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忠臣、廉臣。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他们的结局很多是不尽如后人的愿望，但也赢得了留传千古的美名。美名或非他们所愿，却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诸葛亮： 智者的功劳与苦劳
智者的困惑
怎样成为“智者”呢？是精于构建应然智慧，还是着力于实践此岸智慧，抑或兼而有之？为什么很多事情看似智慧而实则愚蠢？为什么很多事情短时间内显得高明而不能经受长久的考验？智慧抑或不智慧为什么令人难以确认以至于成为一个问题？
智者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教师抑或聪明并有知识技能者，古希腊的智者对哲学问题有不俗的见解，对后世有深远的启发。大多思想家以毕生的努力求索现实智慧或应然智慧，以历史人物的不智之举为戒，这种思想图景往往反映在中西思想发展史上。
看来，通过多年的历史烟尘而仍被视为智慧，实在不容易。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及演义类文学作品中，诸葛亮始终堪称智者，生前身后都得到赞扬，这是令诸葛亮感到安慰的荣誉专利。
这位智者童年时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诸葛玄为太守，这使诸葛亮幼时便见过世面，师从水镜先生司马徽之后，诸葛亮读了很多智慧之书，尤其愿以大略视野观历史，且以当时的社会现实印证之，常以管仲与乐毅自比。
当27岁的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时，应该感到身上担子非常重，此后他大都在征战中度过。“五目渡泸，深入不毛”，加之遭遇暑热毒泉，环境的艰苦不难想象，这个能臣既要领兵打仗，还要安邦治国，真能够像周瑜一样“羽扇论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吗？样子可以做出来，但此前无疑要极其劳神地思虑，否则便没有戴头巾摇鹅毛扇的潇洒的资本。
诸葛亮之劳累不仅表现在为刘备谋划，《隆中对》之后的见解令人赞赏。联孙抗曹，赤壁之战，夺荆州、益州、汉中，以蜀汉政权与曹、孙并成三国鼎足之势，其间可见诸葛亮的智慧与才能。
刘备尽管有高贵的历史出身，而其现实出身乃一卖草鞋者，但毕竟不乏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智慧，辅佐这样的人还可有几分时光稍作闲暇的消遣，及至面对刘备之子阿斗，感受智慧不能托举之物，以往不多的消遣实在是一种奢侈，此为诸葛亮生命中最劳累的日子。
曾“三顾茅庐”的刘备对诸葛亮并非没有戒备，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水平，而诸葛亮不仅熟知蜀国根底，还有高质量的文臣武将支持，自己死后的时局不好说。从他托孤的话语中，我们似乎能感到弦外之音：“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真是一句极其高明的谎言，刘禅的不可扶持已经不需要时间来观察，而诸葛亮的才华能够“十倍曹丕”，意思非常明白：蜀国毕竟姓刘，如果丞相觉着不舒服而要有动作，临终的我也没有办法。
或者更愿意做能臣，以为再世的管仲和乐毅；或者注重自己的名声，诸葛亮听后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句话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他并不后悔，竭尽全力地辅佐阿斗，以延长蜀国社稷江山的寿命。
这时的殚精竭虑与刘备在世时相比，增添了精神上的折磨，刘禅愚蠢加之没心没肺，并不喜欢“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的诸葛亮，尽管做到“事之如父”，却并非真意，对诸葛亮来说，这种感觉与其说是一种尊敬，莫若说这种尊敬意味着某种不得已的敬畏，这种敬畏使君臣关系蒙上了一层灰色。
受刘备知遇之恩而作涌泉之报的诸葛亮太累了，他把“北定中原”当做主要目标，“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让他伤脑筋的不仅有曹魏的威猛和司马懿的狡诈、改善和西南各族政治交往状况，还要考虑屯田和战备问题，更为棘手的是，平衡内部的阻挠和非议，每当诸葛亮阵前取胜，都要遭到刘禅的猜疑，甚至将其召回，以致功亏一篑，辅佐这么个没头脑的家伙，实在不能不降低“竭力尽忠”的品位。其工作时间之长和工作强度之重已成拼命之势，除了证明他有日理万机的能力之外，很难有别的快乐可言了。
智者看重智慧的谋虑，往往也看出他者的不智，对“不智者”的任用因而显得过于谨慎。在使用人才的问题上，诸葛亮并非高超的专家，书生马谡和莽夫魏延都是可塑之才，但都没能发挥才能，他看重的姜维谋才不如马谡，将才不如魏延，诸葛亮的麻烦在于“亲理细事”，而这种辛苦无人领情。魏延就抱怨说：“岂可因丞相一人废国家大事耶？”他的“全才”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部属的积极主动性，事必躬亲的背后可能有揽权的意味，此事为人所疑，而事实是他太怕出差错，沉重的压力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疾病缠身。
听说赵云去世，他跌足而哭；听说关兴病亡，他“放声大哭，昏厥于地，半晌方苏”；听说张苞身死，他口吐鲜血，自此卧病不起，“自觉昏沉，不能理事”，可见他对部属感情之深。
屯兵五丈原时，他“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自觉神思不宁”，身体状况已很成问题，身体是工作的基础，没有好的身体，事业的发展注定受到损害，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自然原因所在。
