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杜甫）
八世纪中叶（755年），安禄山造反。当时国中久享太平之福，对于这次大乱，丝毫没有准备。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不久便蔓延北中国，两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几乎推翻了。后来还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这次叛乱平定。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权终不能完全恢复了，贞观开元的盛世终不回来了。
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有些人仍旧过他们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还抢着贡谀献媚，做他们的《灵武受命颂》、《凤翔出师颂》；但有些人却觉悟了，变严肃了，变认真了，变深沉了。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说是时势的影响。但我们看天宝以后的文学新趋势，不能不承认时势的变迁同文学潮流有很密切的关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离乱说。（杜甫《忆昔》）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下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像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的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的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造“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苦痛，都可说是杜甫的同道者。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755—850年）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只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应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艺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中宗时的一个有名文学家，与李峤、苏味道、崔融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贫，奔波吴越齐鲁之间。他有《奉赠韦左丞丈诗》，叙他早年的生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忽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天宝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主张考试，遂无一人及第。）
天宝九年（750年），他献《三大礼赋》。表文中说：
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
其赋中明说三大礼皆将在明年举行，故蔡兴宗作杜甫年谱系此事于天宝九年，因据唐史，三大礼（朝献太清宫，享太庙，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蔡谱说他这年三十九岁。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712年）。
他献赋之后，玄宗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试后授他河西尉，他不愿就，改为右卫率府胄曹。他有诗云：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现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
又云：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
他这时候做的是闲曹小官，同往来的是一班穷诗人如郑虔之类。但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这已不是歌颂升平的调子了。到天宝末年（755年），他到奉先县去看他的妻子，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他在这种惨痛里回想社会国家的危机，忍不住了，遂尽情倾吐出来，成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老实实的揭穿所谓开元天宝盛世的黑幕。墨迹未干，而大乱已不可收拾了。
大乱终于来了。那年十二月，洛阳失陷。明年（756年）六月，潼关不守，皇帝只好西奔；长安也攻破了。七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杜甫从奉先带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贼中，到次年夏间始得脱身到凤翔行在。肃宗授他为左拾遗。九月，西京克复；十月，他跟了肃宗回京。他在左拾遗任内，曾营救宰相房琯。几乎得大罪。房琯贬为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在乾元元年（758年）。他这一年到过洛阳，次年（759年）九节度的联兵溃于相州，郭子仪退守东都，杜甫那时还在河南，作有许多纪兵祸的新诗。
这一年（759年）的夏天，他还在华州，有《早秋苦热》诗云：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又有《立秋后题》云：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入，何事拘形役？
《新唐书》云：
关辅饥，〔甫〕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
依上引的《立秋后题》诗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旧书》不说弃官事，但说：
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
乾元二年立秋后往秦州，冬十月离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从同谷县出发往剑南，有诗云：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为生计上的逼迫。
他从秦中迁到剑南，是时裴冕镇成都，为他安顿在成都西郭浣花溪。他有诗云：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他在成都共六年（760—765年），中间经过两次变乱，但却也曾受当局的优待。严武节度剑南时，表杜甫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旧唐书》云：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书》纪此事说武要杀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钩于帘三”的神话，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765年），他南下到忠州。大历元元（766年），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大历三年（768年），他因他的兄弟在荆州，故东下出三峡，到江陵，移居公安，又到岳阳；明年（769年），他到潭州，又明年（770年）到衡州。他死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据鲁谱），年五十九。
杜甫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杜甫在第一时期过的是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后来献赋得官，终不能救他的贫穷。但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这一点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他的祖父杜审言便是一个爱诙谐的人；《新唐书》说审言病危将死，宋之问、武平一等一班文人去问病，审言说：
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耳！
这样临死时还忍不住要说笑话，便是诙谐的风趣。有了这样风趣的人，贫穷与病都不容易打倒他，压死他。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正如说陶潜出于应璩，并不是毁谤陶潜，只是说他有点诙谐的风趣而已。
杜甫有《今夕行》，原注云“自齐赵西归，至咸阳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这样的“穷开心”便是他祖老太爷临死还要说笑话的遗风。
他在长安做穷官，同广文馆博士郑虔往来最密，常有嘲戏的诗，如下举的一篇：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源明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他的《醉时歌》也是赠郑虔的，开头几句：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餍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也是嘲戏的口气。他又有
示从孙济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蹲 ，且复寻诸孙。诸孙贫无事，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情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这样絮絮说家常，也有点诙谐的意味。
他写他自己的穷苦，也都带一点谐趣。如《秋雨叹》三首之第一、三两首云：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齅馨香泣。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厚土何时干？
不能出门，反锁了门，闷坐在家里，却有心情嘲弄草决明，还自嘲长安布衣谁人能比，这便是老杜的特别风趣。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第三时期的诗的最大特色。
在这第一时期里，他正当中年，还怀抱着报国济世的野心。有时候，他也不免发点牢骚，想抛弃一切去做个隐遁之士。如《去矣行》便是发牢骚的：
去矣行
君不见上鹰一饱则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灾热？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传说后魏李预把七十块玉椎成屑，每日服食。蓝田山出产美玉，故杜甫说要往蓝田山去试试餐玉的法子。没有饭吃了，却想去餐玉，这也是他寻穷开心的风趣。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故说：
行歌非隐沦。
故说：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他自比稷与契，宁可“取笑同学翁”，而不愿学巢父与许由。这是杜甫与李白大不同之处：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看第十二章末段论李杜。）
当时杨贵妃得宠，杨国忠作宰相，贵妃的姊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有大权势。杜甫作《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画罗见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坐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讽刺贵戚的威势，还很含蓄。那时虽名为太平之世，其实屡次有边疆上的兵事。北有契丹，有奚，有突厥，西有吐蕃，都时时扰乱边境，屡次劳动大兵出来讨伐。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云南蛮，大败，死了六万人。有诏书招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云南，人民不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军前。杜甫曾游历各地，知道民间受兵祸的痛苦，故作《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太行山以东，河北诸郡皆为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拿这诗来比李白的《战城南》，我们便可以看出李白是仿作乐府歌诗，杜甫是弹劾时政。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是杜甫创始的。古乐府里有些民歌如《战城南》与《十五从军征》之类，也是写兵祸的惨酷的；但负责的明白攻击政府，甚至于直指皇帝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一本作“我皇”）开边意未已。
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
但《兵车行》借汉武来说唐事，（诗中说“汉家”，又说“武皇”。“武皇”是汉武帝；后人曲说为“唐人称太宗为文皇，玄宗为武皇”。此说甚谬。文皇是太宗谥法，武皇岂是谥法吗？）还算含蓄。《丽人行》直说虢国、秦国夫人，已是直指当时事了。但最直截明白的指摘当日的政治、社会状况，还算得那一篇更伟大的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此诗题下今本有注云：“原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作”。这条注大有研究的余地。宋刻“分门集注”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卷十二于此诗题下注云：“洙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洙即是玉洙，曾注杜诗。这可证此条注文并非原注，乃是王洙的注语。诗中有“岁暮百草零”，“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的话，故他考定为十一月初，后人又改为十二月初，而仍称“原注”！其实此诗无一字提及安禄山之反，故不得定为大乱已起之作。按《新唐书·玄宗本纪》：
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幸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范阳将何千年杀河东节度使杨光翙。壬申（十七），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丙子（廿一），至自华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