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横断山脉中部的云南剑川鳌凤山古墓墓葬形制也为竖穴土坑墓，但却多挖在岩石上。葬式有单人葬和合葬。发掘者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M26、72、81、126、145、42、19墓主脚端，各有凌乱的人骨一堆，能鉴别的有头骨、肢骨、肋骨、盆骨、牙齿等碎片。这种情况与晋宁石寨山M8、21和江川李家山M2、11相同。”（阚勇等：《云南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此外，墓地中共计有20座单人墓葬为“二次葬”，人骨不全，仅有头骨、肢骨、肋骨等。其中尤其是两座被称之为“肢解葬”的墓葬与黄河上游的葬式相同。其中一座为M134，死者系青年女性，“下肢从膝关节处肢解，胫骨置于股骨。上肢从肘关节处肢解，桡骨、尺骨置于头部”；另一座M203死者系成年女性，“下肢从膝关节处肢解，胫骨置于股骨。上肢从肘关节处肢解，桡骨、尺骨置于胸部”。此外，M54则为一座青年男性的墓葬，系无头直肢葬。该墓地的合葬墓中有俯身直肢葬与堆骨合葬、侧身断肢与堆骨合葬等葬式。根据上述考古现象，墓地的发掘者已经相当敏锐地观察到：“鳌凤山土坑墓同甘青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其中的双耳陶罐、随葬猪下颌骨、男女合葬等习俗外，“各种不同葬式，如仰身直肢、侧身屈肢、合葬和二次葬等亦与齐家文化几乎完全相同。鳌凤山土坑墓的解肢葬与齐家文化的身首分离葬俗（秦魏家M60）似有同样含义”（阚勇等：《云南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如同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甘青地区的这种特殊的葬俗是“不分性别，也不分贫富”的（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3期。），这就意味着它应当是一种与某一民族有关的特殊埋葬习俗。俞伟超先生也曾经提出：“卡约墓却以乱骨葬、特别是上身扰乱、包括砍头的乱骨葬为特色，但也有少量俯身葬和屈肢葬；当然，仰身直肢葬的数量也占相当比例，这显然是继承了湟中地区的齐家文化而来的。……如果从葬式的变化过程来看，似可认为屈肢葬和乱骨葬本来都是起源于甘青地区原始文化的一种葬俗。”（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1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葬俗与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如同前文所引述，才有学者明确提出这应当“是一种羌人的葬俗”。横断山脉地带史前文化中出现的这些与之相似的文化因素，显然是受其影响所致，与古代羌系民族的南迁很可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末周初至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横断山脉地带的土著民族开始进入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金属器的使用标志着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和与自然力相抗争的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们的远程迁徙活动较之史前时代也大规模地展开。考古材料反映出，这个时期沿着横断山脉的高山河谷，来自北方的诸多文化因素相继出现在西南地区。在中国考古学界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张增祺先生，他在《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一文中曾经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云南青铜文化中发现了不少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遗物，其中包括：动物纹牌饰、双环首青铜短剑、曲柄青铜短剑、弧背青铜刀、“卧马纹”装饰品、立鹿、马饰、带柄铜饰（镜）、金珠与金饰片、双耳陶罐、“和田玉”、有翼虎银带扣、狮身人面形图案、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铜啄式兵器等。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斯基泰文化，有的是我国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还有一部分是受了以上两种文化的影响，由当地民族改制和创新的”（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十三章，页201—227，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笔者曾经对上述遗物中的带柄铜镜和双环首青铜短剑作过一些专题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遗物均有可能是通过横断山脉地带由北方草原甚至更为遥远的中亚一带传播到了西南地区，从而支持张增祺先生所提出的论点（虽然目前还难以肯定这种文化的传播者一定是“斯基泰文化”）。下面对笔者的研究结论择要加以说明：
（一）关于带柄铜镜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带柄铜镜主要发现在我国新疆、西藏、川西北、滇西高原地区（近来有材料表明，战国时代长城地带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本文所述的B型带柄铜镜，参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A型：圆板形镜面，镜背素面无纹，镜体下缘带一长条形的手柄，其特点是镜面与手柄之间无明显的界线，乃一次性合铸而成。镜柄的末端多有一穿孔，形状各异。如新疆轮台群巴克一号墓地第34号墓出土的带柄镜、群巴克二号墓地第4号墓出土的带柄镜、新疆新源铁木里克第6号墓出土的带柄镜等都属于此类型。
B型：圆板形镜面，镜背素面无纹，在镜体下缘稍有凸起，在凸起部分带有穿孔，估计可能是用来铆接镜柄的。如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第5号墓出土的一面带柄镜，镜体的下缘正中凸起，上有三个穿孔，中间的孔径略大，直径0.7厘米，两边的孔略小，直径0.2厘米，其中一孔满是铁锈，疑为铆钉，可能出土时镜柄已经脱落不存。另外如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第6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原简报称之为“铜牌”）边缘凸出，上有一穿孔；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出土的一面铜镜一侧的边缘上有三个小穿孔，很可能原来系用于固定镜柄的，后来镜柄锈蚀脱落，只残存这些小孔。从镜柄易为锈蚀脱落这一点推测，此型铜镜当时所安装的可能都是铁质手柄。
