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文化的不对称形铜钺，都是竖銎的，在广大的欧亚草原地区，则流行一种横銎的斧钺类器物，其刃部往往制作成不对称的形状。如在咸海西岸塔吉斯坦（Daghestan）Velikent地方3号丘11号墓出土有两件不对称形斧，其中1件銎内残存木柄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数据为2851-2367B.C.，年代很早（Philip L. Kohl， Magomed G. Gadzhiev & Rabadan G. Magomedov， between the Steppes and the Sown： Cultural Developments on the Caspian Littoral Plain of Southern Daghestan， Russian， c.3600-1900B.C.，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Edited by Katie Boyle， Colin Renfrew & Marsha Levine， Short Run Press， 2002. See also， Philip L. Kohl， Integrated Intera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ronze Age， Archaeology of Borderland ，Investigations in Caucasia and Beyond， Chapter Ⅰ，Edited by Adam T. Smith & Karen S. Rubins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2003.）。相近的造型在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都有发现（Marija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ig. 12，1-2， fig.13， 1-4， Mouton & Co.， Paris， the Hague， London， 1965.），可以说是欧亚草原地带很普遍的一种器型。就我们所见，年代较晚的发现是在伊朗西部鲁里斯坦（Luristan）的墓葬中，美国著名艺术史家波普（Arthur Upham Pope）的巨著《波斯艺术综览》（A Survey of Persian Art ）中著录了其中的9件，其造型意匠和我国南方地区的同类器物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器物可能不是实用兵器，而是只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由于非科学发掘出土，只能笼统地将其年代定为前阿赫美尼德时期（Pre-Achaemenid Period，即公元前六世纪中期以前）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和这里发现接近的Siyalk墓地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十世纪左右。此外，这里还发现有和我国考古工作者所称的“月形铜钺”形制相近的横銎斧（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Plate 48-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1938.）。这里发现的一些器物的銎侧，往往焊铸有立体动物形象，和滇文化器物可资比较，我们后面还会谈到。欧亚草原地带的发现，年代早于中国南方的同类器物，除了銎部的不同外，整体的不对称造型十分接近。联系到前述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的中国西南地区多种文化因素都与北方草原地区存在联系的情况，我们认为不对称形铜钺很有可能也属于同样的情况。当然，限于资料和篇幅，这里不能详细论证其传播的细节，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有待今后更多资料和更深入研究的验证。
以下从动物意匠本身的比较，就两地动物意匠的关系进行一些讨论。
滇文化中牛的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体型较大，额部粗壮，额前有明显的凹陷，角较长，从额脊两端伸出，先平直而后略向上翘，项峰较高，大耳、长尾，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此类牛，据研究与现在云南南部的印度野牛有亲缘关系（张兴永：《云南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牧业》，《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另一类体型较小，牛角长而弯，肩部有高峰，阔尾，汪宁生先生考证，此类牛应为“封牛”，即今之“瘤牛”（Zebu）（汪宁生：《“滇”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云南青铜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增祺先生亦认为，其很可能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及中亚地区一带的封牛，后来随当地游牧民族南迁于云南，成为滇国的饲养对象（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63，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汉书?西域传》：“（罽宾）出封牛。”师古曰：“封牛，项上隆起者也。”《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李贤等注曰：“封牛，其领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槵牛。”《后汉书?西域传》：“（条支国）出师子、犀牛、封牛。”这些文献记载表明，汉代封牛多产于西域。《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表明到了后汉时期，封牛在西南地区已经大量饲养。总之，封牛形象在滇地的出现，可能是滇地与北方的西域等地存在交往的证据，当然这一点还需要今后更多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来证实。上面我们谈到，蛇在滇文化中可能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因而在艺术造型中广泛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蛇在草原艺术品中尽管数量没有滇文化多，但同样是存在的，如十八世纪一位丹麦学者Nikolas Cornelius Witsen收到一批来自俄罗斯朋友的馈赠，共40件金制艺术品，其中有一件，为猛兽与巨蛇相斗场面的镂雕牌饰，猛兽蹲踞，口与蛇吻相接，正在撕咬，蛇身缠于兽颈（Karl Jettmar， the Art of the Steppes， the Eurasian Animal Style， p.15， Plate 2， London：Methuen，1967.）；戴密多夫（A. N. Demidov）献给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中，有三件怪兽与蛇撕斗的金带扣（M.P.Zavitukhina， the Siberia Collection of Peter the Great， Frozen Tombs， the Culture and Art of Ancient Tribes of Siberia， fig.2， p.15，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td.， 1978.）。上述几件，均是怪兽与蛇相搏的主题，如果说这种意匠在滇文化中没有发现，尚存在相当的区别的话，据传出于内蒙古的一件战国时期怪兽噬鹿自然形牌饰，怪兽整体似大型猫科动物，面部似格里芬（Griffin），其头、颈部有鬃，怪兽及鹿的足下有蛇缠绕，蛇除作为一种装饰的主题，还起着平衡画面布局和连接整体的作用（Emma C. Bunker， C. Bruce Chatwin， Ann R. Farkas， p.129，p.143， fig.112， “Animal Style” from East to West， Asia House Gallery Publication，1970.），与滇文化的造型意匠就惊人地相似了。尽管这种造型在草原地区并不多见，就我们所见目前仅此一例，且如前文所述，蛇在两地的文化内涵可能不同，但造型和构思上的高度一致让人很难否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滇文化中的有銎兵器，以横銎纳柲，如戈、啄、斧、钺等，往往在銎上铸有立体动物形象，有的形成一种固定的组合，采用中轴对称排列。