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威怎样教胡适思想？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胡适和杜威几乎是同义词。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胡适所占有的，是一代宗师的地位。作为一代宗师，又是杜威的弟子，胡适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以及诠释者。另一方面，胡适自己也助长了人们把他与杜威等同的倾向。试问：凡是读过胡适文章的人，谁能忘记他“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那两句极为智性却又充满感性的话？只是，杜威如何教胡适思想？胡适就从来没有交代清楚过。胡适如何诠释杜威，大家也不求甚解，而只是胡云亦云。更等而下之的，则是人云亦云。同样地，赫胥黎如何教胡适怀疑，胡适是什么时候开始作赫胥黎式的怀疑，他也从来没解释清楚过。更值得玩味的是，胡适自己没解释也罢了，研究者居然也不加追究。不求甚解，似乎是胡适研究领域的一个代名词。
胡适当然不会告诉我们杜威怎样教他思想、赫胥黎怎样教他怀疑。说得好听一点，那是因为如果他说穿了，就像他说禅宗那句话一样，不值一文！说得难听一点，反映了胡适一生常常引而不注的坏习惯。当时，学术的规范还没有建立，更遑论严格地执行了。在胡适的一生中，他太多主要的论点都是杜威的。如果都要加以注释的话，不但麻烦，而且说穿了，都是稗贩来的，未免难堪。于是，“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就等于是胡适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作了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a global footnote）。征引杜威如此，征引赫胥黎亦然，胡适征引其他作者仍然如此。至于细节部分，对不起，就有劳读者自己以及将来要为他立传的人去费心了。说得好听一点，这是胡适从禅宗那里承袭来的“不说破”的教学法，即“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研究者必须像行脚僧一样，广求阅历，直到他凭本事找到金针为止。《易卜生主义》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但那篇文章是他从先前所写的英文版翻译、改写过来的，所以英文学术写作的规范还保留了下来。胡适一生写作常不加注脚，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要认真地写胡适传，就不得不做追踪溯源的工作。因此，这部胡适的新传也不得不长篇累牍了。
胡适一生的思想得益于杜威最多、最深，无怪乎他要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样一个总注脚。我在《璞玉成璧》里详细分析了他1916年的得奖论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那篇文章的立论完全根据杜威。由于那是一篇英文作品，英文有英文的学术规范，胡适清清楚楚地交代了立论的基础。然而，胡适在中文著作里，特别是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几乎没有引注的习惯。虽然胡适在中文作品里一向不加注脚，但那挪借的足迹还是斑斑俱在的。那些足迹无他，就是他所使用的关键词。要去追寻胡适挪借杜威的足迹，其实是最容易的。只要肯下工夫，老老实实地去勤读杜威的著作，胡适所使用的关键词，就可以一一地跃然成为足迹，让我们在杜威的著作里找到出处。于是，胡适所使用的关键词，就可以用来重建“杜威教我怎样思想”的轨迹。比较困难的是胡适零星从其他西洋作家、学者那儿挪借过来的观点。那除了要费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文章的工夫以外，还需要运气。
如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还有迹可寻，“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则要困难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杜威方面，我们还有几个关键词可以作为索引，到杜威的著作里去溯源。赫胥黎就不一样了，除了“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几乎没有其他明显的关键词可以作为溯源的依据。“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话是他在1930年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刚好配成一对绝佳的对联。如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可以说是胡适所作的一个天马行空的总注。其实，“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何尝不是如此！胡适发现赫胥黎的怀疑精神是在1922年，这也就是说，是在他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这句话的八年以前。于是，“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也就变成了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所有他在这以前、在这以后征引赫胥黎的地方，就跟他征引杜威一样，注繁不及备载，恕不一一注明了。
2.进入实验主义门槛的前夕
胡适在1921年7月4日的日记里说：“编《文存》第三册［注：第一集］？？校改了《实验主义》七篇。我当初本不想把《实验主义》全部抄入，现在仔细看来，这几篇却有存在的价值。恐怕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如Murray的Pragmatism之类--没有一部能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这又是‘戏台里喝彩’了！”胡适这篇让他颇自鸣得意的《实验主义》是1919年3月9日起，在蔡元培等人发起主办的“学术讲演会”所作的一系列的演讲。演讲的地方在西城手帕胡同教育部的会场。胡适在7月1日完成了改定稿。