他积劳成疾人人皆知，当他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女人衣服时，司马懿曾问道：“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有很大的杀伤力，使者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鉴焉。”这让司马懿看到了希望，因为这样的繁重负担不会让诸葛亮活太久，他确实倒在了北伐途中，年仅54岁。
同关羽和张飞一样，诸葛亮为后世赞扬的重要原因是崇尚儒家义德，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说关羽和张飞以武力和忠义闻名于世，诸葛亮则以智慧和忠义闻名于世。他不负于刘备，却得不到刘禅的感激。在他去世后，蜀汉各地民众提议建立庙宇，遭到刘禅拒绝，这个扶不起的家伙终于有了不恐惧的时机，他的理由是“史无前例”，其实他的弱智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此举让这位除了贡献“乐不思蜀”这句成语而无所作为的傻蛋颇为得意，因为终于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来说明自己是不能被藐视的。
这应该让智者感到悲哀了，这个设计出“八阵图”，发明“孔明灯”、十箭“连弩”、“木牛流马”的能臣遭受的侮辱如此另类。从诸葛亮自身来看，其处事方式应为前车之鉴，越俎代庖的揽权是小生产者的美德和习惯，难以将领导的管理能力发挥到成熟的程度，跟游刃有余地指挥若定相比，总不免有点儿小家子气。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较刘备差得远，刘备的从善如流是诸葛亮做不到的，当然这也与他因为殷切的期望而产生的沉重的负担有关，据说临终前的他曾对天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杜甫诗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种慨叹因逾越智慧的维度而为古之智者所不能及。
吴隐之：千古第一廉吏
情操不渝成美德
官员之成为清官，不是几件事情能够成就的，而要用毕生的操守得到民众的认可。廉臣之表率作用在于他者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例子中找到应该改进的地方，完善谈话者和倾听者不见面的对话，使操守通过效仿而具有意义。
做人乃是做官的前提，廉洁的官吏往往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不敬父母爱妻友的人难以成为廉臣之典范。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孝子”是“忠臣”的基本要求，如对父母不孝，则说明此人没有基本的道德，因而其不会在其他方面有道德的表率作用。这种“道德衡量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吴隐之的宦海生涯可为此佐证，年少时孤高独立的他因父丧而大声哭泣，路人为之流泪。为母亲守丧时，哀伤超过礼制的规定，有双鹤在附近鸣叫，有群雁会集祭祀之所，时人以为乃他感动天地所致。“百善孝为先”，善者成为清官具备相应的文化基础，在数千年礼仪体系中显得非常重要。
太常韩康伯是吴隐之的邻居，韩康伯的母亲每听到吴隐之的哭声，就放箸而不食，为之悲痛流泪。她对儿子说，如果有朝一日能有官吏任用权，应推举吴隐之。韩康伯后来真的成为吏部尚书，旋即举荐吴隐之为辅国将军功曹。
在吴隐之任辅国将军功曹期间，他哥哥吴坦之被桓温俘获，面临杀身之祸，吴隐之见状请求替兄长赴死，桓温因之赏识吴隐之，令其出任晋陵太守。在上任途中，他曾饮贪泉之水，并赋诗表达清白之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传说人们只要喝贪泉之水，就会有无尽的贪欲，吴隐之态度很明确：“不看可产生贪欲之事，就能使心境保持不乱，越过五岭即丧失清白之由如今已知。”
这位清廉俭朴之人言行一致，家人未因其是高官而获得富庶的生活。平时的俸禄赏赐他都分给亲戚和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因没有替换衣服，冬天的时候只好披上绵絮，其清苦几乎与贫民一般。他给妻子的任务是背柴，家中常吃的是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与衣服都交付外库，此举的确与常态迥然，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故意为之，以博得好名声。部属知其廉洁，奉鱼时常剔去鱼骨，吴隐之为此勃然大怒。
因其率先垂范，改善政府作风，得到当朝官员的高度肯定：“在家中恪尽孝道，困境中砥砺清节，实在非常人所能及也，而成君子美德。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顺友爱，超于常人，俸禄均分给九族，廉洁克己，俭朴过人。身处可产生贪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执著操守，在海物杂错的富庶环境中，家中亲属服装依旧。革除奢侈，务求俭约，使得岭南风俗为之改观，我对此有嘉奖。”
当时广州因地理环境优势而盛产象牙、珍珠和名药，但谁愿意到蛮荒的地方做官呢？家贫而欲为官谋财者。到蛮荒之地而不贪财，几乎史无前例，吴隐之就是这样的稀有者，“岭南风俗为之改观”，实在难能可贵。
及至卢循进攻南海，吴隐之率将坚守城池，其子吴旷之战死。吴隐之后为敌俘获，卢循上表欲予处死，朝廷因其平素的表率作用而不同意，“刘裕与循书，令遣隐之还，久方得反。”吴隐之还京后，其廉洁俭朴之风不改，当上尚书、太常之后，吴隐之家中仍以竹为屏风。
