，秦始皇以大一统结束了战国混乱带来的民不聊生，此亦影响封建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毛泽东“也不赞成秦始皇”，但“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缘于此，毛泽东通俗地说，“马克思要和秦始皇结合起来”，即以正确的世界观在社会实践中成大事，求真务实谋发展，而不是陷于理论的空谈。
刘邦：“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他的领悟力、洞察力、判断力都是一流的，表面随和而实则老练，他知道若要开辟帝业，就不能计较暂时的得失，应该积聚世间“第一可宝贵”的人才，并恰当地作换位思考，以图长久之计。
封建王朝的皇帝多愿自诩出身高贵，因其高贵而为天子之身，布衣走卒因而听命于他们。这只是封建贵族的一相情愿而已，真的那么高贵吗？马克思所言，贵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一语道破天机。古代动乱年代的兵将所谓“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也可谓醒世的大实话，古代很多帝王之所以成为帝王，并非仰仗其出身的高贵，只是凭借智慧和勇敢获得兵强马壮罢了。
刘邦的祖上便没有什么显赫的履历，父辈也没多少家当，这就决定了他的童年始终与布衣为伴，他的父母被称为刘大叔和刘大妈，都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给他起的名字是“刘三”。
年幼的刘邦没有得到太多的父爱，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怀疑他是野种，据说某日刘大妈曾经睡在湖边，当时电闪雷鸣，刘大叔看见有条龙伏在妻子身上，后来就生了刘邦，他的长相跟父亲有很大差距，刘大叔看着别扭；二是刘邦“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平时打扮得如同无赖，尽管后来当了村官，仍不考虑形象，经常赊酒嫖赌，刘大妈只好到处还债，这让刘大叔很没面子。
崇尚勤劳本分的人家出了这么个怪物，怎么也不会让他感觉良好。
刘邦不读诗书，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曾在咸阳办差途中遇到秦始皇的车队，不禁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得很直白，帝王者，大丈夫是也！这与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评价标准有不小的距离。
刘邦的发问较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气从容，自然缺乏必要的品位，但却非常实际。他押送刑徒去郦山服役途中，陆续有人逃亡，他就索性放了其他刑徒，自己亡匿于芒、砀山中。陈胜、吴广反秦时，刘邦由沛县吏萧何和狱吏曹参等人拥戴，聚众响应，称“沛公”。不久他投奔项梁，后受楚怀王派遣，率所部于前206年进抵霸上，迫使子婴投降，秦朝从此灭亡。
他接受秦王子婴投降时，并没有天真地接受当初的规定：“先入咸阳者王”，而是乖乖去当汉中王，听任项羽威风八面，他知道实力比原始的规定要灵活得多也真实得多。
刘邦没什么个人魅力，身上也没有贵族的血脉，但封建帝王多有附会的能力。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既能使“心独喜”，又能使“诸从者日益畏之”，可谓一举两得。
真正支撑刘邦确立帝业的是其管理能力，在进退攻守的紧要关头，几乎没有计谋出于他的运筹；几乎没有战斗由他亲自指挥，他最常说的话大概是：“为之奈何”，也就是“怎么办”。被问者不觉其少智无策，反觉其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回答问题的人非常多。
刘邦手下的谋臣能力很强，张良懂得运筹帷幄；萧何精通镇抚之道；韩信能将百万之众。刘邦凝聚大家的智慧为合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可谓不高明。
由于他“一无所有”地攻城略地，因而出手非常大方，谁攻破的就赐给谁，这让将士们热情高涨，也使投奔者越来越多。
刘邦是善于把握细节之人，细节也给他带来成功的机会，比如在鸿门宴上，刘邦说自己与项羽合力灭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入关了，今天才与老朋友见面，实在太快乐了，只是担忧小人离间我和将军，造成不好的误会。项羽听后立即说道：还不是你们那儿的曹无伤说的，要不我怎么会无端地怀疑你？疏忽之间就把朋友给出卖了，这样的傻事刘邦绝不会做。
他的度量很大，能容忍部属的弱点，比如有人举报陈平“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并不在意，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人。
后来，正是陈平设计，使得项羽失去对范增的信任，当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时，刘邦用盛宴款待，接着仓皇失措地说：还以为接待的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羽的，那就不必这样费事了，于是撤掉盛宴，以粗劣的食物打发，这种粗劣的伎俩竟然也能使项羽中计，迫使范增告老回乡，并在路上抑郁地死去。楚歌于是乎卒夜唱起：“人心都向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邦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逮捕韩信就很能说出道理。早在韩信攻城略地时，就曾派人告诉刘邦，自己打算在齐地做“假王”，当时刘邦正在项羽手上，听到韩信的要求火冒三丈，对使者发火道：“整天等你们来救，却跟我要个什么‘假王’。”随即虑及自己的安危，马上改口说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做出一番大业，还可做真王嘛！”后来刘邦对其惩罚可谓顺理成章。
