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认识是在抗日战争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银行界创办的一个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上海银行界推举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个组成理事会，管理所务。我代表江苏银行，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理事会以乃器为主任。每周几次，理事们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时间商议工作。这样，我就经常跟乃器见面。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强，解决问题之快，使人惊异。
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从业务谈到当时的国家大事，他跟我不仅业务见解相同，政治见解也相同，于是他和我成为说得来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婴女士，是一位能说善道而见识非凡的女性，胡子婴也成为我和内人张允和的说得来的朋友。
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1935年，乃器成为主张积极抗日的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他建议我参加救国会，加入他主持的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还有蔡承新、彭石年、赵君迈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聚会，互通消息，商议做什么救亡工作。这样，我从乃器的业务同行，成为乃器的政治同道。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政治形势，紧锣密鼓，瞬息万变。1936年11月，突然间“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工作变为主要是营救“七君子”。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当时我的家在苏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苏州。一天，胡子婴在深夜忽然到苏州敲我家的门。张允和见到胡子婴半夜投宿，大吃一惊！两人商议第二天如何探监之后，张允和安置胡子婴在一间卧室住下。胡子婴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卧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满屋子尽是烟雾。
从此，胡子婴成为经常到苏州我家的客人。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和其他几位的夫人也常来。她们带了孩子们到苏州，这不仅是为了使孩子们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为孩子们探监方便，衣服里夹带文件也不检查。张允和成天忙于招待和安排探监事务。乃器的家属和其他几位的家属都成了我家的亲热朋友。
“七君子”被捕之后，许多救国会的会员也相继秘密被捕。救国会变成非法团体，只能暗中秘密联络。1936年12月12日，忽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软禁了。形势紧张达到极点。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国内战争爆发，“七君子”可能被杀害。四处营救，走投无路！想不到风云急转，比预料的还快。12月25日在蒋介石同意抗日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才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之后，我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们转移到重庆。乃器和我又在重庆见面了。上海许多工厂紧急迁移到重庆，称为迁川工厂。为了给迁川工厂服务，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他自己担任所长，邀我担任副所长。后来我转任农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战八年，人事多变，工作纷更。乃器一度离开重庆，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农本局之后，又到新华银行。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国外。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从英国伦敦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见。乃器建议我参加当时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国会。乃器说，这个组织的基础是救国会时期上海经济界的星五聚餐会，以及后来在重庆扩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我原来是这个聚餐会的参加者。他又解释说，历史经验说明，经济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
1945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只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附骥乘船，在6月3日回到上海。这只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下了轮船，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没有找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1955年，我从上海被调到北京，担任文改会的工作。从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属于不同的部门。
1957年掀起了“反右”运动。经济界公认的左派名人章乃器，竟被定为大右派。他如何在20多年间受了打击和折磨，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位朋友说，头角峥嵘必然头破血流，这是“反右”的规律。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中央工作，盛传“右派”即将平反。小道消息说章乃器先生将是平反的第一批。大致是1976年秋天，一位朋友偷偷地告诉我，乃器住在北京东郊红庙某楼，可是不知道门号。当时红庙是人迹稀少的地方。我按地址去看乃器。问楼下的人，无人知道有个章乃器。高楼没有电梯，我一层一层爬上去，一层一层敲门探问，敲到第八层终于找到了乃器。
他住在高楼的最高一层，一间大房，半间小房。我敲门后，在门外等候了好久，似乎门内无人。终于，门开了。他和我相见而相互不相识，经过了木然相对的几秒钟，然后如梦方醒，彼此认出来了。
他的大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床，床很大，几乎占据整个房间。旁边余下一条空处，放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他把上面堆放着的衣服和被窝拿开，我们并坐谈天。房间里有一位青年，乃器说是他的小儿子，看到客人来，就轻轻地走了出去。我不问乃器近年来的生活，也不谈什么“右派”平反的消息。只谈愉快的不伤脾胃的话，说了一阵，我辞别而去。显然，这时候乃器还不知道平反的消息。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乃器真的平反了。更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乃器去世了。他比我年纪大几岁，去世是自然规律。可是一位本来可以在解放之后大有作为的人才，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需要他的中国土地！只有历史不会忘记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曾发挥过的时代作用。