有一次，他和随从在外出途中遇雨，避雨的时候见一怀抱蓑衣而淋雨的书生，此非常人所为，吴隐之亦好奇：“为何抱蓑衣而淋雨？”原来那蓑衣是书生捡到的，他正在雨中等失主，怕失主见蓑衣为他人所披而难过，这样的青年很对吴隐之的脾气，“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待问其姓名、年龄与家世之后，纳之为婿。女儿将出嫁时，卫将军谢石知道他家中贫穷，特意帮助他料理婚事，帮忙者到他家门口时，正见其婢女牵狗去卖，此外未有预备，女儿出嫁用的仅是卖狗所得的微财，对这位高官来说，这样的家境实在耐人寻味，即使只是某种作秀，但把作秀当做基本的日常生活何其难？
后来由于年纪衰老，他请求离职，朝廷颁诏同意，授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给钱十万、米三百斛。清官可以安享晚年了。“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事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在其卸任途中，他的妻子带回一斤沉香，吴隐之不知沉香从何而来，“遂投于湖亭之水”，以明其矢志不渝的晚节。
其子孙后代多“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他的品德成为后代坚守的门风，也可以看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奉献精神。
唐代周昙诗曰：“闻说贪泉近郁林，隐之今日得深斟。徒言滴水能穿石，其那坚贞匪石心。”从饮贪泉之水到终生不贪，可见贪泉之喻可能只是贪官的一种托词，真正的廉者要在踏实求索中印证其高远之志。
在争权夺利的封建官场，吴隐之的操守可为百官楷模，“流誉当年”。著史者曰：“若伯武之洁己克勤，颜远之申冤缓狱，邓攸赢粮以述职，吴隐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因而赞之曰：“猗欤良宰，嗣美前贤。威同御黠，静若烹鲜。唯尝吴水，但挹贪泉。人风既偃，俗化斯迁。”
吴隐之的境界为斯世之最，却毕竟是古之人物，具体的做法和看法或有瑕疵，我们不能苛责，20世纪30年代一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吴隐之追求的超越，即方志敏的《清贫》：“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这卑鄙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这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
从古至今，在“华丽的大厦”、“美味的西餐大菜”、“舒服柔软的钢丝床”面前，仍然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都属不易，在必要的时候，面对“卑鄙潮湿的茅棚”、“刺口的苞粟和菜根”、“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是谁都能“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劳苦”的。
但不要忘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获取财富是人之正当的追求，但通过做官谋取不义之财却逾越了做人的根本，从吴隐之到方志敏，我们不难看到其职务背后的“清贫”而高尚的人格力量，这种道德操守是对高尚追求的自觉坚守。
当我们鄙视贪官时，往往洞穿其人格的虚弱与乏力，而坚实的人格力量总会穿越阴暗的障碍。以谋财为目的而做官，总是渴望能得到更多，而所得终散去，因为都是不能永恒的“身外之物”，人们可能因此疑问：什么能够铸造永恒呢？永恒的人伦意义在于得到人们的不断怀念，而高尚的人格力量是得到怀念的逻辑前提。
狄仁杰：盛世的贤相名臣
河曲明珠唐砥柱
狄仁杰当政固然因其有机警权变的素质，也在于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他知道若要青史留名，就得造福社会。皇权并非哪个家族的私有财产，谁能当好就来当好了，而他的职责在于辅佐。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老乡，应该誉之为杰出的侦探、廉政的法官和成熟的政治家。历史上具有这般能力和品质的官吏非常罕见。他出身于名门，其祖父狄孝绪曾任尚书左丞，其父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
狄仁杰的仕途并不平坦，出仕不久即遭到诬告。但有时坏事也能成就人，赏识狄仁杰的伯乐是工部尚书阎立本，在审查遭到诬告的狄仁杰之案时，他发觉眼前乃“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遂荐之，狄仁杰从此平步青云。
今人传说狄仁杰的多为其侦探功夫，梁冠华主演的狄公惟妙惟肖，悬疑之处每每扣人心弦，腾格尔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也长歌意气，“却又惊雷起，长烟落日山河壮……铁马金戈剑雨，荡气回肠千山万”。狄仁杰的思维确实缜密，处事也确乎迅捷，别的暂且不说，只言其当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就处理了17000个疑案，公正的判决和明达的作风使他深受百姓爱戴。
越王李贞谋反被平定后，武则天派狄仁杰任豫州刺史，负责追查谋反的余党。到任后的他看到宰相张光辅已拘捕5000余人，涉及近700个家庭。此举不符合人之常情，他果断地释放了“反贼”，对武则天的交代是：“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这样的拘捕肯定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失误，皇恩不应因这种失误而减少，宽恕非常必要。
