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瓷
梅花是一个重要的绘画题材，同时在各类实用和陈设器具的生产中以及建筑物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装饰题材。梅花用作装饰可谓历史悠久，清代《钦定西清古鉴》中记载一汉梅花纹壶（图），外壁口下饰有一圈朵梅纹，从所绘图象看，所谓梅纹有七瓣梁诗正等《钦定西清古鉴》卷二一。，显然只是形似而已，宋以来这种圆瓣的小花形通常称为梅形。西汉画像砖也有一种穿枝的小花，今人也称为梅纹黄能馥、陈娟娟编著《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574页图7-2。。其实这些未必即取材于梅花，梅花这样的小瓣正圆花朵是最普遍的花形，如桃花就是如此。因此梅花纹饰起源于汉代的说法并不可靠。东晋武帝太元三年（378）谢安修缮宫殿，造太极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浮来，因取为梁。殿成乃彩绘梅花于梁上，以表嘉瑞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此事在南朝很有影响，许多诗文作品都提到，这可以说是装饰艺术中运用梅花题材之始。但在六朝以至整个隋唐时期，梅花之作为装饰远不能与流行的莲花、忍冬、宝相、牡丹等花卉图案相比。宋代可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梅花开始成为陶瓷、纺织服饰、金银玉器等领域的装饰题材，并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后期。
陶瓷艺术在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梅花是其比较重要的装饰图案，制作工艺以彩绘为主，也有少量印文形式。从现有文物遗产看，梅花图案之用于陶瓷，始于唐宋之际。陕西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的三彩女陶佣，额上有梅花印纹。这里的梅纹实际只是人物的面饰细节，梅花在陶瓷中作为独立的装饰题材，还是出现于宋代。宋代的陶瓷尤其是制瓷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名窑林立，工艺发达，无论造型、装饰和釉色都取得很大成就。宋代诸窑系中，使用梅花题材作为装饰图案的以吉州窑最为突出。吉州窑地点在今江西吉安永和镇，创烧于五代，盛于南宋，因其与景德镇同在江西，民间有“先有永和，后有景德”的说法。现存吉州瓷器中梅花装饰运用颇广，碗、瓶、罐、炉等款型上均有，其图案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散点朵梅，二是折枝梅。前者是五瓣或六瓣正面朵花图形，因其瓣形较圆，通常视为梅花。后者多为黑釉剪纸剔花梅枝图案，先在白胎上贴两三剪纸梅朵，然后上釉，剔去剪纸，刻上梅枝，再在梅朵上画出蕊须。也有在白地上直接绘黑釉的，或在胎上刻纹以上釉的。由此形成的白地黑纹或黑地白纹，对比鲜明，极其醒目（如江西宜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黑釉剔花梅花纹瓶，见图一八）。相对于莲花、牡丹、月季，梅花在花卉装饰中之所以出现较迟，可能与梅花属木本植物，花期无叶，只是笔直的树干和枝条，不容易形成缠枝那样的曲线涡旋状的流行装饰图案有关。吉州瓷中折枝梅图的出现，开创了梅花装饰图案的新进程。这种形式为什么首先在南宋的吉州瓷中大量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是比较明确的。一是吉州属江南，是梅花生长比较普遍、梅花欣赏比较流行的地区，工匠们耳濡目染很容易就地取材选择梅花作为装饰题材。二是自扬无咎以来，江西是墨梅画创作的核心地区，也是墨梅画最为普及的地区。从现有吉瓷梅枝图案看，其黑白分明的色调，一枝横斜的形象，流畅的枝条，以及简洁有力的蕊须都俨然与扬无咎一派的江西墨梅构图和笔法相仿佛。