刘邦的这些能力，都是拜少年时代混迹于市井所赐。底层生活给了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也让他学会了如何趋利避害、保护自己。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之志可嘉，他“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但能把个人发展同国家远景规划统一起来。一个早年“好酒及色”的街头混混能把贵族气很浓的项羽逼得乌江自刎，自然有其独特的看家本领。
从实用角度出发，一个人出身流氓并不意味着没有能力。由于对人性的成熟把握，刘邦从不犹豫和狐疑，这种资质使他经常化险为夷，也能够知人善任。
“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能设身处地地替部属考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有功劳就得到奖赏，这种认识及其实践在斯时斯地显得非常通达。
由于很多举措冷静务实，既知人又自知，避免过多的情感因素，刘邦找到稳步成功的方略，从此开创了汉朝四百年基业，为日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王道霸道，交错为用
鹰击为治不长生
汉武帝不乏儿女情长，惯用的却是大手笔。年近古稀的他在封建君王中算是长寿之人了，却刚愎自用地将方士的话当做真理。所有的措施都指向延续权力的可能，但无边的欲望加之无边的权力却可诱发无边的祸患。
汉武帝刘彻的出生有点儿离奇，其母进宫前已经嫁人，后来他的外婆将已做他人妇的女儿献给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这让人们有理由怀疑汉武帝的血统。
在中国封建帝王的谱系中，汉武帝在位时间算是很长的，其在位长达54年，最初封为胶东王，后来被立为太子，登基时还不到15岁，六七十年的“文景之治”为其出场作了极好的铺垫。
这位英俊的帝王颇有作为，登基不久便开始削藩，后来借口列侯所献黄金分量、成色不足，颁令夺爵106人。他还颁布推恩令，使诸侯王分户邑封子弟，当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他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严惩仕于诸侯王的罪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使诸侯王势力日益衰落。一出手就令人刮目相看。
为进攻匈奴，他在长安附近凿地建“昆明池”，命大将军卫青率军出云中，击败了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从内地移民10万定居此地，设置朔方郡、五原郡。
此外，命大将军霍去病带兵出陇西、过焉耆，得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又越过居延，匈奴浑邪王因之率部降汉。
汉武帝熟识《孙吴兵法》，认为“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这种“将问题外界化”的“鹰击为治”建立在血腥基础之上。此后，卫青、霍去病分兵出定襄、代郡，追击匈奴至瀚海，匈奴被迫远徙漠北，再无力骚扰汉朝政权。
汉武帝没有因为黩武而蛮干，他利用少数民族矛盾，征服闽越、东瓯和南越，在南越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日南、九真九郡。唐蒙、司马相如适时地出使西南夷，说服夜郎等弱国归附汉朝。
但这种软硬兼施的方式没有改变大量人力物力流于战争、国家财富趋于枯竭的事实，很多富商趁国家之危囤积居奇。这种状况之发生可视为有作为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汉武帝任用大盐铁商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经济措施，法定货币官铸，打击积货逐利的商贾，府库岁入因而充实。他接着打击积货逐利的商贾，很多中等以上的商人被告发，以至于倾家荡产。
集文治武功于一身，汉武帝可谓洒脱的性情中人。他不避讳母亲的经历，亲自寻访民间的姐姐，赐名号田宅；他宠爱的李夫人曾是娼女，李夫人去世时，他悼赋忧伤而感人：
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消亡……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
哀婉之意似非帝王手笔。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史中，他是使用皇帝年号的第一人，因而秦皇汉武并称，这位有大略的君主巩固中央政权，以文明之国闻名于世。
他执政时国家处于上升期，“文景之治”为其发展铺平道路，充满激情的他锐意消除边患，开拓疆土，制定礼乐，尊崇儒术，其教育和用人思路独到、不拘一格。