武则天见状准其奏章。死里逃生者为他树立功德碑，并且焚香礼拜：狄公给了我们生命！事情真相大白，原本可能得奖赏的宰相因此无功，平定李贞叛乱之后，宰相张光辅恃功勒索，狄仁杰斥之杀降卒以邀战功，后被参奏而贬为洛州司马。贬官还不要紧，被来俊臣投入大狱，则关乎身家性命，被捕的他立即招供：谋反属实，我是唐臣，甘愿就死。这个态度让来俊臣放松了警惕，以至于他悄悄托人送信给女皇陈说遭遇。女皇看后动了恻隐之心，要来俊臣核实审判程序和结果，来俊臣不明就里，竟然伪造了狄仁杰的谢罪表。双方对质之后，立即真相大白，狄仁杰并没有谋反，来俊臣稀里糊涂地开始走下坡路。
这位足智多谋的法官后来成了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在当政的9年中，他远见卓识、机敏睿智，展露了高超政治家的风貌，其善政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同时也被佞臣所诋毁。
皇帝身边的臣子良莠不齐，帝王不能偏听偏信，其中多少有听听佞臣意见的味道，但高明的皇帝大都“知臣善任”，能在关键时候保护良臣，避免其遭到政治波及。
当佞人弹劾狄仁杰时，武则天问他要不要知道诋毁他的人是谁，“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异于常人，说不知道比知道好，“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这份度量让女皇折服。
狄仁杰之所以能如此自信，除了他个人洁身自好的原因，也在于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与重视。女皇的侄子武承嗣觉得杀狄仁杰利大于弊，因为这位机警的谋臣实属危险分子，武则天不愿意让武承嗣难堪，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包括武三思、武懿宗在内的三个侄子都没有太多政治头脑。极力举荐自己当太子的武承嗣更是让武则天非常失望，可这个望之不似人君的无德无才无智谋者总是觉得扳倒几个大臣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有了对狄仁杰的诋毁。
武则天的折中办法是将狄仁杰贬为彭泽令，此后恢复其职，并长期得到信任和爱护，其意见大多被接受，老练的武则天深知这位政治家对社稷有利。
狄仁杰的确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这位比武则天大17岁的宰相从没反对过女皇，即使在武则天滥杀无辜的时代，他的努力只是劝说，希望女皇改变主意，用自己艰苦的努力减少酷吏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作友一个清醒的官员，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尽力使国家走向正轨，而不是简单地与酷吏斗争，因为只有国家步入正轨，酷吏才会彻底失去用处而被抛弃。只有与女皇达到深度的默契，才能在诸多国家大事上有发言权，更何况，武则天驾崩之后，李唐王朝的复活不是没有可能。
狄仁杰《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云：“宸晖降望金舆转，仙路峥嵘碧涧幽。羽仗遥临鸾鹤驾，帷宫直坐凤麟洲。飞泉洒液恒疑雨，密树含凉镇似秋。老臣预陪悬圃宴，余年方共赤松游。”由于与武则天颇有默契，狄仁杰在很多时候是敢于顶撞女皇的，女皇则“每屈意从之”，夸奖他“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90多岁的时候，狄仁杰仍然精力充沛地当“国老”，上朝的时候可以不拜，这在唐朝及短暂的大周朝仅此一例。
良臣及至暮年，干了两件漂亮事：立李氏为太子；荐忠臣以谋国。他不仅联合王方庆、王及善、吉顼等人，甚至联络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共同努力，终于使曾被废的中宗回宫，武则天让这个窝囊儿子做了储君，要“国老”扶持。张柬之、姚崇、敬晖、袁恕己、桓彦范等都因其举荐而担当要职，他清楚张柬之等人的政治能力，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会在宫廷政变的波涛中重振李唐王朝。时人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公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狄仁杰不愧为大法官，他已经查清并断定国情和未来的发展态势，在闭眼之前就预知了后来的结局。
他曾暗示女皇，大周王朝难以巩固，因为女皇千秋百岁后，总得以帝王母得祭祀，而“皇姑”的名分不可取，“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女皇说这是家事，“卿勿预知”。狄公驳之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武则天或者因此让位于儿子。
武周宰相再造唐室，可谓“唐室砥柱”，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评价的：“狄仁杰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
当这位谋臣去世之后，武则天不禁失声痛哭：“国老”突然离去，“朝堂空也”，这真是“天夺我国老啊”！女皇笃信佛教，狄仁杰辞世后，得栖“释源祖庭”的白马寺。
