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6月间，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一个名为《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谈：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大陆和台港儒学研究学者不少，但对儒学的现状和前景，却弥漫着一种缺乏底气的、悲观的情绪。以致有基督教学者公开提出质疑：你们所谓儒学，观点论域不一，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观念和价值系统；现在讲对谈，我们实不知与谁来对谈。这个质疑，虽嫌尖刻，却颇切中要害。但据我个人近年来对儒学发展状况的观察，觉得对儒学的未来，应持一种适度乐观的态度。我在大会的闭幕会上就此作了一点回应：主要是提请大家注意近四至五年来大陆儒学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并对之加以反思。
的确，现代以来，由于太过长期的“革命”、充斥整个社会的反传统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生活样式的历史连续性发生断裂，儒学既失其制度性依托，亦逐渐失去了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学术层面上，现代的儒学研究乃退居学院化一端，被纳入现代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思想框架。这样，作为中国文化学术之整合基础和人伦教化之超越性本原的传统儒学，乃转而成为现代学术分科中之一“科”，成为一种无关乎社会生活的“理论”和析出于历史连续性之外的“知识”，使之难以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一个活的文化生命动力。儒学似乎失去了它在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所。有学者把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存在状况形象地比喻为博物馆之陈列品这是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对儒学在现代中国状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学已成“博物馆”中的存在，正因为它已退出了历史，不足以影响现实生活，因而才得以被“收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第二部分和“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或无体之“游魂”“游魂”说是余英时先生关于现代儒学的困境的一个形象说法。参阅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收入其所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这似乎并不为过。
但是，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几年，中国大陆儒学的状况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民间儒学、学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各地种种民间性的儒学和学术组织，如书院、精舍、学堂、学塾、学会、讲堂等纷纷恢复或建立；各类民间性学术文化活动，诸如读经、会讲、讲学、读书会、沙龙、法会等，亦日趋活跃，中国的民间儒学和学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已渐有复兴和蔚成风气之趋势。从更深一层来看，这种状况乃表现了一种民众文化意识的转变和觉醒。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反传统意义上的“热”，就连一般具有自由意识的知识精英，也难以摆脱当时政治现实和流行思潮的束缚，而将中国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儒学和历史传统。九十年代的儒学热，其实亦只是少数学院知识分子所关注和讨论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以来的儒学和文化热，却不仅限于学院学者和学术研究，同时亦根于民间，逐渐深入民众意识。这两年，大陆出现了一些在大众中受到普遍认可，具有轰动性效应的“学术明星”。近所谓“于丹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明星”，在这个意义上，“明星”乃标志一个时代的价值和精神企向。战争年代的明星是“英雄”，“文革”时代的明星是“造反派”。在我们这个穷奢极欲和消费至上的时代，为大众所广泛认可的儒学和学术明星的出现，正表现了社会民众之儒学和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
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其意义并不限于一般民众生活，它也在推动着学院儒学的转变。民间的儒学和学术，其特点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讲学、自由的思考，总之，体现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因其起于民间，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故更具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学院儒学和学术，亦可以说已经开始逐渐民间化并已具有了相当的民间性。学院儒学和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其诠释的原则，已经由一元趋于多元。这为学者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条件，使其研究工作可以与自己的志趣乃至其价值的认同逐渐达致合一。知行合一，本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根本精神。在这种情势下，学者已逐渐有可能秉承传统“为己之学”之宗旨，无所依傍，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这使学院的儒学和学术渐具教化之功能，亦具有了切合于一般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考虑到大学招生的历年扩大，现在，约近半数的青年人要从各类高校毕业走向社会，学院儒学的教化作用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譬喻，这是否意味着，儒学可能有机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借尸还魂”，而不再做无体之“游魂”了呢？
对中国当前儒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我的评估是：有喜有忧，而喜大于忧。
《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从历史来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的教化理念，既植根于社会人伦和民众日常生活，又能以其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对之加以诠释、点化和提升，二者之间，总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动张力关系。这是儒学能够持续地保有其活的文化灵魂和生命原创力的原因所在。因此，重建儒学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内在联系，乃是儒学未来获得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近年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以及民众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已逐步为此建立起一个现实的基础。此吾人所可以为之“喜”者。
“历史性”与“当代性”，乃是文化自身之共属一体的两个方面。由乎其历史性，文化乃保有其民族的个性和其原创性的动力；由乎其当代性的建构，文化乃具有其当下生命的活力和因应现实及其持续展开的普世性价值。就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而言，不同时代各有自己时代的儒学。这本身就显示了文化之历史性与其当代性的统一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之所以能够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而具有普世性的教化作用，这是其根本所在，而不仅仅因儒学的政治制度化使然。学者已普遍意识到，在现代的儒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理论诠释原则（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理论原则）与历史传统相互外在的状况，这不仅已经导致了现代儒学研究之“历史性”的缺失，同时亦使我们未能真正建立起当代形态的儒学系统。由于缺乏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我国民间儒学和学术长期付诸阙如。近年来，民间儒学和学术迅速兴起，面对这种情势，我们却突然发现我们的研究与之相距甚远，难以切合和因应。在我们为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感到鼓舞的同时，也应看到，时下民间传统也表现出一种沉沦和堕落的趋向，如民间宗教常常流于荒诞迷信和巫蛊小道，传统宗族亲亲关系在很多地方衍生为族长专制势力等等。中国传统儒学对包括祭祀、卜筮、神灵崇拜等民间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以“察乎天地”的“君子之文”，对百姓生活之“神”加以澄汰、点化和提升，而赋予其超越性的精神意义《易·观·彖传》：“圣人以神道设敎而天下服矣。”《荀子·天论》：“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神道设教”，是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因任；但因任非放任，故须导之以“君子之文”，以使其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对社会民众生活行其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般社会民众生活和民间宗教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迷信巫化的倾向，需要有合宜的礼仪礼俗形式，以及与之相切合的形上理念系统对之加以教化和提升，方不至趋于腐化和巫蛊化，由之保持其健康的发展。未能建立起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切合的、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教化理念和价值系统，这是目前社会生活趋于沉沦和堕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吾人所当以为“忧”者。
因此，逐步建构起能够与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相切合的儒学现代形态，应是当前儒学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且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精神层面而言，当前学院的儒学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民间性”，这是其能够再度获致其生命原创力的一个前提。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民间性”，是指它摆脱外在的意识形态束缚，而真正表现出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自由讲学这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真正属于社会，关乎世道人心而言，并非要从现实上使之成为民间的书院。从现实层面而言，学院的儒学研究与民间的儒学和学术仍是有区别的。在现代分工的条件下，学院儒学在学术力量和资源的掌握上无疑都处于主导和优势的地位。因此，学院儒学理应成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当代形态理论建构的核心力量，学院儒学应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