他确立太学，置博士弟子，培养大量儒士跻身国家管理层，参与决策国家大事，亦曾发兵数万人治理黄河，黄河数十年间不再为患，各地水利事业也在其重视下有较大发展，水利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证。
除第一个使用皇帝年号之外，汉武帝还创造了几个中国历史之最。比如，盐铁业官营制度；太初改历而始有春节；沟通西域以传播冶铁、凿井、丝绸、漆器制作等技术，传入黄瓜、胡萝卜、葡萄、汗血马等物种。
汉武帝值得批评之处大抵可归纳为二：一曰穷兵黩武、铺张浪费；二曰迷信方士、愚求长生。“刑罚再严，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再盛，不能无故加于忠正之身。”汉武帝不能摆脱专制的残忍，过于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之举不难罗列，其大手笔令很多不法官吏避罪自杀，很多亲信往往因为小事而以死解脱，恐怖的情状可见一斑，因为多次采取不尽合理的措施完善统治，他在微服私访时几遇不测，这样的社会并非太平盛世。
同秦始皇一样，武帝渴望长生不死，派人访求吐纳导引法，在宫中铸造20丈高的铜像，用手托盘以接晨露，调和玉药等为饮。“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李商隐诗曰：“神仙有分岂关情，八马虚随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
晚年的他欲壑难填，沉醉于长生不死的幻梦中，公然将公主下嫁方士，迫使卫太子武装叛乱，叛军和政府军混战多日之后，卫太子兵败畏罪自杀。
汉武帝晚年作《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为能长生不老，他仿照秦始皇东巡遇仙人，谁知遭遇连年水灾，其远征匈奴军几乎全军覆没，曾经的“度幕”壮举也因晚年的荒唐而大为减损，其功过不难判断。
值得赞赏的是，汉武帝晚年有荒唐之举，却并不糊涂，他是中国封建帝王中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皇帝，知过去劳民伤财不该，表示此后不再扰劳天下，“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临终前，他立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绘“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赐霍光，让其辅佐之，也算是对历史有创意的交代。
宋代李纲《念奴娇》词曰：“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驱雀。鏖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中华强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英雄所见略同！
李世民：听民声、解民意的明君
以水载舟的船长
在封建中国的政治史上，能为后人传颂的明君为数寥寥，择其要者即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所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其中争议最少者又当属唐太宗李世民，因为他成就了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贞观之治”。
唐朝并非李世民一手开创，但他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盛唐的代表。
李世民的曾祖因帮助北周宇文泰在关中建立政权，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据说唐朝称号由来于此，唐朝之确立与发展，太宗功殊大焉。当镇压农民起义军时，李渊还没有弃隋称帝的意思，他的次子李世民看到隋亡不可避免，建议在“破家亡国”和“化家为国”之间作出决断。
当时李世民才20岁出头，却已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和伟略，在南征北战中立有赫赫战功，于权力中枢亦有很高威望，起兵攻取长安之后，李渊荣登大宝，在遵从长子继承权的时代，李世民不是太子，要从秦王变成皇帝，必经传统文化铺设的沟壑。
李世民的谋划按部就班，他知道太子李建成也非庸辈，且是李渊支持的储君，亲王要想成为皇帝，唯一的办法是以能力取胜，看准时机脱颖而出。当颉利可汗南侵之时，李渊和李建成都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邓，李世民力排众议，主张阻击外族，从而保住了长安城；当打败王世充之后，李世民奖赏淮安王李神通良田数十顷，李渊却为宠妃夺回这块地，此乃琐事，却可见李世民赏罚分明，其声望不断提升。
太子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的能力，他的智慧尽管远不及二弟，但他有权力和名分做后盾，身边有强大的私人武装，为了避免日后帝位不稳，这位储君干了几件蠢事。
他曾和弟弟李元吉设宴毒害李世民，宴间夸秦王有才能，频频举杯敬酒，终使李世民中毒瘫倒。此举实在是下策，何况李世民身体素质非常好，服解药后痊愈。此事路人皆知，李渊也专门将其痛斥一顿。
谁知太子没有以此为鉴，又劝说李渊去打猎，由几个儿子陪同，特意让李世民骑一匹烈马，他以为这匹烈马能在仰颈狂跳中将李世民摔死。可是李世民命大，虽被摔出了一丈远，但毕竟只是皮肉之伤。