元代以来，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梅花成了陶瓷装饰一个普遍的也是主要的主题。元代早期景德镇青白釉瓷中颇多白釉堆花梅枝纹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梅花纹双耳瓶，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1册，元代下）第51-52页。，就梅花构图看，与吉州瓷一脉相承，但光洁的釉面显现清秀的梅纹，十分素雅和谐，别具一格。随着生产工艺的进步，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传统的印、刻、划、堆等技法逐步让位给釉下彩的笔绘技法，不仅装饰题材日益丰富，而且构图更是趋于复杂、细致。梅花装饰也别开生面，元代后期“岁寒三友”纹开始大量出现，成了青花和釉里红装饰中最常见的主题。与吉州瓷一枝横斜的梅枝相比，其构图要远为复杂。最初的“三友”纹，是松、竹、梅三个折枝图案简单的平铺，如元大都居住遗址出土的青花葵花盘盘心的“三友”纹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图版玖之3，《考古》1972年第6期。。入明后“三友”纹更为流行，图象也更成熟。明中叶宣德瓷器，无论碗、罐、瓶、钵，上面的“三友”纹都已是纵立生长，花、叶、枝、干形态完整细密的组合图案，有些附有寿石、灵芝、山茶等次要素材作为陪衬和穿插。“三友”纹饰的源头应追溯到文人画程杰《“岁寒三友”缘起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三友”是宋元文人水墨画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文人画家们用以寄托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气节和淡泊明志、越世幽逸的志趣。作为装饰主题，虽然也有文人画及其相应审美观念的启发，但更多的是民间装饰自身的思维习惯和欣赏动机，“三友”主要象征着生机、长寿等吉祥寓意，从寿石、灵芝等陪衬物中不难感受到这层通俗的用意。
明代中期以来尤其是清代，随着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彩瓷呈色技术的相继发明与成熟，绘、刻、划、镂、印等各种技法的综合运用，使瓷器装饰呈现出群色争艳、繁花似锦的局面，同样，梅花题材的纹饰也变得丰富多彩。如“三友”纹，松、竹、梅以不同的釉色绘制，古月轩藏乾隆铭粉彩“三友”花卉纹水注，梅花分粉红、淡黄二色，花蕊又以另色描绘艺术家工具书编委会编《清代陶瓷大全》第151页。。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朝青花松竹梅纹执壶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4册，清代上）第56页。，壶柄制成松干形，上有鳞皴纹，流口为竹节形，壶盖钮则制成梅枝干状，并在相应的部位以青花绘上简洁的松、竹、梅图纹（见图一九），这种绘图与造型相结合的构思很是新颖别致，代表了“三友”题材装饰的一种创意。清代晚期的笔筒多有类似的造型与构思。
由于釉色和画技的丰富，陶瓷装饰中开始出现传统工笔重彩花鸟画那样的复杂、细致的绘图。宋代画院画中梅枝翠羽那样的图景成了清代官瓷中常见的装饰，体现了宫廷的华丽风尚和趣味。经常出现的构图是梅枝与喜鹊、梅枝与绶带一类的吉祥图案，色彩的丰富、描绘的精细都是空前的，如上海博物馆藏康熙朝洒蓝地描地金开光五彩花鸟纹瓶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14册（清代上）第94页。、景德镇陶瓷馆藏同治朝黄地粉彩梅鹊图碗同上，第15册（清代下）第192页。。
清代康、乾时期梅花题材的装饰中还流行一种冰梅图纹，由不规则的冰裂纹缀以梅朵和梅枝图案组成。梅和冰是冬、春两季的代表性意象，破裂的冰纹与梅花相结合，寓含着春天的来临和美好的祝福。冰纹的设计可能源于釉色窑变如传世哥窑那样的不规则裂纹，以及明代以来房屋建筑中窗格和栏杆经常采用的不对称线条图案，梅朵与冰纹重叠组合进一步强化了报春见喜的寓意。在清代瓷器中同，冰梅纹既见于青花瓷，如南昌市博物馆藏康熙朝青花冰梅纹盖罐同上，第14册（清代上）第73页。，更多的则见诸彩瓷，如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朝五彩冰梅蝴蝶纹梅瓶同上，第92页。。冰梅纹饰以构图简洁、色彩鲜明取胜，冰地和梅朵都更多图案化的效果，如梅朵有蓝、黄、绿等色，冰纹也有蓝、红、白等色，组合映衬，对比鲜明，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二、纺织