明代《重修白马寺塔记》碑云：“唐忠臣狄梁公墓，其神道碑尚存。昔者唐时，即寺为公香火院，公附寺而定，寺因公而著。”狄仁杰博通经史、刚直不阿而老成谋国，却因侦案闻名，荷兰作家高罗佩为他侦探水平的传播付出自己的文学努力，这位对中国学术颇感兴趣的汉学家创作的《狄公案》凡23部，使狄仁杰的名字具有国际意义。
较之福尔摩斯，狄仁杰之断案亦如神机妙算，他处在刑侦手段较为原始的时代，凭缜密的观察和潜心的思索而查明案件的事实，如果停留在断案之能上，狄仁杰已为世所难得的大侦探，重要的是他能用断案之能谋划李唐王朝的现实与未来，并以其才华左右女皇的决定，诚为传奇人物！
寇准：他年富贵莫忘贫
为官之操守
为官者不能为“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所左右，要因世间之忧而忧，因世间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起码不能埋没自我的良知，否则为人唾弃。交友应交诤友，择臣应选诤臣，寇准实乃诤臣。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这首《阳关引》的作者寇准在杨家将演义中时而“背靴”时而“夜审”，“早堂接状午堂审，午堂接状审判分明；到晚来接下了无情冤状，一盏孤灯审到了天明”。实为宋代名臣，他以正直敢谏闻名，在辽朝欺侮宋朝时任副宰相，忠于国家、敢于决断，宋太宗曾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据说寇准出身书香世家，7岁时随父攀华山，即能赋诗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19岁作《春日登楼怀归》诗曰：“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从中可见其不乏历史视野的“自惊”之思。
寇准禀性正直，为此得罪了很多权贵，一度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做知州。直至边境情况紧急，才被召回京城，受任于败军之际，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弃京南逃的决定，宋真宗为此率兵出征。
寇准大抵抱着这样的信念，如果信任微臣，那就得重视微臣的意见，否则就不断陈说，“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当很多怯臣劝皇帝放弃对抗时，寇准适时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约定，让真宗勇敢起来。这次游说很成功，战争终于有了转机，辽国的萧太后同意议和。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得以暂时不在战场飘动，辽朝的条件是割让土地，宋真宗觉得可以给金银财帛，寇准反对议和，提出要辽归还宋燕云失地，宋真宗觉得颇有不妥，好不容易时局缓和，说什么也不愿放弃。
他不顾寇准等人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答应年予百万，寇准暗中对曹利用说：“赔款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要你的脑袋！”
据说曹利用回来时，宋真宗因吃饭不能接见，但急于知道谈判结果，叫太监问之，曹利用做出三个指头的手势。太监回报后，真宗以为赔款数目是三百万，觉得损失惨重，但事情已顺利结束，毕竟可以略微轻松一点儿了。当听到曹利用面奏赔款数目为三十万时，真宗高兴至极，此为“澶渊之盟”，要不是这位名臣坚持抗战，宋朝的损失无疑更大，灭亡的时间可能更早。
寇准不止是一个坚持抗辽的爱国者，更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国家重臣。《宋史》载，“（寇）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得帝王信任可见一斑。
但这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时候实在难缠，宋太宗曾责之：“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寇准一度被降职处理，但择要而言之，宋廷以寇准为要臣。
寇准《江南春》词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说的是女子怀春，其意颇有自怜之意。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在兵力不足以耀世的宋朝，能臣之难大抵可以想见。
寇准《点绛唇》词曰：“水陌轻寒，社公雨足东风慢。定巢新燕。湿雨穿花转。象尺熏炉，拂晓停针线。愁蛾浅。飞红零乱。侧卧珠帘卷。”词风同杜甫“朱门酒肉臭”差异很大。据说其廉政并非初始即有，早年亦“豪奢冠一时”， 寇准夫人乃宋太祖开宝皇后幼妹，家中富贵可见，难得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清代剧作家杨潮观《寇莱公思亲罢宴》说明个中缘由，据说当上莱国公的寇准准备寿宴时大为庆祝，谁知在寿堂燃起的红烛油流满地，滑倒了陪其母抚养其成人的刘婆。跌倒的刘婆大放悲声，说起当年太夫人“灯光寒窗，停针课读”的情景，这番摆老资格很让寇准汗颜，“想当初辛勤教养，她挑灯伴读落叶寒窗，哪有余辉东壁分光亮。单仗着十指缝裳，继膏油叫你读书朗朗，拈针线见她珠泪双双。真凄怆，到如今，怎金链宝炬照不见你憔悴老萱堂？”这番教训让寇准“罢宴”，改为超度母亲的亡魂，反思自己过失。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段故事颇有教育意义，诸多剧种都有所改编，京剧剧本中录有其母诗曰：“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她望子成龙，不是要儿子成为社会的蠹虫，而是要主宰时代沉浮，担当民族重任。