李世民不是傻蛋，不愿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何况身边聚集着由陆德明、孔颖达、房玄龄、杜如晦、姚思廉、虞世南等组成的智囊团以及由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组成的军事力量。他们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主张政变，李世民觉得不妥，尽管深恶痛绝于太子的政治小动作，但杀害自家兄弟无论如何都有悖常理。这时候内应赶来报告，太子又要设计杀害秦王了，“当断不断，自取其乱”，不采取非常手段是不能脱离险境了。
就在这天晚上，李世民骑马进玄武门，在保卫皇帝的主要所在埋伏1000多名士兵，基本上取得发号施令的合法地位，只等太子自投罗网。李建成果然来了，当察觉有变的时候已经太晚，还让三弟成为了殉葬品。
尉迟敬德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颅喊话：“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保证生命安全，愿意归附者还可以保持原职。”此后，李渊成为太上皇，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李世民的军事才能确实令人称道，亲征俘获颉利可汗，命将出师使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与唐结好，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战略战术皆可圈可点，其主政期间各族和睦、商路通达，汉、藏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观，北方各族尊奉其为“天可汗”。
李世民同时关注文治，如果说从秦王到太宗体现了他的小谋划，那么将社会发展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足的鼎盛局面，成就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贞观之治”，则从内到外透露着其大谋划。
李世民认真总结隋亡的主客观原因，得出英武过人、聪明超群的皇帝如果荒淫无度，使人民道路以目，也会导致国家惨遭灭亡的答案。他觉得人君应该向“圣哲”看齐，做到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君臣齐心合力谋发展，透露着这位英主的历史功绩。
正是他的宫廷“民主生活”态度成全了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良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房玄龄和高士廉询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关于工程建筑的问题，遭到太宗责备：“宫中建筑与你们何干？”房玄龄见状认错，魏征则进谏道：“房玄龄等任总理国政，对宫廷内外的诸多事宜都应该有所了解，怎么应该遭到责备呢？”李世民坦然纳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位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盛唐“船长”做出了很多正直的事，说出了很多敢于面对事实的千古名言。
历史记载得清清楚楚：贞观四年，判死刑者仅29人，全国几乎都已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外办事者甚至不必带粮食，因为路上有很多吃的，监狱里常常空空如也，牛马遍布山野。
若说李世民失误，则其最严重者当数立嗣。李恪擅骑射有文武才，李世民亦觉得“英果类我”，李恪曾镇守边疆，使国家安全有保障，但其母是隋炀帝之女，长孙无忌建议李世民放弃立李恪为太子，此举留下无穷后患，以至于后来武则天乱唐。贬魏王李泰亦理由不足，改立九子晋王李治则令人顿足，李治为人懦弱，其才能胆识似难以成为国君。
李世民在晚年特意创作《帝范》，用以教育太子，书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较为客观地评述了自己的功过，病危中令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辅政，这番谋划看起来周全，然其主角不足与谋，太宗始料不及。
毛泽东这样评论太宗晚年的决断：“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在封建中国，立储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李世民“武功赫赫文德洋洋，比迹汤武庶几成康”，却失足于此。
太宗之后的李唐王朝可圈点之处委实不多，立嗣问题是其关键之一，封建王朝大都有这样的周期率：“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问题实难解决。距唐千余年之后，当黄炎培问及毛泽东该问题如何解决时，答案是一条扬弃古人而踏实进取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诚哉斯言，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因素，乃是事业胜利的保证。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的报复战争
深沉有谋的天骄