此类兵器本身，尽管有学者认为是受商周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肖明华：《滇文化中的横銎兵器》，《四川文物》2004年1期。），但学界一般认为其和北方草原多少存在一定的联系。如童恩正先生认为，滇池地区的銎内戈，应是受条形斧的影响而产生的，可能与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关系（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4期。）；宋治民先生认为，滇文化中啄和一类戈，系以銎内柲，和北方地区的啄戈（有关“啄戈”的具体情况，可参考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有一定的关系（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12期。）；邱兹惠先生指出，以横銎纳柲的兵器在殷商及西周早期的中原文化曾经显现，器型源自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在西南重现，为文化滞后的现象，其传播过程和路线可能相当迂回（邱兹惠：《滇青铜文化多元艺术风格的涵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A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从其上的动物造型看，也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在草原地区的有銎兵器中，也大量存在在銎上铸动物形象的例子，如1926年出土于Podngornoc湖畔的塔加尔文化（Tagar Culture）墓葬的一件横銎斧，通高15.8厘米，銎上站立一只双头怪兽，年代在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M.P.Zavitukhina，the Tagar Culture，Frozen Tombs，the Cultureand Art of Ancient Tribesof Siberia，fig.119，p.90，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td.，1978.），又如1970年出土于Mt.Barsuchikha一座塔加尔文化墓葬中的銎内戈（原文定名为Battle-axe），年代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之间，通高17.2厘米，戈身细长，接近剑的形制，应为“啄戈”，横銎，銎内残留木柲，銎上伫立一只形态优美的山羊。报道者认为，此类形制的器物，在南西伯利亚部族中被用做战斗武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实用性逐渐消失，成为一种礼器（M.P.Zavitukhina，the Tagar Culture，Frozen Tombs，the Cultureand Art of Ancient Tribes of Siberia，fig.104，p.84，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td.，1978）。上述两件有銎兵器上站立单只动物的造型，在滇文化中也有存在，如晋宁石寨山M3出土立豹铜斧（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54：7，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M6出土立鹿铜啄（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59，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M13出土立牛铜啄（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59，插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等。
另外，在滇文化的有銎兵器中，还大量存在一种在斧、钺、戚、矛等器物的銎之一侧焊铸一单体动物形象的造型意匠，如晋宁石寨山M13出土铜矛，銎侧焊铸一豹（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34-35，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同墓所出铜斧数件，銎侧焊接动物有兔子、豹、羊等（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53，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这样的例子尚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相同的造型意匠，在欧亚草原及周边地区亦可寻到一些踪迹，如大英博物馆藏几件铜斧，分别出自巴克特里亚（Bactria）、伊朗哈马丹（Hamadan）、亚美尼亚（Armenia）等地，銎侧均焊铸虎、豹等单体动物形象（M.Rostovtzeff，Hon. D.Litt， Iranian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late XI，p.58，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2.）。波士顿美术博物馆（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收藏的一件出土于鲁里斯坦（Luristan）的波斯前阿赫美尼德时期（Pre-Achaemenid Period）青铜锛，銎侧焊铸一只豹子（Arthur Uphu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Plate 5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1938.）。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准确描述滇文化与欧亚草原这种造型意匠之间的确切联系，但可以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留待今后进一步考察。
从上面叙述的情况看，滇文化与欧亚草原的动物意匠之间又具有相当的共性。从持否定意见的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也并不难理解：在古代相对低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动物的捕猎、畜养成为人类食物获取乃至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重要的来源之一，在有的地区，在特定的环境中，甚至是主要的来源。自然而然地，人们采用动物形象来装饰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并逐渐地形成特定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不同地区的动物意匠，由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各自具有一些自身的特色，也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因此从某些差异来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难具有确切的说服力，这是造成目前争议不下状况的根本原因。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欧亚草原和滇文化动物意匠具有相当的共性，应当反映着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在当前的资料和认识条件下，试图给问题的争议下最后的结论，条件还不够成熟。问题的最后解决，需要更多材料的积累和研究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更深入的讨论：一是具象图像的比较，二是动物意匠整体风格的比较，三是通过战国秦汉时期欧亚大陆的整体格局的研究，即欧亚草原地带的文化因素有无可能、通过何种渠道和方式进入滇地。所幸的是，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目前都有所涉及，但还远远不够。无论如何，滇文化动物意匠的发现，为欧亚大陆动物意匠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本文无意得出结论性的意见，仅是回顾和总结既往的发现和研究，在上述第一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