这不是胡适第一次在“学术讲演会”作演讲。1918年3月，胡适就在“学术讲演会”里作了《墨翟哲学》的系列演讲。同时，他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的演讲，除了“欧美最近哲学”以外，主要还是中国名学。毕竟，胡适初到北大时，他所全力从事的，是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成中文。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1918年9月完稿，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在《璞玉成璧》里，说胡适在哥大的两年对实验主义不甚了了。我们几乎也可以确定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完稿以前，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浸淫实验主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从1918年4月开始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欧美最近哲学”的演讲内容，但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他有系统地阅读实验主义的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验主义》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胡适留美归国以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实验主义。
1918年2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了哲学门研究所新到的英文书籍，其中，除了康德、黑格尔、休姆、笛卡儿、柏克莱等经典著作，也包括了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创造的智力》，穆勒的《论自由》、《功利主义》，罗素的《哲学问题》，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以及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激进经验主义论文集》。这些新书，我们几乎可以断定，都是胡适所订的。
胡适的《实验主义》这一系列七篇的演讲，是胡适一生的哲学翻译写作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献。首先，这是胡适唯一标明征引出处的一回，虽然他还是标明得不够仔细。这个注明出处的做法，胡适在此之前没有，此后也不再会有。
胡适在这篇文章标明出处的方式有两种。胡适在每节讲述皮耳士（C. S. Peirce）、詹姆士（William James）、杜威的时候，都会先开列出一个著作书目。只是，他没说明那到底是参考书目，还是征引书目。不知道的人，光是看了书目，就肃然起敬了。比如说，第五篇“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胡适在这一篇的起始，洋洋洒洒地列了八大本杜威的著作，看得人眼花缭乱。然而，如果能识破他虚晃的这一招，我们就会发现这整节的分析，完全取材于其中一本书里的一章的零星片断，亦即，《哲学亟需复苏》（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胡适翻成“哲学的光复”。这篇文章是了解胡适思想的关键。
其次，胡适用括弧标明征引页码或出处的做法也很特别。比如说，他讲述皮耳士的学说，引用的不是皮耳士，而是杜威1916年在一个哲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皮耳士的实验主义》[以下简称《实验主义》]。然而，胡适只在括弧里征引了该期刊的名字、卷期和页码，没有指明作者是杜威，也没注明论文题目。不知者会误以为该文是皮耳士所作的。最容易使人混淆的是该节最后的注。胡适所引的，明明就是那篇论文。可是，只有卷数相同，期数、页码都错。不细心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另一篇论文。这个错误不仅出现在《实验主义》这篇文章，也同样出现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换句话说，这不能责怪是手民误植。有关詹姆士的实验主义一篇，主要是参考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胡适注明了页码。第六篇“杜威论思想”以及第七篇“杜威的教育哲学”，注明了参考书。前者参考了杜威《思维术》的五章，后者除了摘录郑宗海在《新教育》杂志上翻译发表的《杜威教育主义》以外，还参考了杜威《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第25、26两章。
《实验主义》第二个重要的文献意义，除了显示出胡适早期直译、意译混用的翻译策略以外，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篇以译介的方式所写的哲学文章。以前没有，以后也再不会有了。胡适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不管直译、意译，翻译出来的东西总比不上自己清新、隽永的文字。他此后引用外文著作，就不再采用翻译的方式，而是完全用自己最流畅的笔法改写。于是，此后胡适所写文章里的观点，究竟是他自己的，还是傥来挪用的，那就只好让胡适、读者、研究者各显神通，看看究竟是谁“道高一丈”了。
胡适为什么在输入学理的时候会放弃译介的方式，而改用他自己流畅的笔法来改写呢？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翻译不是胡适之所长。
作为胡适对实验主义的理解的里程碑，《实验主义》用句、译词生涩粗糙，东抄西凑，读书报告的痕迹斑斑俱在。他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典礼上，批评北大在自然科学上的成绩，还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的阶段。同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的《实验主义》，不算言过其实。如果我们把《实验主义》拿来跟他1922年9月初写完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的“实验主义”一节相对比，就会发现他在后者所剪裁掉的，正是那些粗糙生涩稗贩的痕迹。
为什么我说胡适写《实验主义》的时候还没跨进实验主义的门槛呢？他描写詹姆士的“媒婆”、“摆渡”的真理论就是最好的明证。他说：“这种真理论叫做‘历史的真理论’（genetic theory of Truth）。为什么叫做‘历史的’呢？因为这种真理论注重的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他解释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而］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他越写越兴奋，就侃侃而言他的“真理”不好该抛弃，犹如“媒婆”不好就换人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