复仇是人们心头燃起的怒火，怒火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日渐熄灭，也可能随着时光的累积而愈加浓烈。铁木真的复仇属于后者，他走的是踏实稳进的道路，以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达到人生的目的。此非常人所能为，实乃英雄壮举。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帝国可以跟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相比，横跨欧亚大陆的“武功”成就了元朝，也成就了元太祖成吉思汗。这位深沉有谋的勇士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其父也速该有“勇士”称号，当时蒙古高原上部落林立，大多部落对辽、金臣服、纳贡，金朝利用归顺的部落讨伐叛离者，使蒙古部落局势复杂。
日益频繁的战争，规模也日益扩大，部落结构常被打破，“分久必合”是历史的大趋势，后来以金朝为后盾的塔塔儿人与蒙古部族激战，也速该俘获敌首领铁木真，正值自己的孩子降生，遂给婴儿取俘虏之名，用以纪念战役的胜利。
可惜的是，也速该没有成就宏图伟业，被塔塔儿人毒死之后，其所率部众纷纷离去，他的遗孀诃额伦领着铁木真兄弟们艰难度日，年少的艰难培养了铁木真坚毅的品格，他渴望复仇。
复仇有两种：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理性的复仇需要卧薪尝胆的坚韧和随机应变的智慧，而非理性的复仇则往往是匹夫之勇、逞一时之意气。显然，铁木真的复仇是理性的，他的志向也并非复仇本身，而是要成为全蒙古最强大的统治者，让所有曾经欺压过自己的敌人都俯首称臣。
位卑力薄的他起初只能投靠蒙古贵族，投靠蒙古部落最强大的脱斡邻勒汗之后不久，其妻被篾儿乞部人抓走，为了夺回妻子，他与扎木合共同出兵，达到目的后又投靠扎木合，并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其后铁木真以实力称汗，继而派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四杰”击退乃蛮部，在部落战争中纵横捭阖，占领了呼伦贝尔草原。
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兵作战顽强，“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地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如果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这段描述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其兵威可见一斑。
称汗只是铁木真人生旅途中的路标，他要成为“成吉思汗”，意为如“海洋”般“强大”的皇帝，为此在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即确定蒙古国大汗位。
此后部落界限逐渐泯灭，构成蒙古民族，他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之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以此控制全国。
铁木真不乏管理才能，他安排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的专人，其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发展起来的游牧民族的封建军事国家机器。作为杰出的民族首领，成吉思汗的伟大在于张扬了人性的发展空间，早年的坎坷使他在逆境中奋起，从部落首领逐渐统一蒙古诸部，甚至于横扫钦察草原，沉重打击了衰落中的金政权。
作为打破传统军政合一的任用贤能者，这位天骄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力量，融智慧于其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为其后忽必烈创立元朝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男人的才能在于战胜敌人，夺取他们的一切”；“天下土地辽阔，你们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领地”，这种从野蛮向文明迈进时所具有的野性让人感叹！但进攻与掠夺毕竟不是文明之举。
毛泽东词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成吉思汗的问题在于“只识”武力的重要，尽管他在文治方面并非乏善可陈，但其目的在于加强武力。
这位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土地、士卒和财富，两次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又率军攻金，继而成功地占领中都。他没有满足，又率20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内部矛盾重重、政局不稳。没有统一指挥，兵力分散，成吉思汗几路进兵各个击破，并大规模屠城，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
攻破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撒麻尔干等城后，他又占领呼罗珊全境，并追击敌人到印度河，这次大规模出征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给中亚各民族带来极大灾难，临终前他还提出联宋灭金战略。