若念慈母之恩，设若还有良知，就不能忘却慈母的教诲，她们关爱的目光是官员判断世事时凝视的天平，所有即将走上贪污之路的人都应该铭记严厉的声音：“儿啊！住手！”语云：“八风吹不动天边月。”寇准侍妾茜桃之诗道出了几多历史真实，“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富贵者确应不逾自身的限度，多思民间疾苦。
“赢得生前名，岂管身后事！”真的吗？其实很多名声在生前也不能有始有终，真正的顶礼膜拜只能在心灵祭坛上，人们知道应该爱戴谁，也知道什么值得爱戴。
《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对很多官员尤其具有警示意义，“积善”之类暗示对清正世风确有积极意义。寇准终年62岁，官声佳，亦为后人称道。葛优主演的电视剧《寇老西儿》或为“戏说”，言其“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拷过地瓜”，称山西人为“老西儿”者多为现代称谓，但其基本意思反映了人们对古代能臣、廉吏的赞赏。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又说：“中国人之不敢正视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
当“瞒和骗”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等待他们的道路已经不难预料，其家财当然全部充公，后世子孙还背上骂名，直至多少年之后都难以洗脱。在这个意义上，寇准看似不智的正直就成为难得的智慧，他有勇有谋，能够广结善缘，在关键时刻能找到柳暗花明的奇迹，并力为廉洁之表率。
为官者要廉洁，当提升自我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清廉操守的境界和正直的处世能力之间有必然关联。至少在寇准的身上，我们看到清廉的境界发出的光亮，照亮了他的使命的光荣，使昏暗的封建官场留有一丝窗缝以窥视阳光，从而无愧于读书人高尚的追求。
于成龙：大清朝难得的清官
十年羸马更长征
人非天，对封建中国的贫苦百姓而言，清官使他们头顶青天，于成龙重振道德风尚的期望需要社会条件，但其努力毕竟让沉默的封建官场看到了一丝光亮，尽管这光亮并不明丽，却足以让后人因而感到点点温暖。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很多封建官吏来说，做官无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无所依靠的百姓呼唤清官。
当以“清端”、“卓异”闻名的于成龙登上官场时，注定引来一片喝彩声。少有大志的他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后以“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决心，接受清廷委任，去往遥远的边荒之地做县令。这可不是轻巧活儿，两届前任或死或逃，罗城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政府办公地仅为三间破茅屋，他这个县令住在关帝庙，以坚强的意志奔走操劳。
于成龙“治乱世，用重典”，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他“严禁盗贼”并力讨之，由于抱定“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信念，“柳城西乡贼”“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退还”。
在摆脱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刚柔并用，使“数大姓负势不下”之局迎刃而解。这种突出的办事能力得到重视，他因而被举荐为广西唯一的“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但这位廉吏囊中羞涩，赴任时连路费都没有，当地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还”。这种景象，对贪污成风的清朝官场而言实为少见，而百姓正是用他们最质朴、最真切的感情表达出了时代的呼声：为官者，应还百姓一片天，一片能够阳光普照、风调雨顺的天，而不是无法无天、一手遮天！一个于成龙，榨出了清朝官员们“皮袍下的小”，更让全天下都知道了百姓的心声。
到合州之后，他革除宿弊，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仅以家仆随身。合州知州并非“肥差”，此地较为贫穷，于成龙以其务实的努力改变了当地面貌，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于同知有两件事情值得细述：治盗省讼和平定“东山之乱”。为了摸清案件的来龙去脉，他常“微行私访”，其衣内置布袋中装有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于成龙不乏断案手段，他“宽严并治”、“以盗治盗”，效果亦很明显，民曰“鬼有冤枉也来申”，其破案之能在民间文艺作品中得到神化，百姓呼其“于青天”。
清朝“三藩之乱”爆发后，“通贼”罪名过泛，以致遭疑者聚众暴乱，于成龙冒险进山寨劝说300余枪手放弃动乱之念。当暴乱四起，“高山大潮，烽火相望”，他坚持主动围剿，乘胜平乱，此后步步高升，为封建官员的健康成长确立了难得的楷模。
于成龙《登万寿阁》诗曰：“古寺荒凉草木平，十年人到倍伤情。满城黄叶飞秋色，虚阁寒涛夹雨声。赋税何劳频仰屋，关山行看会休兵。依然故国音书绝，潦倒风尘白雁横。”
