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各种大型活动及一些代表国家的活动均有四川曲艺界的演员积极参加。
1952年12月，四川曲艺演员李德才、车辐、邹忠新、肖湘泉、李明山、李少华、张志凤等人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李德才为战士们演奏了他根据四川扬琴传统器乐曲牌改编的扬琴曲《百万雄师下江南》，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接着1953年3月，又有王永梭、张宝箴、黄德君、罗俊、刁吉安、周玉麟、冯治国、周凤琼等曲艺演员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演出。同年10月，李月秋、熊青云、傅万才、李少华、何涛等曲艺演员再度赴朝，参加慰问演出。几次赴朝，都出色地完成了慰问任务，受到领导和广大志愿军战士的高度赞扬，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四川曲艺是有功可记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际交往增多，文化交流活动频繁，独具特色的中国曲艺、四川曲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1957年7月，北京的魏喜奎，四川的李月秋、熊青云（琴师）等曲艺演唱家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李月秋演唱了四川清音传统小调曲目《小放风筝》《忆我郎》《青叶》荣获金质奖章。这是四川曲艺第一次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艺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四川曲艺争了光。
由此，中国曲艺、四川曲艺更为世界瞩目。曾多次到中国、到四川成都的“日本中国曲艺鉴赏团”发起人冈本文弥先生，于1987年9月率领“第七次日本中国曲艺鉴赏团”来我国访问了上海、成都、苏州。于23日至25日在成都期间，观看了四川省曲艺团、成都市曲艺团的演出，回日本后，在座谈会上，冈本文弥先生谈他对中国曲艺艺术的感受时说：“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各地听了品种多样的曲艺，其动人的魅力，令人极为兴奋。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为中国的曲艺所激励、所宽慰，成为我生活的寄托，使我晚年精神饱满。”
另一位团员吉川良和先生说：“这次，我有幸第一次参加中国曲艺鉴赏团，在成都有机会听了邹忠新（金钱板）、谢惠仁（竹琴）、徐述（扬琴）热情而又韵味深长的说唱，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接触四川首屈一指的优雅的扬琴、清音这些情感丰富的曲艺，体会到中国曲艺的深奥程度。中国是曲艺的宝库，至今保存着丰富多彩的曲艺，并且很好地保存下来，我接触到这样至高的曲艺艺术，才深切地理解‘百听不厌’这句话的含义。 ”
团员永井启夫也兴奋地说：“在成都听曲艺，比如《黑虎缘》《香莲闯宫》（引者按，此系四川扬琴传统曲目）等等，我发现，男女演员相对说唱时，两人几乎都没有眨眼睛。睁着大大的眼睛，不时把视线送给对方，对方立即接着说唱。用眼睛来表演，来歌唱角色的心情，我认为是四川曲艺的特色。”并且提出“为了让日本的专家和观众看到这种眼神，我希望实现四川曲艺来日演出”的要求。
看来，这位日本朋友不仅听得认真，观察细微，而且基本懂得了“坐地传情”这一曲艺艺术审美准则。
1982年3月，“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在苏州举行时，来自美国达慕斯大学教授白素贞（中文名）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中文名）两次邀请了四川曲艺代表团的熊炬、徐述、傅兵、程梓贤、包德宾、沈伐等人座谈。在座谈会上，石清照教授用非常流利的中国话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中国文学。先对大鼓发生兴趣，进而对中国曲艺很感兴趣。对南方曲艺很想了解。1978年我去过四川，看过川戏，买过曲艺唱片，觉得四川川剧和曲艺很丰富。这次我又看了四川曲艺演出。四川曲艺蛮动听！丰富多彩。”接着在观看了沈伐演出的谐剧《卖膏药》《赶汽车》后，很激动地说：“看了你们的谐剧，我也热起来了！我也要写谐剧，请白素贞来演……”由此足见四川曲艺的艺术魅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曲艺频频亮相海外，向各国朋友展示其迷人的风姿，架起和平、友谊之桥。
1986年10月，重庆市曲艺团清音演员朱砂随重庆市歌舞、曲艺、杂技艺术团应日本尾道市观光协会的邀请，赴日本参加该年举办的“菊花偶人节”演出。张尚元先生在《清音袅袅传扶桑——四川清音新秀朱砂去日本演出》（载《四川曲艺通讯》第十二期）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四川清音大受日本听众欢迎的盛况，该文说：她（朱砂——引者注）这次赴日本，演唱了《青叶》《摘海棠》《花洞房》《布谷鸟儿咕咕叫》等一批优秀的四川清音传统和现代节目，也兼唱中国民歌和日本歌曲，都受到日本观众的喜爱。观众常常在唱了一环（小段）之后，也要大声叫好，鼓掌助兴，间或和着节奏一边鼓掌，一边喊：“樱花、樱花，加油、加油！！”一直到唱完一曲。樱花是因她和尾道市市长博田先生一起在该市的欢迎会上合唱日本民歌《樱花谣》受到欢迎而挣出的雅号，一场演出完了，许多观众又围住她叫樱花，又比又画表示祝贺。……一位前田老太太，听她儿子前田先生说朱砂自弹自唱《摘海棠》很好，一大清早从外地赶来观看，但那个节目要晚上第三场才演唱，她就一直等到晚上看完了才满意地驱车回家。