成吉思汗在征伐过程中体现出诸多政治、军事才能和韬略。勇敢的他懂得隐忍，他深知只有用智慧和勇气在野蛮争夺中找回因其父被害而失去的尊严，才能为周遭所肯定和纪念。但由于文明没有建立，在野蛮中征战的成吉思汗把战争和掠夺看成崇高的事业，曾大规模屠城的他无视作为“人”的平等、尊重和仁爱，“略输文采”，“稍逊风骚”。
据说在膨胀中困惑的他曾向丘处机请教长生不老之术，对这位得道老者给予极高的肯定，“真人到处，如朕亲临。丘神仙至汗地，凡朕所有之城池，欲居者居之。掌管天下道门事务，仅听神仙处置。他人勿得干预。”而对“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静”这样的答案，或者没有理解，或者不以为然，仍在征战中结束一生。
成吉思汗对蒙古统一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毋庸置疑，其征战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部族交往的实景，黄仁宇先生说：“成吉思汗不盲目地实行残暴政策。”
在马上得天下的他对士兵的约束随事态变化而调整，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表现在：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同时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探明敌情，分别包围而佯退诱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史称“深沉有战略，用兵如神”。
作为历史定位，成吉思汗称“元太祖”，因其后代颇为勇武，皇后孛儿帖所生四子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前三子分别在各地建立汗国。
成吉思汗毕生征战60余次，除十三翼之战例外，其余皆以大胜为结局。
麦克阿瑟曾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尽管当时封建国家危机深重，为其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成吉思汗成就大业终究靠能力和智慧。
毛泽东在谈到没有多少文化的人“能办大事情”中提及成吉思汗，看重的正是其作为军事家的机敏和锐利，“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成吉思汗的失误在于，黩武并不能大有作为，真正承担变革国家命运的乃是人民大众。
朱元璋：杀戮不是本意
筑墙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以一介平民而至开国帝王，性格有些怪异，血淋淋的事实带给明朝更多的是恐惧。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朱元璋此举过于残忍，但初衷亦有遏制腐败的方面，但封建中国的社会体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封建中国的老百姓起名有些意思，鲁迅先生言及“九斤老太”以及“八斤”、“七斤”、“六斤”等为名号者，确实是生活中的事实。
据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考证：“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冉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
若这样说来，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原名朱重八，父名朱五四，母名陈二娘，两位兄长分别名重四、重六，大抵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朱重八少年时代是个牧童，家中一贫如洗，后来遭遇瘟疫，父母长兄接连病故，“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这个出身卑微的放牛娃在草草埋葬亲人之后，入皇觉寺避难，后来见机参加红巾军，因勇敢多智得到重用，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谋且有远见。他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强，作战纪律严明，明令军中抢劫妇女、钱财及烧毁民房者杀无赦。
当时军中不乏知识分子加盟，比如宋濂、刘基等名儒都提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常遇春、汤和、邓愈等多加辅佐，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越来越雄厚。攻破南京之后，他着眼长远，从根基上巩固根据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拓宽发展视角。
之所以如此决策，因为周围有韩林儿、陈友谅和张士诚政权，冷静分析时局之后，他制定出积极的对策，“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故先攻友谅……陈氏灭，张氏囊中物矣。”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其所料，沉着应战的朱元璋北伐中原，势如破竹而连连得胜，逐渐消灭了残余力量。