纺织、编绣、印染等方面的材料由于质地的易朽性，现存的历史文物无论数量之丰富还是年代之久远，都远不能与陶瓷、玉石、金银等制品相比。至今为止考古发现的纺织、服饰实物中，所见梅花图饰最早的是宋辽金时期。实际情况也许要早得多，一种五瓣花纹在宋以前广泛用于各类装饰中，后世多把类似的图案视为梅花。其实五瓣是植物中最常见的花形之一，五瓣朵纹未必就是梅花。唐代丝织品的植物纹饰以牡丹、莲花、忍冬、石榴、葡萄等为主，但也有用折枝梅花的。中唐诗人章孝标《织绫词》：“去年蚕恶绫帛贵，官急无丝织红泪。残经脆纬不通梭，鹊凤阑珊失头尾。今年蚕好缲白丝，鸟鲜花活人不知。瑶台雪里鹤张翅，禁苑风前梅折枝。不学邻家妇慵懒，蜡揩粉拭谩官眼。”《全唐诗》卷五○六。这里说的“鹤张翅”、“梅折枝”都是绫罗的纹样，遗憾的是，至今出土的唐代纺织品极其有限，也未见有梅花纹饰的实物。
在出土的宋辽金纺织品中，梅花成了最常见的纹饰之一。近30年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有这样几处：
一是1975年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的将仕郎赵与骏妻黄昇墓（以下黄昇墓资料，见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有织染烟色提花散点单朵梅花纹罗（单衣料，图版三）、褐色梅花罗（单衣料，第36页）、黄褐色提花散点单朵梅花罗（夹衣用料，第42页）、棕黄色提花岁寒三友纹缎（夹衣料，图版三五、图五九）、褐黄色梅花缨络纹绫（图四七、图版七四）等，另有与其他组合的浅褐色芙容叶内梅花纹罗（图三九）、褐色牡丹芙蓉梅花纹绫（图四三）、褐色牡丹叶内梅花纹绫（图四六）、黄褐色牡丹叶内梅花纹罗（图版七一）、深褐色牡丹芙蓉荷梅纹绮（图五二）、深褐色梅花卍字米字方胜纹绮（图五三）、褐黄色牡丹海棠梅花纹绮（图五五）等。在服饰的对襟和边缘部位的印花和彩绘图纹中也多有梅花图案，如彩绘梅花水仙花边（图六一）、彩绘梅兰芦雁花边（图六二）、印金梅花花边（图版六二）等，刺绣花边中也有梅花图案（图一○四、图版八四）。
二是1975年江苏金坛发掘的补中太学生周瑀墓，有提花梅菊折枝纹绮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第27页。。
三是1978年江苏武进清理的南宋墓，出土烟色牡丹花叶内织梅朵纹罗、米黄牡丹芙蓉菊花梅花纹罗、梅竹纹绫、贴罗丝辫绣梅枝花边等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年第3期，第247-260页、268页。。
四是1988年黑龙江阿城发掘的金朝齐国王墓，发现了大量丝织品服饰，其用料中有烟色地双鸾朵梅纹织绸（护胸）、驼色朵梅暗花纹罗（单衣）、绿地折枝梅织金绢（裙）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10期，第1-10页、45页，彩色插页壹、图版肆。。
五是1989年江西德安发掘的太平州通判吴畴妻周氏墓，发现的丝织品服饰中有金黄色提花织梅花纹罗、金黄色提花织梅花山茶纹罗、提织梅花牡丹山茶织纹、松竹梅纹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第1-13页。。
六是1994年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发现的藏品，有黄色折枝梅花绫、红罗地绣联珠梅竹蜂蝶纹和蓝罗地绣联珠梅花蜂蝶纹铺地方帕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第4-33页；赵丰《辽庆州白塔所出丝绸的织染绣技艺》，《文物》2000年第4期，第70-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