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厥善,大氐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恉,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键。(《札迻》序)
大抵校书有三种根据:(一)是旧刊精校的古本。例如《荀子·解蔽篇》,“不以己所臧害所将受。”宋钱佃本,元刻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所已臧”,可据以改正。(二)是他书或类书所援引。例如《荀子·天论篇》,“修道而不贰。”王念孙校曰:“修当为循。贰当为。字之误也。和忒同。……《群书治要》作循道而不忒。”(三)是本书通用的义例。例如《墨子·小取篇》,“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毕沅删第二“也”字,便无意思。王念孙说:“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墨子》书通以也为他。说见《备城门》篇。”这是以本书的通例作根据。又如《小取篇》说:“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故也焉。”王引之曰:“无故也焉,当作无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无也故焉。文正与此同。”这是先用本篇构造相同的文句,来证“故也”当作“也故”;又用全书以也为他的通例来证“也故”即“他故”。
(二)训诂;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义。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三百年来,周秦两汉的古书所以可读,不单靠校勘的精细,还靠训诂的谨严。今述训诂学的大要,约有三端:(一)根据古义或用古代的字典(如《尔雅》、《说文》、《广雅》之类),或用古代笺注(如《诗》的毛、郑,如《准南子》的许、高)作根据,或用古书中相同的字句作印证。今引玉念孙《读书杂记余编》上一条为例:
《老子》五十三章,“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为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孙按二家以“施为”释施字,非也。施读为。,邪也。言行于大道之中,唯惧其入于邪道也。……《说文》,“,袤行也。”引《禹贡》“东北会于汇”。《孟子·离娄》篇,“施从良人之所之。”赵注,“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淮南·齐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径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与通。《史记·贾生传》,“庚子日施兮。”《汉书》施作斜。斜亦邪也。《韩子·解老》篇释此章之义曰:“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此尤其明证矣。
这一则中引古字典一条,古书类似之例五条,古注四条。这都是根据古义的注书法。(二)根据文字假借、声类通转的道理。古字通用,全由声音。但古今声韵有异,若不懂音韵变迁的道理,便不能领会古字的意义。自顾炎武、江永、钱大昕、孔广森诸人以来,音韵学大兴。应用于训诂学,收效更大。今举二例。《易·系辞传》“旁行而不流。”又《乾·文言》“旁通情也。”旧注多解旁为边旁。王引之说:“旁之言溥也,遍也。《说文》‘旁,溥也’。旁、溥、遍一声之转。《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谓遍招于四方也。《月令》曰:‘命有司大难、旁磔’,亦谓遍磔于四方也。……《楚语》曰:武丁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谓遍求四方之贤也。”又《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微子》“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吕刑》“方告无辜于上”。旧说方字都作四方解。王念孙说:“方皆读为旁。旁之言溥也,遍也。《说文》曰:‘旁,溥也。’旁与方古字通(《尧典》“共工方鸠僝功”,《史记》引作旁。《皋陶谟》,“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商颂》‘方命厥后’,郑笺曰:‘谓遍告诸侯。’是方为遍也。……‘方告无辜于上’,《论衡·变动篇》引此,方作旁,旁亦遍也。”以上两例说方旁两字皆作溥、遍解。今音读方为轻唇音,旁为重唇音。不知古无轻唇音,故两字同音,相通。与溥字、遍字,皆为同纽之字。这是音韵学帮助训诂学的例。(三)根据文法的研究。古人讲书最不讲究文法上的构造,往往把助字、介字、连字、状字等都解作名字、代字等等的实字。清朝训诂学家最讲究文法的,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他们的《经传释词》用归纳的方法,比较同类的例句,寻出各字的文法上的作用,可算得《马氏文通》之前的一部文法学要书。这种研究法,在训诂学上别开一新天地。今举一条例如下:
《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释文》“佳、善也。”河上云:“饰也。”念孙案,善饰二训,皆于义未安。……今案佳字当作隹字之误也。隹,古唯字也。唯兵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上言“夫唯”,下言“故”,文义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争,故无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皆其证也。古钟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声韵》载《道德经》唯字作。据此则今本唯者,皆后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误为隹,则后人亦必改为唯矣。(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篇》上)
以上所述三种根据,乃是训诂学的根本方法。
(三)贯通;上文说整理哲学史料之法,已说两种。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作哲学史还须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这第三层,可叫做“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诂。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说。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碎琐。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诂让的《墨子闲诂》,可谓最完备了(此书尚多缺点,此所云最完备,乃比较之辞耳)。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恉。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今细看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于此可见整理哲学史料的第三步,必须于校勘训诂之外,还要有比较参考的哲学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哲学去今太远,久成了绝学。当时发生那些学说的特别时势、特别原因,现在都没有了。当时讨论最激烈的问题现在都不成问题了。当时通行的学术名词,现在也都失了原意了。但是别国的哲学史上,有时也会发生那些问题,也曾用过那些名词,也曾产出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学说。我们有了这种比较参考的材料,往往能互相印证,互相发明。今举一个极显明的例。《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几乎无人研究。到了近几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有几何算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学心理学了,方才知道这几篇里又有不少知识论的道理。到了今日,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了!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炫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此外别无他种穿凿附会、发扬国光、自己夸耀的心。
史料结论
以上论哲学史料:先论史料为何,次论史料所以必须审定,次论审定的方法,次论整理史料的方法。前后差不多说了一万字。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我自己深知道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我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这个目的和未能谨守这些方法之处。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
参考书举要:
论哲学史,看Windelband’s A History of Philosophy(页八至十八)。
论哲学史料,参看同书(页十五至十七注语)。
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 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论校勘学,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叙》(《读书杂志》九至二十二)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论西洋校勘学,看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论Textual Criticism一篇。论训诂学,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及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