1988年8月，以时任成都市曲艺团团长、著名四川清音大师李月秋的高足、清音演唱家程永玲为领队的“成都市民间艺术家小组（包括三名琴师、一名翻译，共五人）应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市市长和该市第35届国际夏季艺术节及奥地利林茨市市长的邀请，在南、奥两国的七个城市，成功地举办了11场《程永玲四川清音独唱音乐会》，反响十分强烈，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据杨文摘引的《成都市外事简报》（《四川曲艺通讯》第十四期）说：“按照艺术节惯例，每个参演团体都要在卢布尔雅那市最大的玛克西超级市场大厅对群众做25分钟的宣传见面演出。小组当天演出时，偌大的市场内，无人走动，鸦雀无声。每当唱完一曲，掌声比唱歌的时间还要长。”举行首场演出时，盛况更为热烈，以至程永玲五次谢幕都下不了台。程永玲演唱的四川清音被誉为“是艺术节最高水平的节目”。
后来，程永玲率领的成都市民间艺术家小组，又于1992年7月前往加拿大温尼泊市参加“温尼泊国际艺术节”；1998年1月，前往美国菲尼克斯市参加成都市与菲尼克斯市缔结友好城市十周年庆典活动。在以上两处程永玲演唱的《小放风筝》《摘海棠》《布谷鸟儿咕咕叫》《峨眉茶》等四川清音曲目，以其甜美婉转的旋律，独具特色的蜀乡风情，征服了异国观众，感动着移居海外的华侨。加拿大温尼泊市市长威廉罗利先生还在欢迎会上向程永玲颁发了温尼泊市荣誉市民证书，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读者一定比我更明白的。
花鼓，是四川曲艺中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曲种，演员自击锣、鼓伴奏唱述故事。另有与杂耍结合，即演员一边唱，一边向空中抛掷木棒，或特制的刀、叉称为“飞刀花鼓”，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色彩，不过现在基上见不到了。
1992年6月，“飞刀花鼓”艺人陶明成（已故）、刘陶师徒俩应邀随“中国民间艺术团”到法国蒙彼利埃市和奥拉尔格市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艺术节”和“第六届‘演员之春’艺术节”演出，同去的还有“糖画”、“面塑”等民间艺术。
师徒俩演唱《断桥》《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曲目。在演唱的同时穿插着飞刀、飞叉的绝技表演，这种保持着街头行艺的原生态演出形式，一时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世界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道，称赞师徒俩的飞刀花鼓“艺术带着乡土气息，同时又极其精妙”。
陶明成演唱他创作的新词时，其中有一句“法中人民手牵手”，他提出应改为“中法人民手牵手”经团领导认真研究后，同意陶明成的意见，改“法中”为“中法”。这虽只是一个字序的变动，却生动地体现出一位民间艺术家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深深的爱国情怀。
1986年10月，应法中友协、法国东方之友协会的邀请，由原东城区委副书记何昕旭为团长，原东城区曲艺队演员林同清、徐志秀、康先洪、黄荣华、李卷怡、江维芳、何锦辉及茶艺工人吴青云等11人组成的“成都市东城区民间艺术演出团”到法国巴黎参加第15届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
出发前，法方提出了要原汁原味地欣赏四川曲艺、四川扬琴，包括环境、氛围在内的要求，所以茶园所需的“三件头”茶碗，川西茶馆内特有的竹椅、小方木桌等都由成都运到巴黎，在巴黎夏乐宫剧院中央大厅“克隆”了一座具有成都地方特色的“成都茶馆”供演出用。
七名扬琴男女演员，身着传统旗袍、中山装，坐在台上，一边操琴，一边引吭高歌。琴声托着歌声，在大厅内回荡、升腾。如敦煌飞天的绸带，舒卷多姿；如瑶池仙女的长裙，轻盈透明。歌声与琴声相映，时而慷慨激越，如万马奔腾，似黄河咆哮；时而轻细幽咽，如涓涓流泉，似游丝飘浮。时而苍凉悲壮，时而又如泣如诉。台下三百个座位座无虚席，茶堂馆吴青云师傅肩搭白色毛巾，手提短嘴铜壶麻利地穿梭其间，为听众掺茶续水。从听众神采飞扬的脸上，看得出他们被这东方民间艺术深深地陶醉了。在淡淡的茉莉花茶的清香中，仿佛忘记了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而是置身于中国四川成都的茶馆书场中，聆听四川扬琴。艺术演出团在法国巴黎的“成都茶馆”中演唱了《活捉三郎》《打金枝》《三罪世美》等扬琴传统曲目。演出结束，观众纷纷拥到台前争着与演员握手以示感谢与祝贺，或拿着精美的节目单要求演员签名，以作永久性的纪念。
在巴黎的11场演出，场场客满，盛况空前。《光明日报》驻巴黎首席记者贾斌发回国内的报道说：“一个别开生面的中国茶馆，把巴黎秋季‘中国年’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这里，从十月初开业以来，始终顾客盈门，盛况不衰，来自成都市东城区的民间艺术演员们……有唱有说，把故事中的不同人物表现得绘声绘色、生动感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甚至，不少观众在已无座位的情况下，宁愿出三十八法郎在两旁走廊上观看演出，这种情况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巴黎的新闻媒体电台、电视台及各报，如《费加罗报》《巴黎晨报》《欧洲时报》《十字架报》等，都对“成都茶馆”及四川扬琴演出作了详细的大版面的报道。
从1957年李月秋首次在莫斯科演出，到上世纪80年代，四川曲艺频频亮相海外，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生动地说明，越是有民族性的艺术，就越是有世界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