时刻惦念百姓的生活状况，是封建廉吏穿越历史长河而透射出的人性光辉，于成龙之所以令人难忘，主要在于居官位而过艰苦生活，遇到灾荒的时候，他以糠代粮自食、而以粮救济灾民，仅供骑乘的骡子也被“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为民称颂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说他是“闽省廉能第一”，决非夸张之辞。民谚曰：“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由于品行卓异，于成龙在紫禁城得到康熙召见，龙颜大悦，“嘉其廉能”，以为“今时清官第一”，遂任其为两江总督，使决意整顿吏治的他获得了广阔的天地，以其模范作用带动封建官场。
从功利角度考虑，封建廉吏皆非“好命”之人，没有坚定的意志不可能挺住。“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于成龙责令部属对“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
“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其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每当发现科考舞弊之风，“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很多廉洁有为的人因其举荐而得到重用。当很多封建知识分子尝到做官的“好处”，愿与腐败官僚分一杯羹的时候，于成龙仍“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没有这点精神，官阶甚高者生活艰苦如斯，是难以想象的。
于成龙坚信，“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其《闻笛》诗颇有自勉之意，“缭绕飞空短笛声，高天露下共凄清。愁来江汉人何处，万里关山月倍明。万里孤云随绝漠，十年羸马更长征。谁知一曲终宵怨，霜雪无端两鬓生。”官场或如疆场，“羸马”亦为骏骑，在昏暗的封建官场中，廉吏如“绝漠”之“孤云”，长如“万里”，始终无“怨”，直至白发悄然生鬓处，帝王之嘉奖，百姓之赞颂，是廉吏坚持进取的心理慰藉。江南百姓称其“于青菜”，周围官吏不得不“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
刚正不阿和封建官场的关系似乎只在理想的层面上存在，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刚正不阿总是被深谋远虑、明哲保身、机智敏捷等代替。或者默默无闻，无法跻身为历史所铭记的凤毛麟角的行列，只能看着极少数成功者的背影越来越远。
云游宦海的于成龙只身走遍天涯，与结发妻阔别20年之后才得一见，及至去世之时，居室中只有“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但其言行深得民心，“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破例亲撰碑文，称“清瑞”，后赐匾为“高行清粹”，又有对联曰：“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能得百姓如此爱戴，能得帝王如此赞誉，对封建士人而言，夫复何求？
于成龙非凡夫俗子所能及也，其为人处世及做官的原则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一丝可能的光亮，这丝光亮照耀着皇权，也照耀着普通百姓的饮食起居，至少百姓有了可以获得安慰的某个具体的理由。封建社会的清官的境遇大抵如此，皇权以他们的威望教化百姓，百姓以他们的正气慰藉自己，就整体社会结构而言，他们往往只是时代的衬托和点缀，但正是这样的衬托和点缀使漫长的封建社会不至于漆黑一片。
后人之京剧、评书、影视等文艺作品积极发掘其操守的价值，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主题曲唱道：“一生奔波你坦诚不渝，经历了多少凄风苦雨；拍案而起你整肃纲纪，你的愤怒惊动天地……你为的是天下，想的是社稷，苦了自己；你穿的是旧衣，吃的是粗米从不在意；你爱的是百姓，恨的是贪吏一身正气；你流的是热泪，熬的是心血勤政不惜。”据报载，他的后世子孙如今仍生活在于氏繁衍的土地上，没有忘记祖辈的历史而朴实地劳作着。
郑板桥：难得糊涂的智者
一枝一叶总关情
对糊涂和聪明的辨认并不容易，很多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实则大糊涂，很多表面上稀里糊涂的做法可能孕育着大智慧。糊涂并不容易，其难在于本不愿糊涂，却不得不为之。纵观板桥一生，艺术家的痛苦恰在于此。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人是康熙时代的秀才、雍正时代的举人、乾隆时代的进士，名曰郑板桥。
出身贫寒的他曾在山东范、潍两县任知县，在科举道路上孜孜追求三十年，希冀金榜题名后大展宏图，做个官场的明白人，以为官吏楷模。骑驴上任的“父母官”刚到潍县，就要“散放衙门臭气”，命人将县衙围墙凿出大洞。此举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无疑属非正统，律令实施不顺，但认定为民治政的他丝毫没有退缩：“君是天公办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兢兢奉若穹苍意，莫待雷霆始认真。”
郑板桥担任的只是县衙的小官，在这样的位置上不容易干出什么经天纬地的成绩，但他还是利用七品芝麻官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作出了努力。“风虽狂，叶不扬；品即雅，花亦香。问是谁与友，是我郑大郎。友他在空谷，不喜见炎凉；愿吾后嗣子，婚媾结如兰。”既不卑躬屈膝，也不沽名钓誉，而把体贴百姓视为做官之要，“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说的是艺术，想的是民众的疾苦。
