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4.17 周六 晴
昨天下午，我约高岩村支书雷安镁谈话。他把我引到村委会的五楼会议室。会议室有一圈圆桌，圆桌上摆满了会议记录本、党员活动登记等资料。他找了块抹布，把我面前的桌面擦了擦。
我让他别忙乎，坐下来说话。雷安镁穿着整洁，敞开的西装里是洁白的衬衣，脸上的胡须也刮得干干净净。我心想，这个雷安镁与清太坪的村支书到底不一样。要不是他介绍说已经五十四岁，我还真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给我的茶杯里续了点水，我们就村里建设和村干部建设等打开了话匣。他告诉我是九八年参加村干工作的，在这之前是供销社职工。从村主任当到村支书，一干十多年了。过去，村里没有公路，经过多方努力，修成了村到组、组到户的公路，改造了电网，有了“三箱四线”，解决了吃水问题。我们是省旅游局的对口帮扶单位，这些年，省旅游局没少给我们帮助，帮我们搞了五年规划，建起了五层楼的村委会，为潘家湾二三四组的村民建了沼气，亮化了一些房屋，在村民走廊安装了体育健身器材。可以说，没有省旅游局的支持，就不会有高岩村的今天。雷安镁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如数家珍。
雷支书边说边翻一本新农村建设资料汇编。我问起一组和五组的村民关于移民政策的反映。他两手的手指交叉着，回忆道：过去没有移民前，一组和五组在上码头和中码头，下码头不是我们村的。上码头和中码头都在老街的中心。后来库区移民，镇政府没有随迁，搬到别的地方，这些移民们改变了坐在家里收钱（出租房屋）的状况，他们很失落。我问，为什么他们普遍反映“三通（通电通水通路）一平（平地）”的平地费没给呢？雷支书思忖一会说，这费用是移民办直拨的，不会不给。他拿起手机给镇移民办的应主任打了电话，电话那一头耐心地给他解释。那个钱是按人口算的，每人1650元，其中平地费是570元，其他的包含搬迁费等。还有占地费每亩6000元，加百分之五十增值共3000元，一分钱也没少给。给不给是原则问题，给多给少是政策问题。按照有关政策，移民打破一只碗也要赔。有些人在库区之前就走了，但有房子和地在库区（175以下），他们也获得了赔偿，不少移民认为他们沾了光，心理有点不平衡。移民迁到新的地方，每人每年还补贴600元，一直补20年。现在的房子都建得很大，每户五层楼，都有五六百平米，他们的日子总的来说是不错的。我说，我们入户走访，看到是现代化的沙发，液晶电视，家里进门就要脱鞋，与城里没什么两样。雷支书颔首称是。
关键是我们这儿开放不够，雷支书说。移民都快十年了，但没有开发新的产业。一、五组原先是按照临街特色小区建的，由于开发没有成气候，人气不旺，过去的热码头成了冷码头。现在要重建一个码头，去年就立项了，但迟迟没能开工。新码头要能建好了，来神农溪观光漂流的游客就可以上岸，不愁没人气，这要有与之配套的吃、住、玩、游、购设施。我考虑在二环以内建个农家园，栽上椪柑、李子、桃子，特别是潘家湾的西瓜日照时间长，很甜很水，在当地早有名气，再养上土鸡，综合开发，真正实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我被他描绘的远景所深深感染，心里暗暗赞叹：真是一个明白人。我说，这一切并不遥远，建码头的事，我们一定反映上去，争取早日动工，早建早收益，让乡亲们看到希望。
雷安镁习惯地捋了捋头发，继续道：后三峡发展，不能光给钱，要鼓励移民搞项目，这个项目不是大项目，而是以家庭为主，进行小型种养殖。移民的日子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国家拿出一部分钱买养老保险，再加上自己投保，“双女户”补贴，有的还有低保享受，国家20年的扶持，只要不是天灾人祸，过日子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雷安镁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谈到“三农”，老雷叹了口气。“三农”政策强农惠农，照顾弱势，但有些狡猾的人心理就不平衡，有的在背后搞名堂。开会很难哪，不给钱不来，每次都得30元，组长人均一块五一年，组不大的，也就百来元，给他们补点电话费，一年两百，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但也只能这样，这些钱从村委会的房屋出租金里支。好在我什么事都干在明处，不捞百姓一块钱，没人拿捏我，连续十二年高票当选。对过去我没有遗憾，对未来我有想法。现在上面调子很高，要求很严，什么问题都不能出村，可给村干部的待遇又低得不能再低，一年也就4000元，计生专干和民兵连长各1500元，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光是电话费每年少说2000元，工作成本高，要不是凭精神，谁愿意干啊？不少人说，干这个不如外出“打洞子”（打钻）。现在做个小工每天也能得80到100元，还管吃管住管烟酒。像我这样，帮哪个老板当当管理，计个账，少说月薪也能拿个三四千。今年八月就要换届了，我不想再干了，年龄大了，视力、记忆力都下降，身体也不如前。我现在不提出辞呈，是因为我想拿那个离职补助，一年180元。我说，不止，是1000元。他不信，当场打电话给一个叫李部长的，核实以后，说，您说得对，是1000元。自然选掉，我才能拿到这个补助。不然，太亏了。我说，如果上边和乡亲们继续让你干呢？他笑而不语，只是摇头。家里有没有困难，我又问。他眉毛一扬，说，我家里日子算过得下去，两个女儿大的毕业于四川大学，小的毕业于中南民大，一个学的美术，一个学的音乐，现在都在深圳一家信贷公司供职。今年春节我们老两口去深圳过的年。爱人动过两次手术，干不了重活，开了个小卖部，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我这人喜欢抢先，原来在二组时，我第一个在山上盖平房，现在在四组，我也盖了幢二层小楼，算不上别墅，但风格别致。说到这儿，老雷脸上很满足的样子。
我让他谈谈基层党建，他不紧不慢地呷了口茶，说，我们村里党员18人，平均年龄50岁，普遍老化。大学生村官是个新事物，但没有把这件事做实。有的大学生对农村工作不太懂，做不出实绩，只想镀金，老百姓不认，培养不出感情。当地年轻有能力的都外出了，只能培养年龄大点的。我们去年发展了两个新党员，一个46岁，一个52岁。老化问题很难解决。我们18个党员中，有不少是在大集体时发展的，有的自身素质不好，做的不如百姓，让他“双带”啊，带个屁啊。上边出发点是好的，让老百姓多得实惠，各种补贴很多，但像天女散花，不集中，给得不痛不痒。有个村民拿到粮种补贴卡，一看才一百元，说，还不如摸牌吃个冲。国家最好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补贴集中起来，搞点基本建设，解决道路和水的问题。山区的粮补，实在是花的冤枉钱，一亩按两季算，钱给了，但有的户头长年不在家，地也荒了。有的房子不修，风吹雨淋，成了危房，国家也要补贴。现在讲要“通达、通畅”，一公里路10万元，要了项目，费了好大劲，但路修好了，有几个人用啊。有个叫送子园村的，名册上160人，只有10人在家，将来，山是空山，村是窝巢，路建得再好也没用。
时间不早了，我问老雷，当村干有什么体会？他说，村干要自重，如果老百姓不认你了，你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