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个90年代里，必文好像突然终止了自己的诗歌创作。
他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写诗的心情；诗坛眼花缭乱；对诗越来越敬畏”。他的老师叶文福对此予以肯定说：“这应该是对的，是一位高尚诗人的一种严肃的创作表现，这种创作轨迹其实是诗人信仰的轨迹，是诗人庄严选择的一个人生准则。”
必文离开诗坛的这十年，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发生了剧变。经济转轨，文化转型，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等等，都被颠覆和解构。曾经代表着社会文化主流，对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有过直接影响的文学和诗歌，已经被边缘化。多少人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剧变面前都感到无所适从和焦灼难安。而所有严肃的诗人，更是无一例外地经受了灵魂的救赎与自救的煎熬，或者拔起了自己的根，漂移到了另外的版图之上，变成了一些失去家园的无根植物；或者在盛宴散尽之时一去不返，自己放逐了自己。
具体到必文这里，他也经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故：他的老师客居北京，虽然“尚在过着那种以风霜待客，以忧患佐酒的血性男儿的生活，写着那种‘我本人间大英雄，生如沧海死如虹’的人间绝句”（熊召政语），但当年在故乡那种一呼百应、栉风沐雨的诗歌雅集，却再难寻觅，皆成回忆了。与他有着手足情谊的诗兄饶庆年，也英年早逝，无声地躺在故乡的泥土之下，任那坟头草枯草荣、花开花落了。故人星散，山川迢遥，甚至阴阳两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此情此景，自然也使我想到诗歌大师里尔克对一个青年诗人的忠告：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你是否问过自己，“我必须写吗？”
“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里尔克说，“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我必须’来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反之，“也许经过一番向自己、向寂寞的探索之后，你就断念作一个诗人了。”在这种情况下，里尔克认为，“那也够了，感到自己不写也能够生活时，就可以使我们决然不再去尝试。”因为，还有更良好、丰富、广阔的道路摆在你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探索了那叫你“写”与“不写”的缘由。从这个意义上讲，必文的掷笔十年，“述而不作”，倒是值得我们尊重，而且也足可引起我们反思的一种姿态、一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