毛泽东认为，郑板桥的书法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艺如其人，“掷地有声”的郑板桥终不糊涂。
郑板桥流传至今的作品最著名者当属竹画和书法“难得糊涂”，郑板桥的书画诗文决非附庸风雅之作，他做官前后都在扬州卖画，“终日作画得不到休息，便要骂人；三天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抒胸中郁闷之气”。“十日不能下一笔，笔墨静坐秋萧瑟。忽然兴至风雨来，笔飞墨走精灵出”。
他擅画兰花和竹枝，以草书竖长撇法运笔，疏朗劲俏而洒脱飘逸。其与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方膺、罗聘等并称“扬州八怪”，板桥的隶书参入行楷而自称“六分半”书。
他还擅作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寄以深切同情，说理散文亦独具一格。其《家书》在述说家常中或抒情或议论，自然率真而为世所称，《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作品尤为深刻。
倾听“民间疾苦声”的他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连夜动身，兼程进京。直上龙廷，犯颜陈情”。一度寄望于以身作则、改变世风的他对官场日益无奈，郁闷与不快大都表现在诗文中，“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装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同情贫苦之人的郑板桥是人道主义者，他敬重为吏而廉、为富而仁者并引为知己，他的“仁”体认了儒家的“爱人”观。因为赈济灾民，他得罪了豪绅贵戚，遭罢官，在上奉君主、下抚黎庶的道路上跋涉10余载之后，这个知识分子终于在一声断喝中猛醒过来：“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冤诬！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忌讳本来无笔削，乞求何得有褒诛。唯余适口文堪读，惆怅新填者也乎。”“难得糊涂”的他卓尔不群地痛恨一切权贵，甚至置削职入狱于不顾。
将治政的理念投射到艺术中的他似乎参悟出莎士比亚式的历史理解：“茫茫的历史时空上演着悲剧，我们还都得参与其中。”“七年一觉潍州梦，西风残阳是归程。”渴望深度入世的他时常悲怆，与其说是仕途不畅，毋宁说是内心的孤独，其个性表达不乏隐恶扬善的美德，却缺乏把握时代的思路。
他的离去引起当地百姓的高度重视，穷苦人民不约而同地在刺骨的寒风中夹道送别，曾言“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的他禁不住泪流满面。在被人民背地里痛斥的封建官场，能得到民众如此的肯定，也算雁过留声。
从板桥归乡生活的情景来看，他走的是崎岖的山间路，这样的脚步决非无胆量者所能迈出的。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他发展了独特的书法技艺，以至境界卓然。“忙因文章穷因命，老是须眉壮是心”，其字融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于一炉，体态别致而怪伟惊世。板桥艺术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郑板桥文集》因其境界传世。
以往评论家认为郑板桥的字“怪”，“怪”只是其貌，“威”才是其深沉精神所在。诚如毛泽东所言，“人有相貌、筋骨、精神，字也有相貌、筋骨、神韵，字就像人，有精神，有个性”。郑板桥每个字“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此评尤为精妙。
不与封建官场同流合污，从“父母官”成为“布衣”，要付出不可低估的代价。归家有其难处，三代人挤在四间茅草屋里，大人吵，孩子闹，他的思绪难以安静。回忆遭罢官的往事，诗人辗转难眠：“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仍认定“富贵非吾愿”。
房文斋在长篇历史小说中这样演绎他的临终话语：“我为官十三载，虽无倒乾转坤之功，却为一方父老尽了绵薄之力……可以瞑目了……人生在世，有几人能毫无遗憾便甩手而去？但求于心无愧……唯一渴求的，是骨肉化泥土，魂魄随风散，天上地下，难寻难觅……”这番演绎具有极好的写实作用，实在地道出了郑板桥毕生的心声，作为大艺术家的人生结局，板桥在家中平静辞世，临终前嘱托“丧事万不可靡费”，而“应把孝悌之心，全部留给活着的人”。
封建官场的“智者”大抵都有一本“明白账”，也都有一套“糊涂经”，以“糊涂经”勾画“明白账”是其智慧的重要维度。打破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以“明白经”勾画“清白账”，大抵孤掌难鸣，因为很多为官者之所以为官，看重的恰恰是明白账，明白账不侧重于道理，而侧重于厚薄，即不义之财多少是也。郑板桥起初的明白实乃糊涂，其后不得不为之的糊涂乃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难得，因为明白和糊涂都事关官场，并不是良知之类全然能够解决的。
当问题不能解决，激扬文字便成为封建士人典型的文化性格，他们过于率真，不在意社会整体态势的现实要求，而以“清流”自我标榜，这样的标榜最终往往会伤害了自己，因为其渴望改变的对方可能用不“清流”的方式对待他们，甚至使之莫名惊诧，继而使他们的社会认可度距其期望值越来越远，郑板桥的悲剧与此不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