明朝历史开始了，朱元璋力改元政之失，制严明律法，严格整肃吏治，减轻对工匠的奴役，奖励垦荒者，社会发展获得较为平稳的空间，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出身贫农的朱元璋殚精竭虑，衣食起居节俭，刚崛起的官僚却没有这种见识，其中有些人巧取豪夺，恃权自专，严重伤害了农民利益。朱元璋为此采取诸多措施，比如改革官制、建都察院、聘任特务、控制舆论，但诸措施在行使中火候不好掌握，可能误伤好人，加之朱元璋识字不多，对文字的态度更加苛刻。
据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起草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很让当过和尚的皇帝愤怒：“‘生’者，僧也，此乃骂我曾经为僧；‘光’则秃也，说我曾是秃子，‘则’似乎隐喻‘贼’，大抵是我做贼的经历。”
这位官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自己竟因拍马屁而遭遇横祸。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位皇帝担忧有文化的人骂他，只好封他们的嘴。
黄仁宇先生指出，明朝“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如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几十个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
明朝的高度集权在今人看来过犹不及，但在明朝开端，这种粗鲁的办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而朱元璋最得意的举措，在于对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案的处理。
左丞相胡惟庸权倾一时，门人遍于朝野，纵容家人横行。此前在任命胡惟庸的时候，刘基曾明确反对，“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犁，祸且不浅啊！”朱元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胡惟庸为相之后，立即陷害刘基及其子，此后肆无忌惮，对官员呈送的奏章先行拆阅，不利于自己的就藏匿起来，势力之人都成了他的座上客，指责朱元璋过错的忠臣都遭到迫害。
胡惟庸还算懂得朱元璋，他知道自己没有好结局，不如将遭到朱元璋惩治的人组织起来，着力招募兵勇，甚至连后路都找好了。他派人去东南沿海联系倭寇做外援，一旦事情败露，可以到边远的地方卷土重来。谁知朱元璋大难不死，胡惟庸遭受凌迟之苦，从此警醒的朱元璋觉得仅仅处理胡惟庸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不如连坐有关官吏，3万多人因此丧命。
12年之后，武将蓝玉惹来大祸，他曾劝谏太子提防燕王朱棣，太子病逝之后，朱棣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时候蓝玉不识时务，因没得到重用而说怪话，家奴只知主人而不知皇帝，陪朱元璋吃饭时也不收敛。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时，他竟随意说：“这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朱元璋正愁没有借口，这时正好“顺理成章”，加之锦衣卫罗织罪名，说张翼、陈桓、曹震、朱寿、何荣、詹徽、傅有文等曾同蓝玉密谋造反，朱元璋亲自审问，在残酷刑法中定罪，即使与蓝玉说过一两句话的人也不能幸免，1.5万余人因此丧命。见谋臣和功臣下场至此，朝廷官员人人自危，右丞相李善长牵连其中。
刘基进言曰：“换丞相若换殿中之柱，必得用大材，小材或遭折断或仆倒。”意见同样未被采纳，李善长被诛灭九族，经过这两次惊天大狱，近5万人遭诛杀，此外，还有很多人以各种原因被赐死，几个开国功臣早已不问国事。
朱元璋出身贫苦，所以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十分关切，甚至到了精神紧张的程度。他对官员的防范已到了猜忌的地步，认为百官中基本没有洁身自好者，更没有忠心辅佐他治理天下者。出于这种心态，他进行了疯狂的大清洗和大屠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也造成了恐怖的气氛。
为了震慑腐败的官员，他以“剥皮实草”法以儆效尤，即带贪官到“皮场庙”剥皮，后将稻草、石灰填入皮囊，制成“臭皮统”示众，此举同样成效甚微，晚年的他不得不慨叹：“贪官为何如此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出来。”
他也曾着意培养新生力量，使才华出众者入国子监，但很多天子门生入仕之后，旋即贪赃枉法，顺从前辈官僚的游戏规则。看来，封建中国的社会体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朱元璋在主政期间有不俗的作为，在审阅吴晗所著《朱元璋传》的时候，毛泽东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值得提及的是，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阻止内部政变的发生。他所欣赏的四子朱棣正是使用类似手段登上皇帝宝座，对以往的社会发展远景重新谋划，奠定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根基，这可能是善于使用廷杖的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