1996年时年90岁多2个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姜椿芳
姜椿芳同志是一位“厚今”而“不薄古”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很大。他了解新事物、提倡新事物，同时又了解古文化、提倡古文化。下面谈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两件小事。
一、大百科全书和拼音序列
“十年动乱”结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候，有一天姜椿芳同志同倪海曙先生来到我家。我问姜同志：您是否仍旧去主持编译局？他摇摇头说：不去了，想做点别的工作。倪先生说：他想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此我们来同你商量。我对姜同志说：中国没有一部现代的百科全书，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提倡，但是只说不做。50年代一度热了起来，后来又冷了下去，这件事如果由您来登高一呼，就有实现可能。倪先生也对他说：的确，这件事由您来主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姜椿芳同志的工作特点是：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七十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198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接着，姜椿芳同志到美国，跟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约，编译出版中文的简明版，由刘尊棋同志主持，钱伟长先生和我参加“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徐慰曾同志负责具体编译工作。姜和刘二位都认为中文译作“大英”不妥，可以改按音译为“不列颠”。经过五年努力，动员了500位教授和专家，全书十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1986年出齐。这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条目序列方法，姜椿芳同志煞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对百科全书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来说，正文中条目的序列方法是一个关系到检索效率的大问题。传统办法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列，这在卷数不多的辞书中已经证明检索不便，在卷数很多的百科全书中将是十分不便。倪先生和我建议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采用所谓“音序法”。姜同志说，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法”虽有百利，也有一弊，就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不懂拼音，而且社会上有一种惰性心理：宁取不方便的旧方法，不取方便的新方法。因此，采用“音序法”还得慎重。经过多次跟不同专业者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最后，姜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音序法的利点大大多于部首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决定采用音序法。这是大型辞书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创举。中国大陆每年入学的小学生有两千几百万人，他们都学拼音，音序法无疑是前进的方向。《辞海》采用部首法，可是很多使用者说，先查附录中的音序索引，速度可以提高三倍。
音序法有两种。一种是纯字母排列法，不照顾汉字。另一种是“字母、汉字、字母”排列法，把条头汉字相同条文排在一起。为了照顾习惯，姜同志决定采用后一排列法，以便逐步前进，不致脱离群众。这是姜椿芳同志“厚今”“革新”，而又保证成功的革命技术。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上都有拼音，作为序列的标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正文条目也用音序法排列，可是排印时删去了条目上注的拼音。这样做可以节省篇幅和排字工作，可是检索稍有不便。台湾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正文中以英文为条目。英文的纯字母排列法对检索来说是最方便的，可是英文水平稍差的读者用英文条目是不便的，英文水平较高的读者又可能宁愿查英文版而不查中文版。在这里，中文遇到了检索现代化的问题。辞书序列方法的革新对中文来说是“信息化”的一个关键。姜椿芳同志毅然走“信息化”的“厚今”道路，在出版史上是一件有开创意义的“小事”。
二、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
姜同志到我家，一向没有同我的老伴张允和谈过天。有一天，我告诉姜同志，她爱好昆曲。姜同志坐下来对她说：“噢，昆曲。那你认识不认识顾传玠，传字辈挂头牌的？”张允和笑了：“怎么不认识，顾传玠是我的大姐夫。您怎么认识他的？”姜同志说：“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还到顾家吃过饭。那时我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
姜同志提倡昆曲，1986年3月15日“中国昆曲研究会”成立，姜同志以副会长主持成立大会。在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允和建议要纪念汤显祖，会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姜同志，信中说：“今年是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汤和莎士比亚同在1616年去世，汤老比莎翁大14岁。莎翁7月去世，汤老9月去世，今年秋天开一次纪念汤老的纪念会最好。纪念莎翁有24个剧团演出70多场莎翁戏剧，还演了昆曲的莎剧。可是对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过了几天，姜同志亲笔复信给张允和，表示同意。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向一边斜，显然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亲笔写信困难了。后来知道，姜同志把张允和的信转到文化部，又转到中央，纪念汤显祖的建议居然得到批准。
研究会的秘书长柳以真同志来到我家说，姜同志决定邀请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来参加大会，请张允和代为打长途电话去邀请。10月11日张元和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天由张允和同她去拜望姜同志。见面时候姜同志说：“顾传玠不但文戏演得好，对耍翎子也很有功夫。
顾传玠说过，他练耍翎子是把下颏放在一个小酒杯里，靠着酒杯边缘转，名种各样的转，翎子自然左右逢源，活跃非凡。”这些话，张元和以前也没有听到顾传玠说过。怪不得顾传玠在《连环计·小宴》中演吕布有特别的翎子功，配合传神的“虎步”，显出了吕布的武将神采。姜同志对昆曲的演技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热爱传统文化之深。这是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事例之一。
姜同志是一位难得的有学问、有道德的老革命家，他的高尚风格将永远是后世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