C型：圆板形镜面，下带一短柄。与上述两型铜镜不同之处在于镜柄与镜背更富于变化。其中如西藏曲贡石室墓地出土的带柄镜，圆板形镜面下接一铁手柄。云南德钦永芝墓地中出土的一面带柄镜，镜面圆形，镜面的下缘有一略呈扁圆形的柄座，下接一短柄，柄的横截面呈方形，柄座上面有复杂的纹饰。云南祥云县检村一号墓出土的一面带柄镜，镜面呈圆盘状，下缘接一方銎短柄。四川茂汶县别立、勒石村石棺墓中出土的带柄镜呈圆板形，镜下缘带一短柄，圆形銎，镜背面饰有几何形的纹饰图案。四川荥经县烈太公社自强大队砖瓦厂土坑墓中出土的带柄镜带一短柄，柄上有穿孔，镜背上饰有太阳纹、鱼纹、马纹及几何形等纹饰。
笔者的初步研究结论为：“仅就现有的材料而言，可以勾勒出这种带柄铜镜传播的大致走向：从中亚一带进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进而沿塔里木盆地西南缘传入西藏的西部地区，再通过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河谷进入到四川西北与滇西高原地区，恰好形成一条状如半月的传播带。而最先传入我国的西部地区的，可能主要为A型与B型带柄镜——这也是中亚一带最为常见的镜型；进入西藏与云南、四川境内之后，在形制上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新出现了C型带柄镜，这种镜型从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很有可能与当地原有的青铜文化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交融。”（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11期。）
（二）关于双环首青铜短剑
双圆饼形剑首的青铜短剑，在中国西南地区过去曾多有发现。最早注意到这类考古材料的是长期从事西南地区民族考古的汪宁生教授，他指出：“我国从内蒙古到辽东半岛、南至长城一线的广大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别具风格，它们和远在云贵高原上的石寨山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北方青铜器中一些典型器物，在石寨山文云南、四川出土的部分带柄镜与形器
1.德钦永芝2.祥云检讨3.宁蒗大兴4、5.茂汶
别立勒石6.荥经烈太7.甘孜巴塘8.楚雄万家坝
化中仍可找到痕迹。内蒙古、河北一带发现一种青铜短剑，剑首作双圆圈状或饰双圈纹，过去称‘鄂尔多斯式剑’，这种剑在永胜九龙潭曾发现多件。”（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后来，童恩正教授在《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一文中，将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剑分为“巴蜀系统”与“西南夷系统”两大体系，提出在“西南夷系统”的云南洱海地区曾出土过一类青铜剑，“茎端作双圆饼状，此式剑不见于中原地区，在西南其他地区亦未发现，但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所谓‘鄂尔多斯式铜剑’中则有与之相似者”（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2期。）。其后，在他的另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又再次引证道：“（云南）德钦纳古所出茎首作双圆饼形的短剑，是长城以北战国时代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高浜秀《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型式分类》一文中的FⅠ式、FⅡ式、GⅡ式、GⅢ式均属此类。”（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就目前材料来看，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此类青铜短剑的地点主要有：四川凉山盐源县境内有过出土这类青铜短剑，发现地点为盐源县干海，现收藏于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笔者曾观察过其中的两柄，一柄编号为A135号，短剑为直刃剑，柄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剑茎的格与剑首部的纹饰用连珠纹连缀成三角形纹样，在三角形的外周同样饰以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连珠纹。另一柄编号为A91号，除柄的格首部稍狭外，与前者形制别无二致（此系笔者赴西昌考察期间，蒙凉山州博物馆刘弘馆长厚意提供的资料。据刘弘同志见告，西昌盐源境内近年来发现的此类青铜短剑总数已达二十多柄，资料有待公布。）。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远在西藏最西部的札达县皮央村墓地中，也曾出土过一柄与四川盐源所出极为相似的青铜短剑，这两个地点发现的青铜短剑的形制、纹饰和风格如出一辙，如果不加以仔细辨识，很难区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6期。）。
出土这类青铜短剑较多的另一个地点是滇西北高原，可举下述几例为代表：滇西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采集到的一柄青铜短剑为长三角形，中起圆柱形脊，下端饰以三角形纹，无格，茎扁平，茎首作双圆饼形（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考古》1983年3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葬出土的Ⅰ型剑，茎较扁平，上饰圆圈纹或回形纹，无格，茎首作双圆饼形，剑身呈长三角形，柱脊，后端饰三角形纹（阚勇等：《云南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滇西洱海地区永胜县金官区在修建龙潭水库时，曾出土这类双圆柄首剑25件，这是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参见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注释4，《考古》1983年3期。），据描述，其茎部为扁平的长条形，其上布满同心圆纹，茎首作成双圆饼形，内有同心圆纹线；云南西北部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M5近棺顶处的填土中曾发掘出土过一柄铜柄铁剑，形制也为双圆饼首，但与上述各例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为铜柄铁剑，其二柄作镂孔纽辫状，无格（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3期。）。此外，据张增祺先生介绍，云南陆良县板桥一带也曾发现过这种双圆饼形首的铜剑，器型和云南传统的青铜短剑不同（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页206，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关于这类青铜短剑的来源，显然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带，从其在西南地区的分布情况推测，极有可能同前文所述的带柄铜镜一样，也是通过横断山脉走廊从青藏高原或西北地区传入到川西和滇西北高原的。
（三）“石棺葬文化”中的共同文化因素
